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外的较量
上周，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盐召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对王同亿编写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的评论。来自32个单位的75名辞书界专家学者纷纷发言，他们以大量事实说明这是一部在政治性、评科学性、知识性等方面存在大量错误，收入很多低级粗俗、污秽下流内容，胡乱收词、胡乱释义、胡乱举例的“一塌糊涂”的词典。专家们指出，词典是案头备查的工具，只有在查到有问题的条目时才有可能发现错误，可能有些错误一辈子也发现不了，但对于它的“销售对象”，中小学生(重印时改为“一切现代读者，尤其是大中学生”)则可能危害极大。但是，据王同亿本人介绍，此书已销售15万册(书的版权页上没有注明印数，只标明第五次印刷)。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辞书学会负责人称，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拿起手中的武器。净化辞书市场，辞书学会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硬伤累累 不堪一击
王同亿与辞书界的第一次较量可以追溯到1997年以前，那次使他成为“剽窃大王”、“抄袭大王”的官司也让他名声大噪，并引发了一场“王同亿现象”的讨论和思考。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苏新春称，王同亿与辞书界第一次交锋是在法律上，而现在是在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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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王同亿正在为自己这本《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悬赏”：每指出一条错误奖励100元。许多专家戏言，“真如此，我们就发大财了。”因为他们都找出了数以百计的错误，而且他们还认为，这是“冰山的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辞典室李志江副研究员阅读了该书正文的1-50页，共约12万字，在这50页中，错别字、衍文36处，注音错误28处，共计64处，差错率达百分之五点三三，差错率远超过新闻出版署的有关合格产品的标准。如计入其中内容上的差错，则差错率还要高得多。
例如，这部词典将“诙谐”写成“恢谐”，将“勉强”写作“免强”，将“晦涩”写作“悔涩”等等。这些硬伤可以让人们一目了然。王同亿无视辞书编纂理论，对我国辞书界在编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辞海》、《辞源》的修定本等一系列词典的实践中积累、发展和完善的辞书编辑理论所采取的蔑视态度，所出现的错误又使一般读者很难发现。周明鉴先生认为“这是一本由于无视最基本的辞书编纂知识而毛病百出的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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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现在编排体例上不严谨，在收词、立目、释义上毫无章法， 例证中问题更多。
如有大量重条，对有异称的词未区分为正条和副条，均加以释义，造成大量重复和矛盾。如“瑕疵”和“疵瑕”属同义词，以前者为主条，后者作参见条即可，但《新世纪现代双语词典》却将其分别释为“一丁点儿缺点”和“微小的缺点”；“暗淡”和“黯淡”也是如此。二者第一义项完全相同，形成重复，而“黯淡”的第二义项及例证又使人莫名其妙。立目不当，收了大量根本不能作为词目的自由词组，如“捉妖”、“当官”、“爱子”、“爱女”、“早来”、“晚来”、“耳根前”、“早死”、“把心放在肚子里”、“把心掏出来”、“当朝一品”(释为“封建社会的一级官吏”)等等。
该词典中还收了大量见词明义的词：“母狗”、“母鸡”、“母马”、“母猪”、“狗屎”、“鸡屎”、“牛屎”、“鸡头”、“鸡爪”、“鸡窝”、“鸡群”、“狗屁”等等，不胜数举。
重出江湖向辞书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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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王同亿在官司败诉后的三年时间里“以命相搏、炼狱三年”、“卧薪尝胆”、“闭门造书”，从而在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天推出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新世纪字典》、《新世纪规范字典》三部字词典。
记者的一位大学同学恰好在王同亿的手下工作过几年，据她介绍，王同亿“对自己极为苛刻，每天睡得很少，中午从不休息，经常是在头和桌面之间支一根棍，打瞌睡马上就会戳醒”，“对下属要求严格，看见有人在办公室来回走动，也会恼火”，“他是以辞典为生命的，不让他编词典，他会受不了”。这样的形象似乎很难与“剽窃和粗制滥造”叠合在一起。
难道王同亿拿出这样粗制滥造的“产品”，自己不觉得可悲复可笑吗?难道生产这样的伪劣产品不自掉身价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以卵击石，孤注一掷?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双棣教授分析，王同亿也许有心理障碍，他曾经因为编纂词典而为自己获得巨大的名和利，但后来又带来恶名和麻烦，现在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真是这样，与他论理，是否有用?对他本人来说，是否可以使他悔改?与其批评他的错误，不如清除他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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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回忆，当年与王同亿对簿公堂，在法庭之外他曾与王同亿有一次交谈，他告诉王同亿，“你的问题就在于走进了你不熟悉的领域，步入了汉语辞书的行当”。然而王同亿不以为然，“难道那么多书的主编，他们都是行家吗?”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认为，“王同亿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知识基础、编纂经验的缺乏，而在于编纂辞书的指导思想、观念、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的走火入魔”。
