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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吹过土窑课堂 编辑 增加 删除

http://www.100md.com   2001年6月25日 锦州女孩
    

    去佳县的崔家畔小学采访,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虽是初冬11月,陕北却已有几分寒冷。在黄泥小道上走过九曲十八弯,山崖下一扇破旧木门打开了,门缝里侧身迎出位女人,她一脸腼腆,连声说道:“辛苦了,辛苦了。”

    她叫马爱琴,是佳县佳芦镇崔家畔小学教龄最长的老师,也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有趣的是身为校长,马爱琴不仅不是公办老师,甚至也不是民办老师。从最初每月8元工资,到16元、36元、50元,直至今天的月薪90元,十多个年头过去了,马爱琴老师一直都是位代课老师,区区90元钱的月薪也要到年底才能兑现。

    提起教书生涯,马老师的眼睛潮湿了,她用一双粗糙的手擦拭着眼泪,声音哽咽地讲述了她36年的辛酸。7岁那年,马爱琴没了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七学习成绩却是第一的马爱琴后来考上了高中,为了能让她实现上大学的梦,两上姐姐自愿弃学回家务农。供养一个高中生对穷苦人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马爱琴不能堂而皇之地在学校上灶,姐姐能为她带的最好的饭食就是晒干的土豆丝。长期营养不良及过度用功,马爱琴患上了胃病和高度近视。看病和配戴眼镜,对贫穷山乡的农家女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结果,马爱琴以25分之差的高考成绩,痛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马爱琴落榜了,大学校园少了一位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马爱琴落榜了,老区佳县最贫穷的小学却有了一位菩萨般的老师。

    1986年马爱琴嫁给了崔家畔的文盲后生,她说;“我嫁给他是看上他家‘富有’。”那时她以为“富有”的婆家能满足她再深造的愿望。婚后,马爱琴发现没文化的丈夫是位通情达理的汉子,尽管他家的“富有”并没有让她实现梦想,她还是心甘情愿地做了丈夫脱盲的家庭老师。做丈夫的还没来得及学会写自家的名字,新娘子就被乡亲们簇拥着来到了学校。当时的学校只有三孔破窑,窑壁墙皮剥落,窗户也是用碎石头临时垒砌的,情景颇为凄凉。

    在三孔窑洞里,马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对全校六个年级的学生,进行着复式教学。每节课,给低年级的学生教完生字,然后,她再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解课文。

    通常情况,最贫穷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也难尽如人意,马爱琴并不气馁。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她就在心晨对自己说:“也许,我没有能力改变学校的状况,可我一定要让我教的班极,不再是全镇倒数第一。”马老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带的毕业班是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被送进初中的,这对崔家畔小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为了这一切,马老师失去了她惟一一次可以转为民办教师的机会。

    那一阵子,正是毕业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马老师总觉得腹部疼痛,她以为是胃病又犯了,便没有在意。白天马老师忍痛给学生上了一天课,晚上改完当天的作业,还要给有问题的学生补课,若碰上阴天,怕天黑沟深,她一定要把学生送回家才放心。

    日积月累的操劳,马老师终于支持不住了。站在课堂上马老师讲着讲着,剧烈的抽扯疼得她直吸冷气,她连忙用双手紧紧顶着腹部弯下腰。看见老师双颊苍白满面是汗,孩子们央求的目光好像在说;“老师,您别讲了。”马老师硬撑着站直身子,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孩子们的功课。然而,疼痛已折磨得她没有出声的力气,身子一歪,马老师软软地倒在了纸做的黑板旁。

    马爱琴被他健壮的丈夫拉到了医院。经诊断,马老师患了阑尾炎,必须手术切除。岂料上帝却让躺在医院手术台上的马老师,与获得“省任用证”的考试失之交臂。没有“省任用证”,就没有资格参加晋升民办教师的权利。从此,转为公办教师的门也将永远不会为马老师开启。

    能够成为公办教师刘贫困山区民办教师最璀璨的梦想;失去了梦想的马老师,神情落寞地躺在病床上。丈夫安慰她:“转不了民办,咱回家去。”一想到告别讲台,马老师的心便有种说不出滋味的痛楚,这样的痛楚,高考落榜时她曾经历过一次。她知道自己跟粉笔和教科书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惦记着课堂和孩子们,出院的第二天她又回到了学校。

    固守在没有讲台的窑洞教室,她一次又一次对新生们讲:“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就是做农民也要做有文化的农民,再不要像你们的父母,走出村子连个男女侧所都找不上。”为了增强学生的形象记忆,她总是坚持带着孩子跑好远的山路,面临一洼水库,对这些从小只见过石缝滴水的学生讲“海水”和“浪花”之类的课文;在昏暗的灯晕里,她一次次总结出便于山地学生理解的教学方法……

    第二个孩子刚生下30天,马爱琴牵挂着学生,把儿子扔在炕上,径直踏上通往学校的土路。学生们看见她的身影,呼唤着“马老师回来了,马老师回来了”。纷纷向她跑来。马爱琴说:“那一刻,我真地体验到了尊严和幸福的含意。”

