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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概率事件 编辑 增加 删除
http://www.100md.com   2001年6月25日 锦州女孩
    小概率事件就是意外，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换算成文人“话语”，就要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至街头邂逅，大至晴天霹雳。

    我今天的职业，就开始于一个意外。1982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考研究生，不幸在车厢里遇到一个窃贼。那时他已经得手，将我上衣口袋里的一个信封扒窃过去，而我丝毫没有察觉。他打开信封一看，却无分文，仅一张准考证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车，将那张薄纸一揉，一扔，从此废了一书生前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冒着被我喊一声“捉贼”的风险，将信封掷还给我，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看看丢啥不丢？”这一奇遇造成我生活的转折，一直延伸到现在。以后也不断遇窃，有一次甚至偷到家里，但再也没有碰上一次这样的古风义贼。

    那时还剩下最后一点野气，习惯于扒货车旅游。有一次带着夫人和我弟弟扒一列货车去西安，一路上奇遇不断，甚至碰上地震。最为奇怪的场面，是在豫陕交界的一个鸡毛小站，火车突然停下不走，说是前面出了事故。好几列火车在我们身边陆续停下，其中还有从上海过来的直达快车“74次”。那种大城市出来的快车对这样的鸡毛小站通常是不屑一顾，呼啸而过。这一次它算是屈尊光顾，很不情愿地停靠下来。所有的门窗都紧闭，惟有车厢内灯火通明，傲对穷山沟的苍凉暮色。我们跳下货车，就沿着这一溜灯光的下面走，想碰碰运气。走啊走，快走完了，运气也终于来了，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车窗内大声叫喊我弟弟的名字，一边喊，一边打开车窗，把我们一个个接了上去。原来是我弟弟小时候的同学，但早已不同校，很早就转学分手了。那一次他是从上海到西安去探望父母，往车下张望一眼，竟然就看到了一个阔别多年的小学二年级同学在陌生山沟里转悠。那男孩张嘴就喊，冒叫一声，居然就没有半点搞错。

    陇海线上有一个兰考，兰考有一个县委第二招待所，我们那时习惯叫“二所”。看电影《焦裕禄》，就发现很多外景就取自这个大院。比如焦裕禄的倾家荡产，焦裕禄决定“犯一次错误”，与武装部长灯下密商去外县采购粮食来救活濒临饿死的下属，还有李仁堂装模作样地扮演地委书记从开封来查办此事，到达县委大院，从那辆老式小卧车下来，派头十足地一甩车门，作清官愤怒大辩论，都是在这个又破又脏的“二所”拍的。但在当时，知青到县城办事，偶尔耽误一晚，能住上“二所”，已经是县委知青办给我们的奢侈礼遇了，我们也不管有没有虱了，钻进被子就睡。那年冬天，我的一个少年伙伴自费坐火车来看我，正碰上大雪天，不能往乡下赶路，只能到“二所”暂住一晚。那时没有独住的概念，很自然就安排我们与另一个人同住一间，两人儿时伙伴多年不见，又值年轻气盛，一夜说个没完。我们还留有一点自觉，为了不影响那个同住一室的邻人，尽可能用家乡土语压低声音说，想着他不可能听懂，也就不影响他人眠。不料第二天起来，那位老者把脸一抹，哈哈一笑，然后用侉里侉气的兰考话对我们俩说：“你们说了一夜，我也听了一夜，你们的家乡话，我全听懂了!”他拍拍那条空荡荡的裤腿，又接着说：“我这条腿，就是四一年反扫荡，丢在你们家乡的。我在那打了三年游击，你们那几句南方土话还听不懂吗？”两个面面相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们说了不少反动话，还涉及到中央“文革”的具体人名，全让这个一条腿丢在三千里外的老汉听去了。

