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一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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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工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宫。一场****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日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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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音，《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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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话·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百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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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 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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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 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rfect virtue(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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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挈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友，毋以交于右。此之消挈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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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挈炬”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挈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沦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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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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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行？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活·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水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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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白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白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理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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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 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 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探情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到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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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竞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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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光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未，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 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百拇医药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宫。一场****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日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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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音，《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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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话·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百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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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 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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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 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rfect virtue(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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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挈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友，毋以交于右。此之消挈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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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挈炬”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挈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沦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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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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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行？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活·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水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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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白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白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理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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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 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 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探情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到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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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竞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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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光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未，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 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