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午夜排队真不是大问题嘛
本报推出《午夜，在北京排队看病》系列报道后，许多医院院长认为这一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前不久，记者与一位医疗主管部门的官员不期而遇，他同样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当美国维世达医院管理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刘常平先生看到本报的这组报道后，却肯定地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漠视午夜排队看病问题实在说不过去。
刘常平先生在改革之初出国留学，获美国医学管理MBA学位，曾在美国和香港特区从事医药管理职业多年。
4月20日下午，在环境优雅的北京嘉里中心———维世达诊所，刘常平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排队现象”绝对是不正常的。他认为，“排队现象”虽然在北京的协和、同仁表现得比较典型，但在其它大城市也有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而不能说是个别现象，从为患者着想的职业精神出发应该尽力去解决。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刘常平先生关于美国医院运作模式的介绍给记者印象颇深：“美国大医院根本没有门诊和挂号，当然无从排队!”
, 百拇医药
他对中美医疗模式、观念作了简明的对比：在国内，病人看病先想到的是医院；在美国，患者的第一个念头却是“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是患者与医疗系统的第一界面，病人的医疗保健基本由他安排，若需要则由他介绍去看专科医生，如解决不了再介绍更高级的专科医生，如果确需住院或手术，则由医生安排去医院治疗，医院仅是完成一项医疗活动的场所，大部分患者的诊疗活动是在医院周围的诊所甚至是家中完成的。病人经过医生合理有效的筛选安排，得到了最恰当最需要的服务，即使是疑难病症，也会按照诊所———社区医院———总医院———大学医学中心———全国著名医院的程序接受治疗。像国内大量病人就跑到“协和”等高级医院就诊的现象简直不可想象。
当然，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全科到专科的有序运作需有发达完善的多级医疗体系及保险机制的引导和控制。资源的合理使用、高效运作及服务理念的细致入微，最终将“排队现象”等国内顽症化解于无形。
那么，排队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刘常平先生认为，要解释这一现象可从几方面客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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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很多人都能看出，这一现象反映了医疗服务供需的不平衡。如果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下，资本会自由流动使该产业趋于平衡。而国内的医疗市场定位于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本来是大好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主导其中，成为惟一的“演员”，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政府这个惟一的“演员”演得好则已，万一“演员”带病上台，“观众”也别无选择。
其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适症状。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工业、商业市场化进展迅速，而作为传统上非产业的行业，如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则相对滞后。卫生体制改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保险、福利等导致其改革进程缓慢，难以达到社会的期望值，很多地方还在解决基本医疗有无着落的问题，排队也就算不上什么尖锐的问题。但“排队现象”等一系列问题确与卫生服务的宗旨相违背，尤其发生在首都的著名医院身上更显矛盾直观尖锐。
再次，目前医院的管理者大多出身于医生，而非专业管理人员，他们的专业训练、科学素质及思维逻辑决定了其办事严谨、一板一眼的作风，这本是好事，但在市场条件下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却显得过于谨小慎微，在很多重大改革问题上迈不开步子。至于像“排队”这样的小问题，就更顾不上面对和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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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排队现象”，刘常平先生认为不要仅作为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来看待，而更应从其反映出的深层次体制问题着手探讨解决方案。为此，刘常平先生提出了“多元化”、“产业化”发展医疗事业的思路。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的千差万别造就了多层次的需要，决定了医疗等服务必须多元化。
首先，医疗管理的人才素质和知识结构要多元化，除了临床专业知识外，更要注重营运管理、资本运作、市场服务等专业知识的再学习，学会用创造性、开放式的多元思维方法主动解决问题。
其次，医疗发展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要吸引社会投入、跨行业投入、外资投入等多元力量，可以通过贷款、风险投资、上市等多种途径融资，鼓励非政府机构介入医疗“产业”，尤其在医疗保险等关键政策环节应给一、二级医院、社区医院、外资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更大的支持，通过多元的医保和医疗储蓄等资本形式将它们纳入系统之内。在发展医疗机构和管理方面，应鼓励社会各界的参与，在合理的准入制度控制下，允许有志于医疗行业发展的公司和新型管理人才进入，从而避免近亲繁殖和优势基因退化。在医疗服务模式上，注重社区服务就不失为一种上佳的政策导向，有朝一日，社区门诊中心、卫生站等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方便到位了，谁还会跑到大医院排队。
最后，刘常平先生说：“医疗卫生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说到底还是一种服务，我们的宗旨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和疾患，但又让他们深夜排队，实在说不过去。可否推广电话预约服务，即使患者要多等几天，也比让病人半夜三更去排队好得多!”(本报记者 季为民), http://www.100md.com