    类似的奇遇去年在纽约又碰到一次。几位朋友请我去一个饭店吃饭，席间谈起上海“文革”初期的经济主义妖风和一月革命。我予以正面评价，几个人就争论起来，我说：“这件事要是上海的某某某在场，就能说得清楚，他是当事人，而且了解内情，可惜——”正说着，这个某某某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了!这是在纽约东城，不是在兰考“二所”，隔着上下三十年，还有一个太平洋，时空两端皆相遇，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还得是个“后现代美国活曹操”，概率之低，只能说是千万分之一甚至是亿万分之一。他却拉开一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大咧咧坐下，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看得我眼睛都直了，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人的运气也不能太好，否则，另一种概率就会在负极聚集，生成一些负面事件，一报还一报。那次美国之行，我不止一次碰到好运，结果乐极生悲，留下了一个终生遗撼。

    我小时候常常等在弄堂口，等着我的小伙伴，回来讲他中学里有个叫刘海生的语言教师如何剑胆琴心，思想深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两个细节或者故事。那又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季节，随便一颗种子落在少年人干涸心田里，都会发酵疯长。久而久之，在我的热切想象中，刘海生就被放大为一个“会弹钢琴的十二月党人”。

    虽然从未谋面。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外滩55路公共汽车里旁听到另一个乘客说，她的中学老师责怪她将《顾准文集》这样的书只看了一遍。当时车厢里没有灯，黑暗中鬼使神差，我竟然上去插话，而且一语猜中，那个中学教师就是我想念了二十多年的刘海生!这个小概率事件使我兴奋不已，回来写了一篇短文《缆绳系岸》，发在《新民晚报》上，大意是说生活里有一种像缆神一样的东西，多年前飘过来，再打个结飘过去，按概率它走不了那么远，早就该寸断，居然就磨不断，一寸一寸地蜿蜒，几十年能走一个来回。刘海生当时已经是沉疴不起，在病床上读到这篇文章，打电话来问，这样就有了联系。他很希望我能去谈一谈，大概想看看一个素昧平生的旁听生是个什么模样。我那时行期在即，脱不开身，也顾忌去他病床边看望的人已经太多，不好意思添乱，于是双方在电话里长谈了一个多小时，约定我从美国归来，再好好地见一面。我到了美国，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畅谈了三天，说起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居然他们也是刘海生的学生，至今还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于是那三天就多了一个话题，不断讲刘海生的故事，讲他的险峻出身，讲他的“文革”遭遇与不屈，还分析刘海生这样的理想型人格在大陆这个环境如何罕见，以及他如果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一定浮想联翩，等等。就是北美洲那个偏远的农舍里，三个人把一个世界越说越小，似乎这世界上的知音不必灰心，或迟或早，上帝总会让他们见上一面。其实是因为太少，就这么几个人，很容易相互知道。反过来一看，也是因为少，眼看就要碰到一起了，即失之交臂。几个月后，我回到上海，行囊刚落，就接到一封镶着黑边的小信封。打开一看，刘海生因病去世的讣告赫然在目!

    我颓然无语，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会有这么多人来与他告别。人群沉默着，排着队，一直站到大厅外面。吊唁者中，我还认出几个经常见面的熟人，此前谁也没有想起来说一声，我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师友，有一个本来可以相通的枢纽，只要有谁能单击一次这个枢纽，这个日益死寂的世界里有一个小小界面就可能激活起来。那天也没有放通常的哀乐，而是按照刘海生的生前爱好，播放他喜欢的一首钢琴曲——肖邦的《葬礼风》。财经大学的刘新是我的同代人，此时代表海内外所有学生致悼词。他最后一句已经泣不成声，只能几刘海生遗像深鞠一躬：“老师，下课了……”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海生夫人赵佩秋先生，她拉着我的手，泪下如雨：“缆绳断了，缆绳断了……”我知道是我不好，这已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生不得见死方见，竟然是在老师最后一次“下课”，才得见先生一面!

    人们通常埋首于日常生活的川流不息，不太欢迎小概率事件突然来袭。是让人在琐事中逐渐平静，以免一惊一乍，还是来点冲击甚至突然一击，身心一震？当然也不能高估小概率的作用。一箭袭来，转瞬即逝，撕开那厚如天幕的尘埃？但也毕竟有过一二，证明这样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的。或许仅凭这一两点意外，这世界就值得去等。 (作者:)(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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