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一堂主道在一 ——纪念清代医学家王清任逝世170周年
在中国医学史上，名医众多，著述林立，不乏创新学子，但多系承源导流，补辍引申，却鲜有像清代医家王清任(1768～1831)那样，遵崇结构功能一元论的医学思想，把解剖和临床结合起来，创立气血病因学说和逐瘀疗法，他践履笃行，执著不懈，敢言改正医林之错，其著作精义至理，约以存博，以3万字的《医林必错》昭然大显，唤发人们对中医学发展路径的慧心反震。
对人体的认识，东西方人都是先从形态结构开始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上古“割皮解肌，诀脉结筋“的解剖学家俞跗。甲骨文、契文、金文中关于人体骨骼和脏腑的文字造形，均是以形态解剖为原型。人体的形态结构是直接关系治疗用药的基本知识。秦汉以后，五行学说成为主导的医学理论，《内经》用藏象关系模型论述人体，遗形取神，藏象论成为主宰中医学的理论典范。其实，《内经》中也不乏关于人体形态结构的论述，如《灵枢·经水》中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部)而视之。“又有《灵枢·肠胃》等以专篇阐述解剖。但此等论述在《内经》中，意在保存古代文献以形体构造为浅层次的认识，故《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从秦汉时起，特别是经过魏晋玄学，推崇医源于易以后，医学从轻视形体结构发展为忽略形体结构的功能模拟论，甚至认为可以离弃结构来认识脏腑功能和疾病。功能模拟论的医学思想有相当强大的生机和实用性，后世又衍生了多种学说，成为临床立法、选方、用药的核心。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显现其局限性，例如“心主神明”扭曲了对脑的认识。离开结构而论病机，难以认识器质性疾患，更难以深入到微观层次上认识健康与疾病，使与解剖联系的外科、产科学的发展受到影响。实践表明，任何关系实在的研究都依赖于结构实在的认识，没有可以孤立于结构之外的功能，也没有可以脱离结构实在的关系实在。建立在结构认识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一元论的医学思想，将更合宜于医学的研究目标，更加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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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阐述的是脏腑而非藏象，主张“亲见脏腑”而不是外揣推藏，以“更正之心”，“访验四十二年”后执笔著书。诚然，脏腑和藏象是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解剖入手和从功能入手属于不同的认知方式，洵非更正。但王氏确能把脏腑与病情分析、定方救逆统理起来，以结构功能一元论的思想审视医学。这与《内经》中一些篇论崇尚的功能模拟论的思想大异其趋，二者并非“改错”的关系。然而结构功能一元论的思路在操作时更具有可感受性与可验证性，何况王氏在解剖方面也有很多重大发现，如对胰管的发现，指出眼睛视力以神经联系脑等等。王清任从脏腑和血管、气管的构造中体会到气血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以气血论病。在发病机制上提出“气虚归并”论，在辨证论治中提出“气虚血瘀”论。他也继承了气一元论的思想，以元气为人身动力：“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气血不畅则为疼痛或痹证；中风之本源也在于“元气不足”，“半身无气”则半身不遂；“气虚不固津液”，则口角流涎；“气虚不能固提”，则遗尿不禁；气虚不能“催大恭下行”，则大便干结不下。指出气虚与血瘀的联袂关系：“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虚无气，必停留而瘀”；“专用补气者，气愈补而血愈瘀”。创制了补气活血的名方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补其“元气亏五成”，佐活血药以治疗。对于活血化瘀，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按瘀血部位和寒热虚实之异，确立了活血化瘀14法。王清任以其对血瘀证的重视及治法的丰富，揭橥了活血化瘀学派的创立。
, 百拇医药
