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球”里跳出“蓝色恶魔”
2000年12月22日上午10时许，在河南省封丘县尹岗乡禅房村一个农家小院里，记者见到了因超剂量照射导致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青年农民邵国勇。他轻轻脱下手套，只见右手上疤痕累累，虎口部位肌肉已明显萎缩。他告诉记者，出院后这只手反复溃烂，伤口难以愈合，这一年多来啥也干不成。他还说，他见过一个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患者，最初只伤了手指，后来溃烂部位越来越大，4年后不得不截去上肢。他怕自己也落到这一步。
据有关专家介绍，邵国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受过超剂量照射的人即使治愈，日后患癌症、白内障等病的可能性也比常人大得多。有关部门在一年后对这次事故的成年男性受害者随访检查，发现他们全都无精子。
收废品收来了灾祸
1999年4月26日，邵国勇与同村农民毛景民到邻近的长垣县收购废铁。有个姓徐的人要把存放在中原起重设备总厂的一个大机器架子和一个“大铁球”(装有放射源的铅罐)卖给他们。当时他们不知“铁球”是啥东西，不敢要。徐说：“里面包的是铅，出了事我负全部责任。”最后这两件东西以1850元成交，运回封丘县禅房村邵国勇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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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将“铁球”拆开，发现里面有两根50多厘米长的不锈钢棒(即钴-60放射源)，将其取出放在屋里，夜里发现它们发出幽幽蓝光，又将其挪至户外存放。第二天下午，邵把它转卖给了赵岗村农民赵铭天。当晚邵、毛二人就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28日一早，二人便搭车到长垣县找到徐某。徐即带他们去找一个姓张的人，并介绍说张是CT专家。张听说此事，埋怨徐不该卖那东西，又转对邵国勇二人说：“我这可是十几万元钱的设备，你们给拆坏了可得包赔，快回去把东西原样装好。”当他们追问自己的病症跟拆这东西有无关系时，张说：“完全没关系，你们是感冒了，过两天就会好。”于是，邵、毛二人赶紧到赵家要回了那两根不锈钢棒。但再装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加上邵国勇的父亲邵炳义帮忙，三人忙活了3个小时，才算将棒体复位。
在这次放射事故中受照剂量最大的，是收买那两根不锈钢棒的赵铭天的妻子郭清梅。当时赵铭天随手将两根约40千克重的不锈钢棒放在东屋距床头1米远处。而郭清梅和8岁的儿子赵松旺当天(27日)晚上就睡在那张床上。半夜，母子俩先后发病，呕吐不止。赵铭天便从另一个房间过来照顾母子，也睡在了同一张床上。早晨，赵铭天找来卫生院医生给妻儿看病，随后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都以为是食物中毒，哪知是床头那两根不锈钢棒作祟。由于身体不适，郭清梅和儿子始终没离开那张床。直到28日下午3点邵国勇将不锈钢棒取走，母子俩持续受照时间长达19小时。记者在赵岗村见到郭清梅时，她脱去的头发已经重新长了出来，但看起来身体依然很虚弱，若不是当时抢救及时，她恐怕早已不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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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全力救治病人
此次放射事故的受害者能及时地正确投医，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得益于一位乡村医生的指点。由于症状越来越重，邵国勇和毛景民来到村卫生所就医。村医刘永询问过病情后对他们说：“你们可能是中毒了，我建议你们马上到郑州的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检查。”
4月30日上午10点多，邵、毛二人赶到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门诊部。根据他们的叙述，专业人员立刻作出判断：可能已有放射事故发生，受害者绝不仅这两人。11时，所领导即将情况向省卫生厅和公安厅作了汇报。下午，省卫生厅和公安厅派出专人，会同放射卫生专业人员一起赶往出事现场，先将已埋入邵家附近的“铁球”挖出，只见其外壳上印有三叶形的放射源警示标志。当专业人员把射线测量仪放置铅罐封口处时，仪器便嘎嘎地响了起来。后经调查弄清，内装的两根不锈钢棒中有一根是备用棒，空的，另一根装有钴-60放射源，出厂时活度是2730居里，事故发生时的活度为582居里。通过连夜排查，最后确定7人为受照人员，于5月1日全部收住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全所职工自动放弃了“五一”休假，投入了一场生命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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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依据物理剂量和生物剂量估算结果作出了早期分类诊断：郭清梅为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赵铭天和赵松旺为中度；邵国勇为轻度合并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毛景民和邵炳义为超剂量照射；另一名男孩受照剂量较小，作为一般临床观察。5月6日，根据卫生部安排，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派专人乘飞机护送3名中、重度放射病人赴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继续治疗。
作为国家核事故应急医学救治中心，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5月4日即成立了专家组和救治小组。5月6日晚，他们将救护车直接开到飞机下接走了病人。7日，病情较重的郭清梅就住进了层流病房，中度病人赵铭天父子也进入了隔离罩。郭清梅的病情进入极期时，白细胞降至50个/每立方毫米(正常值为4000～10000个)，血小板降至4000个/立方毫米(正常值为10万～30万个/立方毫米)。