    不同的人对尊严和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每当马老师带着她的毕业班走进初中学校的考点,看见守候在门口匆匆塞给她一把瓜子、几颗糖,或是端来一杯热水、递上一块湿毛巾的往届生,她的眼睛里总会闪现出只有心地纯净的人才会有的纯净的光泽。她说:“那种被孩子爱戴的感觉,真是太神圣了。”

    有所得必有所失。十多年如一日的辛苦教学,马爱琴始终是村里穿得最俭朴的婆姨。因为,她没有时间喂猪,没有时间跟丈夫一起伺弄枣树。在山村,没有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家户,就没有家庭经济来源。丈夫常常看着自己的瘦猪跟她开玩笑:“转不了民办,不如回家养猪。当老师担子重,挣不下钱,挣下了又拿不到手,白干。”

    马老师笑着说:“我也不明白,我咋就这么爱教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成民办教师,能永远站在讲台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师们嫌学校条件差,离开崔家畔小学。”

    村里的婆姨们推推搡搡着挤进门说;“马老师是好人,娃娃离不了她,我们最怕她不当老师。村里人商量了,公家要是不给代课老师发工资,我们就凑钱给马老师。”

    一位叫崔亚梅的年轻教师说:“我知道,马老师为什么丢不下学校,为了就是乡亲们的这份信任和尊重。”马老师眼含泪花点头默认了。

    马老师带着参观六间教室时,我看见每一孔窑洞的后墙都有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其中一孔明显地坍塌过。课桌是破旧的木板钉制的,做黑板的墙壁也多有剥落。同样残破的讲桌是用报纸糊过的,有一张上面还依稀可见“谢谢”两字。

    马老师说:“我发现讲桌被孩子们用报纸糊好了,我心里很温暖。下课后,我在桌上写了两个字以表示我的谢意,从此孩子们再换新报纸时,有意留下这两个字,而我看见这两个字,心里就会涌出只有做老师才会有的自豪。”

    参观了崔家畔小学的窑洞教室,也认识了马老师的五位同事。她们中跟马老师一样,脸上刻满岁月纹路的是32岁的李彩萍老师。另外四位全是年轻人。山野的风还没来得及在她们稚嫩的脸庞上留下印痕,她们的脸上、眼中,有着跟城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梦想。

    六位女教师,年龄不同,阅历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六个人都是高考落榜生,都是代课老师。四位年轻老师中,23岁的常秋番已是村里的新媳妇,崔亚梅和崔鲜花刚刚20岁,崔巧安才19岁。看着她们我的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跟马老师一样,我怕穷困的学校留不住她们;另一方面,我又为她们不平,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连电视、广播、报纸都没有的地方,她们还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复习一年再考?”我问她们。

    “补习对我们农家女来说是不现实的,家里电灯都用不起,哪里有钱让我们补习?”崔亚梅老师低着头说。“想不想到大城市闯一闯?”我问。崔鲜花羞怯地看了同伴一眼说:“家里人不放心,怕遇上坏人。”马老师因手术去过一次榆林城(地区行署所在地),其他五位除了十多里外的佳县县城,再没去更远的地方,几元钱的车费对她们来说的确很昂贵。崔亚梅说;“凭我们这点知识,就是有钱能出去,到了城里能干什么?与其在城里端盘子、当保姆,还不如在这儿当老师,教孩子。”

    “当老师快乐吗?”我问。崔鲜花和崔巧安笑着点头。“她们都是好老师,崔巧安带的班极全镇统考第二。”马老师指着崔亚梅说,“亚梅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她是学文的,喜欢读书,读的书多,想得多痛苦就多,得几年磨的。”

    其实,痛苦是磨不去的。我问她们有没有恋爱,她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不想谈。”在山村,同龄人有的已做了母亲,她们拒绝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不想太快陷入农村妇女生生都无法摆脱的旧轨道。她们甘愿守在哪怕发不出工资的学校,把知识的火把传递给年幼的学生;甘愿每天晚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灯,一遍遍阅读早已翻破的书,书是她们的高中课本,里面的字句记载着她们的梦,尽管已是无缘再圆的梦。

    我理解她们在痛苦中挣扎的心。为了打破那一刻的沉寂,拉着她们冰凉的手我问:“为什么不多穿一点?”“听说有记者采访,我们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出台’服装。”马老师一句话逗乐了大家。崔亚梅说她的夹克是借小姨的,崔巧安和崔鲜花穿着单薄的春装,冷却鲜艳;常秋番最幸运,平绒质地的新娘装正好派上用场。马老师的蓝色西装显得寒酸些,可她却自豪地说:“这是五年前新做的,花了90元钱呢。”她珍爱地抚着衣襟,指了指刚进来的丈夫问我:“你看我是不是比他阔?”我被她问得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夜幕降临,我要走了,马老师和她的同事们硬塞给我一包酒枣,惟恐我不收,她们再三说;“是自己家的,没花钱。”

    再回首,马老师的笑脸在傍晚显得越发沧桑,而崔亚梅的眼睛却在暮色里明亮着,远远地,她对我喊:“老师,我会写信给你的。”

    当身后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歌声时,我的泪,滴浇在脚下这片生长贫穷的土地上。仰望苍天,我祈祷:但愿马老师们的梦想能变为现实,但愿崔亚梅们不再有马老师们的苦恼,这毕竟是一片需要知识滋润的燥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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