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检测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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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5日
56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格拉厄姆·特劳特对运动毫无兴趣，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他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他领导的澳大利亚运动药品检测实验室将决定所有参赛运动员的“生与死”。
重任在肩
特劳特穿上白衬衫、灰裤子，将眼镜与钢笔塞进衬衫口袋，花10分钟时间吃完早餐，再用5分钟时间从在悉尼市北部的公寓驱车赶到实验室。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夏季奥运会上，他知道有许多人在等待自己的宣判。作为一名分析化学专家，特劳特和他的手下要完成几千份尿样和几百份血样的检测工作，因为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实行血检，所以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不敢掉以轻心。
整个检测实验室有75名科学家，其中有50名临时抽调来的人员都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用总价值约330万美元的设备，用这套设备可以检测浓度的下限为0.5纳克每微升。
上班后的第一件事，特劳特开始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他和许多国家的兴奋剂机构有联系，世界各地新发现的违禁药物信息会在第一时间反馈给他。一个法国的实验组新近可以检测出3天内用过EPO的人的尿样，特劳特的实验室则发展了新技术，将20天之内用过EPO的人的血样中存留的过高的EPO检出，正是他们的技术使国际奥委会作出在本届奥运会实施血检的决定。显然这一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事件是否会在悉尼重演，也就是说会不会有金牌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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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悉尼的开局还不如汉城，罗马尼亚举重选手集体被逐给世人敲响警钟，到目前为止，共有8名选手因为药检呈阳性遭驱逐。美国白宫国家药品政策委员会上周的报告说，一些被调查的奥林匹克教练及运动员认为90%以上的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中使用兴奋剂，而且使用的药物与手段日益先进化、多样化。
细微分析
特劳特的实验室设在澳大利亚政府分析实验室(AGAL)，实验室实行封闭式管理，相对于闪亮的奥运舞台，这里格外宁静。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精彩的奥运会与他们无关，他们只需要面对样品与仪器。
特劳特小时候的外号叫“鱼”，他的同学形容他是一个“冷血”人。他最喜欢的事是弄清一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用他能控制的方式复制这一件事。他是一个单纯的化学家，而现在他是一个药品检测者，他对人们说他只是喜欢现今的工作，但还谈不上爱这个工作，毕竟这项工作压力太大，并且也没有什么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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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150台并行计算机日夜不停地处理分析数据，单价为50万美元的高效质谱仪有4台，单价为6.5万美元的普通质谱仪有20台。使用这些仪器的科学家中除了澳大利亚人外还有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和立陶宛人，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平息了人们的一些猜测，毕竟奥运会是全世界的奥运会，最关键的机构不能只由一个国家来控制。
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使命，一例假阳性就足以使国际奥委会下不了台，背上沉重的包袱和面临没完没了的法律诉讼，这也 正是特劳特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澳大利亚体育与旅游部长雅基·凯利曾发过誓，“我要警告所有来这里准备进行欺骗的运动员，如果我知道谁的结果是阳性，我会追着他狠打，因为这意味着有些运动员的奖牌被这些人偷走了。”部长的话对特劳特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他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就是说他的检测体系既要保证灵敏度又要保证准确度。