在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的救治下，这一家三口终于转危为安。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住院治疗的3名病人也平安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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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放射源从何而来
这个伤害了许多人的放射源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时就连主管全省放射卫生工作的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傅宝华也莫名其妙。全省所有的放射源都在省职防所登记备案，根据档案记载，封丘县从来就没有放射源。
事情还得从1992年说起。当年10月，空军总医院向北京市放射卫生防护所递交了一台钴-60治疗机的退役报告。远在河南省安阳肿瘤医院的医生吕某因在该院进修过，听说了此事，就请当时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的张某(河南长垣县人)帮助联系，希望能送给河南使用。张回话说，院方不能无偿赠送，需要付费20000元。因急于把设备弄到手，张和吕各出10000元将其买下。这时的张某已成为这台设备的所有人之一。
他们通过安阳肿瘤医院的医生杨某，与安阳市滑县道口镇卫生院(滑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达成协议，共同开办钴-60治疗业务：由杨某提供钴-60治疗机和技术人员；院方负责办理国家规定的有关手续并建机房；经济效益由院方和杨某四六分成。于是，滑县第三人民医院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于1992年11月将钴-60治疗机运到滑县。在北京市放射卫生防护所的多次催促下，滑县第三人民医院才于1993年11月10日补开了一张接收证明，上面同时盖有滑县卫生局和公安局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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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附近居民的反对，机房始终没建起来。钴-60治疗机一直闲置未用，张某急于为其找出路。原长垣县经委副主任王某在证明材料中称，1994年4月，张某回长垣探亲时说，有个退役钴-60治疗机，动员大家一起搞经营，说他自己负责联系，让我们派车拉，并付给滑县第三人民医院从北京至滑县的设备运费20000元。当时在场的王某、原县卫生局局长杜某和原县企业局干部徐某分别出资5000元、7000元和8000元，于1994年5月将钴-60治疗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滑县运至长垣，存在长垣县中原起重设备总厂。后来这几个人一打听，建机房还需10—20万元，就决定不干了。
因长期收不回投资，徐某便盘算着把机器卖了补偿损失。收废铁的邵国勇、毛景民恰恰在这时来到长垣，见到了徐某。一连串悲剧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放射事故的启示
文章至此似乎应当搁笔，关于事故本身的前因后果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但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其中某些环节有悖常理，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或是给以后再次出现类似事故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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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89年就颁布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在从事生产、使用、销售放射线同位素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前，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许可，并向同级公安部门登记。”第十三条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订购、销售、转让、调拨和借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许可登记证并只限于在许可登记的范围内从事上述活动，并向同级卫生、公安部门备案。严禁非经许可或者在许可登记范围之外从事上述活动。”然而，滑县第三人民医院却未经省卫生、公安部门许可即私自接收并转让放射源。在该院补办的接收证明上明明盖有县卫生局、公安局的公章，而这两个政府行政部门既没过问放射源的下落，也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空军总医院在未见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证明，甚至没弄清购源者到底是谁的情况下，就急于将钴-60治疗机转让。
装放射源的铅罐上明明标有三叶形的放射危险标志，徐某等身为国家干部只为拿回几百元钱，竟置农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装有放射源的铅罐卖给大字不识的邵国勇、毛景民，以致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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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作为有关专业人员，应该很清楚放射源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但他不仅非法将钴治疗机两次转手，还明知邵国勇等人已将放射源取出，并出现了不良反应，却让这些毫无放射防护知识的农民把放射源重新装回去，致使3名农民又多“吃”了3个小时射线。
由于肇事放射源的收贮费用长时间没有落实，直到1999年9月22日才被河南省环境辐射监测管理站运走收存。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放射源就在邵国勇家门附近的路边放着，由邵家负责看管，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伤人事故。