刘常平先生在改革之初出国留学，获美国医学管理MBA学位，曾在美国和香港特区从事医药管理职业多年。
4月20日下午，在环境优雅的北京嘉里中心———维世达诊所，刘常平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排队现象”绝对是不正常的。他认为，“排队现象”虽然在北京的协和、同仁表现得比较典型，但在其它大城市也有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而不能说是个别现象，从为患者着想的职业精神出发应该尽力去解决。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刘常平先生关于美国医院运作模式的介绍给记者印象颇深：“美国大医院根本没有门诊和挂号，当然无从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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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美医疗模式、观念作了简明的对比：在国内，病人看病先想到的是医院；在美国，患者的第一个念头却是“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是患者与医疗系统的第一界面，病人的医疗保健基本由他安排，若需要则由他介绍去看专科医生，如解决不了再介绍更高级的专科医生，如果确需住院或手术，则由医生安排去医院治疗，医院仅是完成一项医疗活动的场所，大部分患者的诊疗活动是在医院周围的诊所甚至是家中完成的。病人经过医生合理有效的筛选安排，得到了最恰当最需要的服务，即使是疑难病症，也会按照诊所———社区医院———总医院———大学医学中心———全国著名医院的程序接受治疗。像国内大量病人就跑到“协和”等高级医院就诊的现象简直不可想象。
当然，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全科到专科的有序运作需有发达完善的多级医疗体系及保险机制的引导和控制。资源的合理使用、高效运作及服务理念的细致入微，最终将“排队现象”等国内顽症化解于无形。
那么，排队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刘常平先生认为，要解释这一现象可从几方面客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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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很多人都能看出，这一现象反映了医疗服务供需的不平衡。如果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下，资本会自由流动使该产业趋于平衡。而国内的医疗市场定位于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本来是大好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主导其中，成为惟一的“演员”，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政府这个惟一的“演员”演得好则已，万一“演员”带病上台，“观众”也别无选择。
其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适症状。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工业、商业市场化进展迅速，而作为传统上非产业的行业，如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则相对滞后。卫生体制改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保险、福利等导致其改革进程缓慢，难以达到社会的期望值，很多地方还在解决基本医疗有无着落的问题，排队也就算不上什么尖锐的问题。但“排队现象”等一系列问题确与卫生服务的宗旨相违背，尤其发生在首都的著名医院身上更显矛盾直观尖锐。
再次，目前医院的管理者大多出身于医生，而非专业管理人员，他们的专业训练、科学素质及思维逻辑决定了其办事严谨、一板一眼的作风，这本是好事，但在市场条件下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却显得过于谨小慎微，在很多重大改革问题上迈不开步子。至于像“排队”这样的小问题，就更顾不上面对和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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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排队现象”，刘常平先生认为不要仅作为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来看待，而更应从其反映出的深层次体制问题着手探讨解决方案。为此，刘常平先生提出了“多元化”、“产业化”发展医疗事业的思路。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的千差万别造就了多层次的需要，决定了医疗等服务必须多元化。
首先，医疗管理的人才素质和知识结构要多元化，除了临床专业知识外，更要注重营运管理、资本运作、市场服务等专业知识的再学习，学会用创造性、开放式的多元思维方法主动解决问题。
其次，医疗发展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要吸引社会投入、跨行业投入、外资投入等多元力量，可以通过贷款、风险投资、上市等多种途径融资，鼓励非政府机构介入医疗“产业”，尤其在医疗保险等关键政策环节应给一、二级医院、社区医院、外资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更大的支持，通过多元的医保和医疗储蓄等资本形式将它们纳入系统之内。在发展医疗机构和管理方面，应鼓励社会各界的参与，在合理的准入制度控制下，允许有志于医疗行业发展的公司和新型管理人才进入，从而避免近亲繁殖和优势基因退化。在医疗服务模式上，注重社区服务就不失为一种上佳的政策导向，有朝一日，社区门诊中心、卫生站等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方便到位了，谁还会跑到大医院排队。
最后，刘常平先生说：“医疗卫生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说到底还是一种服务，我们的宗旨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和疾患，但又让他们深夜排队，实在说不过去。可否推广电话预约服务，即使患者要多等几天，也比让病人半夜三更去排队好得多!”(本报记者 季为民),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