每个运动员的尿样分为A、B两管，取样完毕后当着运动员的面就立即封印好，并标上一个检测用号码，送到实验室。如果A管呈现阳性的运动员担心被人做过手脚，他可以请求再查B管。实验室可用PH仪检测B管中的尿液是否新鲜，如果B管一直处于密封状态，则PH值与新鲜尿液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B管被启封过，则PH值会与新鲜尿液不一样。当然对于一些运动员的特殊伎俩，特劳特仍旧毫无办法。例如有运动员将一管干净的尿样藏在直肠内，有些人则将微型试管粘在阴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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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本量很大，所以实验室制订了检测的先后顺序，先是举重与田径、游泳，而羽毛球这样的项目放在了后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分析过程：先将处理过的尿样用注射器注入质谱仪的进样口，质谱仪会使之加热蒸发成气态，并使各种成分得以区分。多种成分在氦管中以不同的飞行速度驶过，这个速度是特异性的，为下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线索。最后电击待分析的各种成分，将它们击碎成离子，各种离子有自己的质量，测出这个质量与标准成分比较，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最终得到多种成分的图谱。
血检主要是用来测EPO，它可以增加体内红细胞的数目，从而提高血液载氧能力，但长期服用EPO会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已有20多名自行车运动员受到了EPO的威胁。因为EPO是人体正常成分，过高过低都有可能，如何检测是个难题。特劳特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检测血样中的一系列成分，EPO与这些成分浓度之间的比值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数值，如果你的其他成分没有升高，而仅有EPO升高，这就可以证明你服用了EPO。
特劳特的实验室用“拜尔ADVIA”仪进行血液分析，奥运期间它将完成400份血检，目前的200份样本中无一阳性，这反映了血检对于运动员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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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一例阳性，特劳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一个运动员的明天将被彻底改变。通常当实验室结果出来一周后，国际奥委会才对媒体公布。一例阳性需要许多新的工作去证实，需要重复已有的实验结果，并且每次实验都得设立对照来防止假阳性出现。
不怕质疑
许多人认为特劳特的工作就是开机器、加样品、等结果。看似单调的过程却蕴涵着众多的科学原理和严密的科研设计。特劳特不怕任何人的质疑，他深信自己的检测体系在目前看来是最优秀的。
他的实验室在1999年从7000份样品中检出70份阳性。特劳特承认著名运动员的阳性结果确实给他以很大压力，他反对欺骗，他觉得自己的努力使一部分运动员从生命危险中逃出来，他说，“我不喜欢阳性结果，不喜欢欺骗，我喜欢真正的比赛。但我从不会对服药者感到愤怒，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每一个被检测出阳性的选手都会提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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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被污染!你们使用的分光光度计的比色皿、注射器可能将别人的样品带进了我的样品上。”但特劳特告诉他们，每一个非一次性的容器在使用前均经过6次洗涤和干燥。
——“样品被弄混淆了。”特劳特的答复是一份样品要在不同时段检测3次，这样的几率很小。
——“电脑病毒导致假阳性。”对不起，电脑病毒不会单单对你的结果进行3次同样的攻击。
——“康力龙是我昨天吃的牛排中带上的。”对不起，我们知道康力龙进入牛排中后会发生代谢反应，这与你尿样中的康力龙成分是不一致的。
——“我吃了延缓例假的药。”妇女尿中的诺龙含量怎么样也不会超过你现在的含量，这是两种不同的量级，夫人。
——“我喝了六杯啤酒，所以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对不起，啤酒不会影响男人的睾丸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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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在我的饮料中下药”、“别人换了我的牙膏”、“也许是我吃的中药中含有某种成分”我们无法为你澄清这些事实，你必须自己证明自己。
特劳特挺住了许多类似的攻击，他们有专门的律师来办理这一类案件。但大部分运动界案件没有拿到法庭上去，自知理亏的运动员与他所在的代表团知道事情捅大了，以后就无法再立足。
不仅仅是“阳性”
很多国家没有对奥运选手进行常规药检，他们要么是没钱，要么是没技术，重担就压在了国际奥委会身上。
国际奥委会新成立的反兴奋剂组织已能对2500种违禁药进行检测，但要将这些药检常规化还非常困难，所需经费昂贵，而且每一例阳性结果都让国际奥委会有点担心。一旦运动员有证据说明结果是假阳性，国际奥委会就面临法律诉讼，这是反兴奋剂复杂之所在。