这起事故已造成多人健康损害的严重后果，根据有关规定，应依法追究有关肇事者的责任。但如今时过一年多，6名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和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为救治病人垫付的几十万元医药费无法收回。受害者和医院都盼望早日讨到说法。, 百拇医药
据有关专家介绍，邵国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受过超剂量照射的人即使治愈，日后患癌症、白内障等病的可能性也比常人大得多。有关部门在一年后对这次事故的成年男性受害者随访检查，发现他们全都无精子。
收废品收来了灾祸
1999年4月26日，邵国勇与同村农民毛景民到邻近的长垣县收购废铁。有个姓徐的人要把存放在中原起重设备总厂的一个大机器架子和一个“大铁球”(装有放射源的铅罐)卖给他们。当时他们不知“铁球”是啥东西，不敢要。徐说：“里面包的是铅，出了事我负全部责任。”最后这两件东西以1850元成交，运回封丘县禅房村邵国勇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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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将“铁球”拆开，发现里面有两根50多厘米长的不锈钢棒(即钴-60放射源)，将其取出放在屋里，夜里发现它们发出幽幽蓝光，又将其挪至户外存放。第二天下午，邵把它转卖给了赵岗村农民赵铭天。当晚邵、毛二人就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28日一早，二人便搭车到长垣县找到徐某。徐即带他们去找一个姓张的人，并介绍说张是CT专家。张听说此事，埋怨徐不该卖那东西，又转对邵国勇二人说：“我这可是十几万元钱的设备，你们给拆坏了可得包赔，快回去把东西原样装好。”当他们追问自己的病症跟拆这东西有无关系时，张说：“完全没关系，你们是感冒了，过两天就会好。”于是，邵、毛二人赶紧到赵家要回了那两根不锈钢棒。但再装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加上邵国勇的父亲邵炳义帮忙，三人忙活了3个小时，才算将棒体复位。
在这次放射事故中受照剂量最大的，是收买那两根不锈钢棒的赵铭天的妻子郭清梅。当时赵铭天随手将两根约40千克重的不锈钢棒放在东屋距床头1米远处。而郭清梅和8岁的儿子赵松旺当天(27日)晚上就睡在那张床上。半夜，母子俩先后发病，呕吐不止。赵铭天便从另一个房间过来照顾母子，也睡在了同一张床上。早晨，赵铭天找来卫生院医生给妻儿看病，随后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都以为是食物中毒，哪知是床头那两根不锈钢棒作祟。由于身体不适，郭清梅和儿子始终没离开那张床。直到28日下午3点邵国勇将不锈钢棒取走，母子俩持续受照时间长达19小时。记者在赵岗村见到郭清梅时，她脱去的头发已经重新长了出来，但看起来身体依然很虚弱，若不是当时抢救及时，她恐怕早已不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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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全力救治病人
此次放射事故的受害者能及时地正确投医，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得益于一位乡村医生的指点。由于症状越来越重，邵国勇和毛景民来到村卫生所就医。村医刘永询问过病情后对他们说：“你们可能是中毒了，我建议你们马上到郑州的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检查。”
4月30日上午10点多，邵、毛二人赶到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门诊部。根据他们的叙述，专业人员立刻作出判断：可能已有放射事故发生，受害者绝不仅这两人。11时，所领导即将情况向省卫生厅和公安厅作了汇报。下午，省卫生厅和公安厅派出专人，会同放射卫生专业人员一起赶往出事现场，先将已埋入邵家附近的“铁球”挖出，只见其外壳上印有三叶形的放射源警示标志。当专业人员把射线测量仪放置铅罐封口处时，仪器便嘎嘎地响了起来。后经调查弄清，内装的两根不锈钢棒中有一根是备用棒，空的，另一根装有钴-60放射源，出厂时活度是2730居里，事故发生时的活度为582居里。通过连夜排查，最后确定7人为受照人员，于5月1日全部收住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全所职工自动放弃了“五一”休假，投入了一场生命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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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依据物理剂量和生物剂量估算结果作出了早期分类诊断：郭清梅为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赵铭天和赵松旺为中度；邵国勇为轻度合并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毛景民和邵炳义为超剂量照射；另一名男孩受照剂量较小，作为一般临床观察。5月6日，根据卫生部安排，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派专人乘飞机护送3名中、重度放射病人赴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继续治疗。
作为国家核事故应急医学救治中心，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5月4日即成立了专家组和救治小组。5月6日晚，他们将救护车直接开到飞机下接走了病人。7日，病情较重的郭清梅就住进了层流病房，中度病人赵铭天父子也进入了隔离罩。郭清梅的病情进入极期时，白细胞降至50个/每立方毫米(正常值为4000～10000个)，血小板降至4000个/立方毫米(正常值为10万～30万个/立方毫米)。
在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的救治下，这一家三口终于转危为安。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住院治疗的3名病人也平安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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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放射源从何而来