王的实践一开始就是在一种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他还是一条道上走到黑。他认为辞书的基本内容本来就大同小异，人人可得、人人可用，无所谓知识产权，关键在于编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以剪刀加浆糊的办法拼凑了一大堆辞典，后来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现在他又使用电脑、利用网络进行拼凑，为了避免再次被指为抄袭，就在词目、释义及例证上下“功夫”，结果闹出了更大的笑话，编出来的书糟粕杂陈，错误百出，毫无章法。就如开采石油，钻头打歪了，出来的不是油，而是像油、又像污水的不知什么东西，而王同亿认为这就是石油，而且是优质石油。在出版界和学术界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确实不是石油，更不是优质石油，而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以后，他仍然坚持说开采内容不重要，大家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开采方法和包装方法。所以王编辞书虽然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但拿出来的都是劣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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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之外的思考
就如同许多学者所言，当务之急是要肃清这本词典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但是是否有办法制止这本书的销售，怎样能从根本上制止它的传播，这是学者们的思考。
——出版社和作者要提高自己的责任感，词典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人们会以它作为标准。出版社都借词典的神圣性，不顾质量，由此获得不明真相的作者的钱，是很不道德的。出版社应严格自律，不编、不出错误百出的辞书。
——应该对出版社的编辑加强辞书编辑的业务培训，对出版辞书的出版社实行许可证制度。
——消费者有权对不合格的产品要求退货，对于精神产品，是否也应该假一赔十呢?
——精神产品的抄袭剽窃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胡编乱造的伪劣产品是否也可以诉诸公堂?现在对质量低劣的图书难于制裁。
——我们的辞书编写及出版太慢，赶不上知识界、商业界的需要，在追求完美的基础上还要求新，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们的辞书，也要在出版过程中，抓住时机，要有市场和商品意识。
——出版社出版这种低级、粗俗、不堪入目且差错严重的辞书，负有责任，应该受到处罚，这样的伪劣辞书，没有辞书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把关，也能出版，说明了什么?
——重大辞书的出版是否可建立持证上岗，资格审查制度?
■文/本报记者杨虚杰 实习记者田润青, http://www.100md.com
硬伤累累 不堪一击
王同亿与辞书界的第一次较量可以追溯到1997年以前，那次使他成为“剽窃大王”、“抄袭大王”的官司也让他名声大噪，并引发了一场“王同亿现象”的讨论和思考。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苏新春称，王同亿与辞书界第一次交锋是在法律上，而现在是在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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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王同亿正在为自己这本《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悬赏”：每指出一条错误奖励100元。许多专家戏言，“真如此，我们就发大财了。”因为他们都找出了数以百计的错误，而且他们还认为，这是“冰山的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辞典室李志江副研究员阅读了该书正文的1-50页，共约12万字，在这50页中，错别字、衍文36处，注音错误28处，共计64处，差错率达百分之五点三三，差错率远超过新闻出版署的有关合格产品的标准。如计入其中内容上的差错，则差错率还要高得多。
例如，这部词典将“诙谐”写成“恢谐”，将“勉强”写作“免强”，将“晦涩”写作“悔涩”等等。这些硬伤可以让人们一目了然。王同亿无视辞书编纂理论，对我国辞书界在编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辞海》、《辞源》的修定本等一系列词典的实践中积累、发展和完善的辞书编辑理论所采取的蔑视态度，所出现的错误又使一般读者很难发现。周明鉴先生认为“这是一本由于无视最基本的辞书编纂知识而毛病百出的伪劣产品”。
, 百拇医药
它表现在编排体例上不严谨，在收词、立目、释义上毫无章法， 例证中问题更多。
如有大量重条，对有异称的词未区分为正条和副条，均加以释义，造成大量重复和矛盾。如“瑕疵”和“疵瑕”属同义词，以前者为主条，后者作参见条即可，但《新世纪现代双语词典》却将其分别释为“一丁点儿缺点”和“微小的缺点”；“暗淡”和“黯淡”也是如此。二者第一义项完全相同，形成重复，而“黯淡”的第二义项及例证又使人莫名其妙。立目不当，收了大量根本不能作为词目的自由词组，如“捉妖”、“当官”、“爱子”、“爱女”、“早来”、“晚来”、“耳根前”、“早死”、“把心放在肚子里”、“把心掏出来”、“当朝一品”(释为“封建社会的一级官吏”)等等。