特劳特同样关心对运动员的处理结果，有些处理让他觉得失望，他认为反兴奋剂是一项长期工作，但并不是当今世界最要紧的事，毕竟我们还要处理战争、劫机和灾害这样更严重的事件。
下午，特劳特喜欢上图书馆去查阅最新的化学药物书刊，和一些同行联系以获得新药信息。特劳特不仅能发现阳性，也能发现其他的东西。两年前他在对澳大利亚曲棍球队员格雷·科比特进行兴奋剂检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其尿样中一种肿瘤标志物成分超标，这一报告拯救了科比特，他获得了及时的治疗。
每天都有人在等待特劳特实验室的结果，一个人要靠尿瓶、血瓶来证实自己，而不是用速度、力量和技术，这也是现代奥运的悲哀吧!, 百拇医药
重任在肩
特劳特穿上白衬衫、灰裤子，将眼镜与钢笔塞进衬衫口袋，花10分钟时间吃完早餐，再用5分钟时间从在悉尼市北部的公寓驱车赶到实验室。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夏季奥运会上，他知道有许多人在等待自己的宣判。作为一名分析化学专家，特劳特和他的手下要完成几千份尿样和几百份血样的检测工作，因为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实行血检，所以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不敢掉以轻心。
整个检测实验室有75名科学家，其中有50名临时抽调来的人员都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用总价值约330万美元的设备，用这套设备可以检测浓度的下限为0.5纳克每微升。
上班后的第一件事，特劳特开始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他和许多国家的兴奋剂机构有联系，世界各地新发现的违禁药物信息会在第一时间反馈给他。一个法国的实验组新近可以检测出3天内用过EPO的人的尿样，特劳特的实验室则发展了新技术，将20天之内用过EPO的人的血样中存留的过高的EPO检出，正是他们的技术使国际奥委会作出在本届奥运会实施血检的决定。显然这一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事件是否会在悉尼重演，也就是说会不会有金牌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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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悉尼的开局还不如汉城，罗马尼亚举重选手集体被逐给世人敲响警钟，到目前为止，共有8名选手因为药检呈阳性遭驱逐。美国白宫国家药品政策委员会上周的报告说，一些被调查的奥林匹克教练及运动员认为90%以上的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中使用兴奋剂，而且使用的药物与手段日益先进化、多样化。
细微分析
特劳特的实验室设在澳大利亚政府分析实验室(AGAL)，实验室实行封闭式管理，相对于闪亮的奥运舞台，这里格外宁静。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精彩的奥运会与他们无关，他们只需要面对样品与仪器。
特劳特小时候的外号叫“鱼”，他的同学形容他是一个“冷血”人。他最喜欢的事是弄清一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用他能控制的方式复制这一件事。他是一个单纯的化学家，而现在他是一个药品检测者，他对人们说他只是喜欢现今的工作，但还谈不上爱这个工作，毕竟这项工作压力太大，并且也没有什么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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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150台并行计算机日夜不停地处理分析数据，单价为50万美元的高效质谱仪有4台，单价为6.5万美元的普通质谱仪有20台。使用这些仪器的科学家中除了澳大利亚人外还有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和立陶宛人，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平息了人们的一些猜测，毕竟奥运会是全世界的奥运会，最关键的机构不能只由一个国家来控制。
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使命，一例假阳性就足以使国际奥委会下不了台，背上沉重的包袱和面临没完没了的法律诉讼，这也 正是特劳特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澳大利亚体育与旅游部长雅基·凯利曾发过誓，“我要警告所有来这里准备进行欺骗的运动员，如果我知道谁的结果是阳性，我会追着他狠打，因为这意味着有些运动员的奖牌被这些人偷走了。”部长的话对特劳特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他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就是说他的检测体系既要保证灵敏度又要保证准确度。