这个伤害了许多人的放射源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时就连主管全省放射卫生工作的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傅宝华也莫名其妙。全省所有的放射源都在省职防所登记备案，根据档案记载，封丘县从来就没有放射源。
事情还得从1992年说起。当年10月，空军总医院向北京市放射卫生防护所递交了一台钴-60治疗机的退役报告。远在河南省安阳肿瘤医院的医生吕某因在该院进修过，听说了此事，就请当时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的张某(河南长垣县人)帮助联系，希望能送给河南使用。张回话说，院方不能无偿赠送，需要付费20000元。因急于把设备弄到手，张和吕各出10000元将其买下。这时的张某已成为这台设备的所有人之一。
他们通过安阳肿瘤医院的医生杨某，与安阳市滑县道口镇卫生院(滑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达成协议，共同开办钴-60治疗业务：由杨某提供钴-60治疗机和技术人员；院方负责办理国家规定的有关手续并建机房；经济效益由院方和杨某四六分成。于是，滑县第三人民医院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于1992年11月将钴-60治疗机运到滑县。在北京市放射卫生防护所的多次催促下，滑县第三人民医院才于1993年11月10日补开了一张接收证明，上面同时盖有滑县卫生局和公安局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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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附近居民的反对，机房始终没建起来。钴-60治疗机一直闲置未用，张某急于为其找出路。原长垣县经委副主任王某在证明材料中称，1994年4月，张某回长垣探亲时说，有个退役钴-60治疗机，动员大家一起搞经营，说他自己负责联系，让我们派车拉，并付给滑县第三人民医院从北京至滑县的设备运费20000元。当时在场的王某、原县卫生局局长杜某和原县企业局干部徐某分别出资5000元、7000元和8000元，于1994年5月将钴-60治疗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滑县运至长垣，存在长垣县中原起重设备总厂。后来这几个人一打听，建机房还需10—20万元，就决定不干了。
因长期收不回投资，徐某便盘算着把机器卖了补偿损失。收废铁的邵国勇、毛景民恰恰在这时来到长垣，见到了徐某。一连串悲剧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放射事故的启示
文章至此似乎应当搁笔，关于事故本身的前因后果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但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其中某些环节有悖常理，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或是给以后再次出现类似事故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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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89年就颁布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在从事生产、使用、销售放射线同位素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前，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许可，并向同级公安部门登记。”第十三条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订购、销售、转让、调拨和借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许可登记证并只限于在许可登记的范围内从事上述活动，并向同级卫生、公安部门备案。严禁非经许可或者在许可登记范围之外从事上述活动。”然而，滑县第三人民医院却未经省卫生、公安部门许可即私自接收并转让放射源。在该院补办的接收证明上明明盖有县卫生局、公安局的公章，而这两个政府行政部门既没过问放射源的下落，也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空军总医院在未见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证明，甚至没弄清购源者到底是谁的情况下，就急于将钴-60治疗机转让。
装放射源的铅罐上明明标有三叶形的放射危险标志，徐某等身为国家干部只为拿回几百元钱，竟置农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装有放射源的铅罐卖给大字不识的邵国勇、毛景民，以致酿成大祸。
, 百拇医药
张某作为有关专业人员，应该很清楚放射源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但他不仅非法将钴治疗机两次转手，还明知邵国勇等人已将放射源取出，并出现了不良反应，却让这些毫无放射防护知识的农民把放射源重新装回去，致使3名农民又多“吃”了3个小时射线。
由于肇事放射源的收贮费用长时间没有落实，直到1999年9月22日才被河南省环境辐射监测管理站运走收存。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放射源就在邵国勇家门附近的路边放着，由邵家负责看管，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伤人事故。
这起事故已造成多人健康损害的严重后果，根据有关规定，应依法追究有关肇事者的责任。但如今时过一年多，6名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中国医科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和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为救治病人垫付的几十万元医药费无法收回。受害者和医院都盼望早日讨到说法。,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