“灵机在脑”的“脑髓说”理论的提出，是王清任坚持物质第一性，以解剖为据探讨脏腑功能的又一方面成就。王清任吸收了李时珍、金正希、汪阉等前人关于脑为元神之府、主记忆和思维等论说，以病证联系解剖，力辟“心主神明”、“心藏神”，以脑髓论解释痫证、小儿抽风、成人气厥。承袭张仲景把狂、善忘之蓄血，以瘀血阻脑辨治癫狂，《医林改错》说：“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如同做梦一样。”提出癫狂的关键在于脑气与脏腑不接，以癫狂梦醒汤治疗。比之前人，王清任的脑髓说，有其与理论一致的治法和方药，如以龙马自来丹与黄芪赤风汤治痫证；用可保立苏汤和足卫和荣汤等治疗小儿抽风等。
王清任治学，敢以革故，躬于实践，以约治博的学风显示了他的境界和价值。任何传统学术，都有其饱和点，须不断增益原创，或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才有生机。中医学在19世纪已近边际效应，逢此之时，王清任独具慧眼，脱却臼窠，不尽信经典，从自家解剖亲见入手研究医学，他的脏腑图与合信、邓玉函等人的解剖图两不相涉，对当时的医学有“清夜钟鸣，当头棒喝”(《医林改错·刘序》)的意义。但因于王氏自身也有历史的局限，对中医学理论的特质认识不够，欲以解剖的脏腑改功能模型的藏象之“错”；仅以死体所见便述“心无血说”等，加之传统的思维定势，《医林改错》虽“以痛快言之”(《医林改错·刘序》)，“直翻千百年旧案”(《医林改错·刘序》)，但仍难启折转之功，甚至被认为“越改越借”。但是，王清任联系临床的方剂，后世广用不废，并代有升华。一个世纪以来，王清任的各逐瘀汤应用愈来愈广，仅血府逐瘀汤一方，就用于治疗84种疾病，其机理的解释也随着医学的新发现和实验手段的进步而不断翻新或深入。哥德说：“生活之树长青，理论是灰色的。”转型之际的中医援用的各种理论不断更新，但方剂的实践确是长青的，这正是中医药学的可贵之处。至于其结构功能一元论的理路，也已经体现于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之中。足见王氏之慧心有先觉之明。“知其要者一言而终”，3万字的《医林改错》正体现了他以约治博的学风。岁月的尘埃未能遮掩王氏及《医林改错》的贡献，反而愈显其成就。王清任在北京行医时，开设药铺“知一堂”而“名噪应京师”。此“一”者，为《内经》“道在于一”，也是《老子》“道生一”之谓。但医学之“一”，当是物质第一性科学思想的结构功能一元论，王清任先师以结构论功能正是此意，他不愧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知一”者。, 百拇医药(孟庆云)
对人体的认识，东西方人都是先从形态结构开始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上古“割皮解肌，诀脉结筋“的解剖学家俞跗。甲骨文、契文、金文中关于人体骨骼和脏腑的文字造形，均是以形态解剖为原型。人体的形态结构是直接关系治疗用药的基本知识。秦汉以后，五行学说成为主导的医学理论，《内经》用藏象关系模型论述人体，遗形取神，藏象论成为主宰中医学的理论典范。其实，《内经》中也不乏关于人体形态结构的论述，如《灵枢·经水》中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部)而视之。“又有《灵枢·肠胃》等以专篇阐述解剖。但此等论述在《内经》中，意在保存古代文献以形体构造为浅层次的认识，故《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从秦汉时起，特别是经过魏晋玄学，推崇医源于易以后，医学从轻视形体结构发展为忽略形体结构的功能模拟论，甚至认为可以离弃结构来认识脏腑功能和疾病。功能模拟论的医学思想有相当强大的生机和实用性，后世又衍生了多种学说，成为临床立法、选方、用药的核心。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显现其局限性，例如“心主神明”扭曲了对脑的认识。离开结构而论病机，难以认识器质性疾患，更难以深入到微观层次上认识健康与疾病，使与解剖联系的外科、产科学的发展受到影响。实践表明，任何关系实在的研究都依赖于结构实在的认识，没有可以孤立于结构之外的功能，也没有可以脱离结构实在的关系实在。建立在结构认识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一元论的医学思想，将更合宜于医学的研究目标，更加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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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阐述的是脏腑而非藏象，主张“亲见脏腑”而不是外揣推藏，以“更正之心”，“访验四十二年”后执笔著书。