每个运动员的尿样分为A、B两管，取样完毕后当着运动员的面就立即封印好，并标上一个检测用号码，送到实验室。如果A管呈现阳性的运动员担心被人做过手脚，他可以请求再查B管。实验室可用PH仪检测B管中的尿液是否新鲜，如果B管一直处于密封状态，则PH值与新鲜尿液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B管被启封过，则PH值会与新鲜尿液不一样。当然对于一些运动员的特殊伎俩，特劳特仍旧毫无办法。例如有运动员将一管干净的尿样藏在直肠内，有些人则将微型试管粘在阴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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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本量很大，所以实验室制订了检测的先后顺序，先是举重与田径、游泳，而羽毛球这样的项目放在了后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分析过程：先将处理过的尿样用注射器注入质谱仪的进样口，质谱仪会使之加热蒸发成气态，并使各种成分得以区分。多种成分在氦管中以不同的飞行速度驶过，这个速度是特异性的，为下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线索。最后电击待分析的各种成分，将它们击碎成离子，各种离子有自己的质量，测出这个质量与标准成分比较，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最终得到多种成分的图谱。
血检主要是用来测EPO，它可以增加体内红细胞的数目，从而提高血液载氧能力，但长期服用EPO会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已有20多名自行车运动员受到了EPO的威胁。因为EPO是人体正常成分，过高过低都有可能，如何检测是个难题。特劳特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检测血样中的一系列成分，EPO与这些成分浓度之间的比值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数值，如果你的其他成分没有升高，而仅有EPO升高，这就可以证明你服用了EPO。
特劳特的实验室用“拜尔ADVIA”仪进行血液分析，奥运期间它将完成400份血检，目前的200份样本中无一阳性，这反映了血检对于运动员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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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一例阳性，特劳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一个运动员的明天将被彻底改变。通常当实验室结果出来一周后，国际奥委会才对媒体公布。一例阳性需要许多新的工作去证实，需要重复已有的实验结果，并且每次实验都得设立对照来防止假阳性出现。
不怕质疑
许多人认为特劳特的工作就是开机器、加样品、等结果。看似单调的过程却蕴涵着众多的科学原理和严密的科研设计。特劳特不怕任何人的质疑，他深信自己的检测体系在目前看来是最优秀的。
他的实验室在1999年从7000份样品中检出70份阳性。特劳特承认著名运动员的阳性结果确实给他以很大压力，他反对欺骗，他觉得自己的努力使一部分运动员从生命危险中逃出来，他说，“我不喜欢阳性结果，不喜欢欺骗，我喜欢真正的比赛。但我从不会对服药者感到愤怒，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每一个被检测出阳性的选手都会提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 http://www.100md.com
——“样品被污染!你们使用的分光光度计的比色皿、注射器可能将别人的样品带进了我的样品上。”但特劳特告诉他们，每一个非一次性的容器在使用前均经过6次洗涤和干燥。
——“样品被弄混淆了。”特劳特的答复是一份样品要在不同时段检测3次，这样的几率很小。
——“电脑病毒导致假阳性。”对不起，电脑病毒不会单单对你的结果进行3次同样的攻击。
——“康力龙是我昨天吃的牛排中带上的。”对不起，我们知道康力龙进入牛排中后会发生代谢反应，这与你尿样中的康力龙成分是不一致的。
——“我吃了延缓例假的药。”妇女尿中的诺龙含量怎么样也不会超过你现在的含量，这是两种不同的量级，夫人。
——“我喝了六杯啤酒，所以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对不起，啤酒不会影响男人的睾丸激素水平。
, http://www.100md.com
——“别人在我的饮料中下药”、“别人换了我的牙膏”、“也许是我吃的中药中含有某种成分”我们无法为你澄清这些事实，你必须自己证明自己。
特劳特挺住了许多类似的攻击，他们有专门的律师来办理这一类案件。但大部分运动界案件没有拿到法庭上去，自知理亏的运动员与他所在的代表团知道事情捅大了，以后就无法再立足。
不仅仅是“阳性”
很多国家没有对奥运选手进行常规药检，他们要么是没钱，要么是没技术，重担就压在了国际奥委会身上。
国际奥委会新成立的反兴奋剂组织已能对2500种违禁药进行检测，但要将这些药检常规化还非常困难，所需经费昂贵，而且每一例阳性结果都让国际奥委会有点担心。一旦运动员有证据说明结果是假阳性，国际奥委会就面临法律诉讼，这是反兴奋剂复杂之所在。
特劳特同样关心对运动员的处理结果，有些处理让他觉得失望，他认为反兴奋剂是一项长期工作，但并不是当今世界最要紧的事，毕竟我们还要处理战争、劫机和灾害这样更严重的事件。
下午，特劳特喜欢上图书馆去查阅最新的化学药物书刊，和一些同行联系以获得新药信息。特劳特不仅能发现阳性，也能发现其他的东西。两年前他在对澳大利亚曲棍球队员格雷·科比特进行兴奋剂检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其尿样中一种肿瘤标志物成分超标，这一报告拯救了科比特，他获得了及时的治疗。
每天都有人在等待特劳特实验室的结果，一个人要靠尿瓶、血瓶来证实自己，而不是用速度、力量和技术，这也是现代奥运的悲哀吧!,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