该词典中还收了大量见词明义的词：“母狗”、“母鸡”、“母马”、“母猪”、“狗屎”、“鸡屎”、“牛屎”、“鸡头”、“鸡爪”、“鸡窝”、“鸡群”、“狗屁”等等，不胜数举。
重出江湖向辞书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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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王同亿在官司败诉后的三年时间里“以命相搏、炼狱三年”、“卧薪尝胆”、“闭门造书”，从而在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天推出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新世纪字典》、《新世纪规范字典》三部字词典。
记者的一位大学同学恰好在王同亿的手下工作过几年，据她介绍，王同亿“对自己极为苛刻，每天睡得很少，中午从不休息，经常是在头和桌面之间支一根棍，打瞌睡马上就会戳醒”，“对下属要求严格，看见有人在办公室来回走动，也会恼火”，“他是以辞典为生命的，不让他编词典，他会受不了”。这样的形象似乎很难与“剽窃和粗制滥造”叠合在一起。
难道王同亿拿出这样粗制滥造的“产品”，自己不觉得可悲复可笑吗?难道生产这样的伪劣产品不自掉身价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以卵击石，孤注一掷?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双棣教授分析，王同亿也许有心理障碍，他曾经因为编纂词典而为自己获得巨大的名和利，但后来又带来恶名和麻烦，现在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真是这样，与他论理，是否有用?对他本人来说，是否可以使他悔改?与其批评他的错误，不如清除他造成的恶劣影响。
, 百拇医药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回忆，当年与王同亿对簿公堂，在法庭之外他曾与王同亿有一次交谈，他告诉王同亿，“你的问题就在于走进了你不熟悉的领域，步入了汉语辞书的行当”。然而王同亿不以为然，“难道那么多书的主编，他们都是行家吗?”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认为，“王同亿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知识基础、编纂经验的缺乏，而在于编纂辞书的指导思想、观念、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的走火入魔”。
王的实践一开始就是在一种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他还是一条道上走到黑。他认为辞书的基本内容本来就大同小异，人人可得、人人可用，无所谓知识产权，关键在于编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以剪刀加浆糊的办法拼凑了一大堆辞典，后来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现在他又使用电脑、利用网络进行拼凑，为了避免再次被指为抄袭，就在词目、释义及例证上下“功夫”，结果闹出了更大的笑话，编出来的书糟粕杂陈，错误百出，毫无章法。就如开采石油，钻头打歪了，出来的不是油，而是像油、又像污水的不知什么东西，而王同亿认为这就是石油，而且是优质石油。在出版界和学术界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确实不是石油，更不是优质石油，而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以后，他仍然坚持说开采内容不重要，大家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开采方法和包装方法。所以王编辞书虽然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但拿出来的都是劣质产品。
,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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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许多学者所言，当务之急是要肃清这本词典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但是是否有办法制止这本书的销售，怎样能从根本上制止它的传播，这是学者们的思考。
——出版社和作者要提高自己的责任感，词典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人们会以它作为标准。出版社都借词典的神圣性，不顾质量，由此获得不明真相的作者的钱，是很不道德的。出版社应严格自律，不编、不出错误百出的辞书。
——应该对出版社的编辑加强辞书编辑的业务培训，对出版辞书的出版社实行许可证制度。
——消费者有权对不合格的产品要求退货，对于精神产品，是否也应该假一赔十呢?
——精神产品的抄袭剽窃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胡编乱造的伪劣产品是否也可以诉诸公堂?现在对质量低劣的图书难于制裁。
——我们的辞书编写及出版太慢，赶不上知识界、商业界的需要，在追求完美的基础上还要求新，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们的辞书，也要在出版过程中，抓住时机，要有市场和商品意识。
——出版社出版这种低级、粗俗、不堪入目且差错严重的辞书，负有责任，应该受到处罚，这样的伪劣辞书，没有辞书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把关，也能出版，说明了什么?
——重大辞书的出版是否可建立持证上岗，资格审查制度?
■文/本报记者杨虚杰 实习记者田润青,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