诚然，脏腑和藏象是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解剖入手和从功能入手属于不同的认知方式，洵非更正。但王氏确能把脏腑与病情分析、定方救逆统理起来，以结构功能一元论的思想审视医学。这与《内经》中一些篇论崇尚的功能模拟论的思想大异其趋，二者并非“改错”的关系。然而结构功能一元论的思路在操作时更具有可感受性与可验证性，何况王氏在解剖方面也有很多重大发现，如对胰管的发现，指出眼睛视力以神经联系脑等等。王清任从脏腑和血管、气管的构造中体会到气血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以气血论病。在发病机制上提出“气虚归并”论，在辨证论治中提出“气虚血瘀”论。他也继承了气一元论的思想，以元气为人身动力：“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气血不畅则为疼痛或痹证；中风之本源也在于“元气不足”，“半身无气”则半身不遂；“气虚不固津液”，则口角流涎；“气虚不能固提”，则遗尿不禁；气虚不能“催大恭下行”，则大便干结不下。指出气虚与血瘀的联袂关系：“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虚无气，必停留而瘀”；“专用补气者，气愈补而血愈瘀”。创制了补气活血的名方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补其“元气亏五成”，佐活血药以治疗。对于活血化瘀，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按瘀血部位和寒热虚实之异，确立了活血化瘀14法。王清任以其对血瘀证的重视及治法的丰富，揭橥了活血化瘀学派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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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机在脑”的“脑髓说”理论的提出，是王清任坚持物质第一性，以解剖为据探讨脏腑功能的又一方面成就。王清任吸收了李时珍、金正希、汪阉等前人关于脑为元神之府、主记忆和思维等论说，以病证联系解剖，力辟“心主神明”、“心藏神”，以脑髓论解释痫证、小儿抽风、成人气厥。承袭张仲景把狂、善忘之蓄血，以瘀血阻脑辨治癫狂，《医林改错》说：“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如同做梦一样。”提出癫狂的关键在于脑气与脏腑不接，以癫狂梦醒汤治疗。比之前人，王清任的脑髓说，有其与理论一致的治法和方药，如以龙马自来丹与黄芪赤风汤治痫证；用可保立苏汤和足卫和荣汤等治疗小儿抽风等。
王清任治学，敢以革故，躬于实践，以约治博的学风显示了他的境界和价值。任何传统学术，都有其饱和点，须不断增益原创，或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才有生机。中医学在19世纪已近边际效应，逢此之时，王清任独具慧眼，脱却臼窠，不尽信经典，从自家解剖亲见入手研究医学，他的脏腑图与合信、邓玉函等人的解剖图两不相涉，对当时的医学有“清夜钟鸣，当头棒喝”(《医林改错·刘序》)的意义。但因于王氏自身也有历史的局限，对中医学理论的特质认识不够，欲以解剖的脏腑改功能模型的藏象之“错”；仅以死体所见便述“心无血说”等，加之传统的思维定势，《医林改错》虽“以痛快言之”(《医林改错·刘序》)，“直翻千百年旧案”(《医林改错·刘序》)，但仍难启折转之功，甚至被认为“越改越借”。但是，王清任联系临床的方剂，后世广用不废，并代有升华。一个世纪以来，王清任的各逐瘀汤应用愈来愈广，仅血府逐瘀汤一方，就用于治疗84种疾病，其机理的解释也随着医学的新发现和实验手段的进步而不断翻新或深入。哥德说：“生活之树长青，理论是灰色的。”转型之际的中医援用的各种理论不断更新，但方剂的实践确是长青的，这正是中医药学的可贵之处。至于其结构功能一元论的理路，也已经体现于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之中。足见王氏之慧心有先觉之明。“知其要者一言而终”，3万字的《医林改错》正体现了他以约治博的学风。岁月的尘埃未能遮掩王氏及《医林改错》的贡献，反而愈显其成就。王清任在北京行医时，开设药铺“知一堂”而“名噪应京师”。此“一”者，为《内经》“道在于一”，也是《老子》“道生一”之谓。但医学之“一”，当是物质第一性科学思想的结构功能一元论，王清任先师以结构论功能正是此意，他不愧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知一”者。, 百拇医药(孟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