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行为该严管了
近日，宁波一位“马大哈”医药代表和一位拾金不昧的出租司机偶然的“联袂演出”，不仅牵出一些“白衣天使”吃回扣的丑闻，也使医药代表这种职业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据报道，4月18日，宁波一医药代表将装有3.9万元回扣款的信封遗留在出租车上，被拾金不昧的司机拿去交公。由于信封上写着医生的姓名、药名，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竟牵出了该市传染病医院近40名“白衣天使”收受药品回扣的丑闻。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涉事医生进行了严肃处理，32人受罚，4家供款药厂药品遭禁。
有关报道没有提怎么处理那位“倒霉”的医药代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事件给所有“联手”欺骗患者的医生和医药代表敲响了警钟。
“宁波事件”让冰山又露一角
据了解，我国第一批医药代表于1988年出现在上海一家医药公司，当时，他们的职责不仅是推销药品，更重要的是在药厂和临床医生之间架起“桥梁”，对药品的使用“答疑”。但是现在，他们的工作是“把药品送进医院销售”。据一位医药代表介绍，他的任务分两步：一是疏通各个环节，将药品打进医院，二是通过给“回扣”，让医生开自己的药。前者行话叫“开医院”，后者叫“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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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开医院”也好，“家访”也好，如今很多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已与先前大相径庭。而且，医药代表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和混乱。据权威部门估计，仅活跃在北京的医药代表就达万人左右。他们中间，既有留洋归来的博士，也有进城打工的农民。
从石头缝中长出的草，往往生命力很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某些医生只看回扣，不顾病情，一味开好药，开贵药。因此，要求规范医药代表行为的呼声日渐升高。
1999年实施的《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五章专门提到对药品销售人员的监督。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有关官员解释说，该章除规定医疗机构要对医药代表进行资格认定外，医药代表上岗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而且必须是“法律上无不良品行记录”的人。此外，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等制度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药代表的行为。
从小处讲，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纷纷出台管理规定。比如，有些药厂规定，医药代表所花费的公关费用有报销限额。各医疗机构更是通过改革药事管理，试图切断医药代表与医务人员的联系。很多医院张贴的“禁止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暗示医药代表是不受欢迎的人。
, 百拇医药
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酷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变医药代表执著地“追求”，报纸上招聘医药代表的广告依然不断。一位医药代表自嘲道：石头缝中长出的草，生命力往往更强。
“暗箱操作”成了违规行为的挡箭牌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造成医药代表违规行为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暗箱操作”。近年来，有关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猫腻”，多数由于没有真凭实据，最后不了了之。
2000年5月，长春市有关部门曾查获某药厂驻长办事处的促销账目：1998年以来，该药厂给长春市各医院及医生的回扣达2000多万元，涉及医生200多名。然而，当“黑幕”要被进一步揭开时，却遇到了阻力。首先是账目上提到的医生不承认收过回扣，由于没有第三者的证实，所以无从查对。
日前，记者就此与一位医药代表闲聊时，他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说我行贿，拿证据来啊。”事实上，假如宁波的那位医药代表不那么粗心，出租司机又不那么认真，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而医生们也会继续心安理得地收取医药代表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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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是大方向
“'宁波事件’虽属个案，但让人们看到了当前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介绍，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化学制药企业500多家，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已变成6000多家。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从事药品批发的企业(即“药批”)达1.7万家，与我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的数目基本相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没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生存？另一方面，药品出厂和批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价，医药代表可掌握的利润空间太大。以某抗生素为例，一盒的批发价为30元，而医药代表从药厂拿来时仅需9元，有21元主要用于打通“关节”。难怪一些医药代表出手大方。
因此，有关官员认为，要想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首先应该消灭其“体制基础”。要调整药品生产的结构，控制中间利润，扩大药品招标采购的范围，并拓宽医药购销的途径，比如引进电子商务等等。同时，各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也应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
种种迹象表明，有些医药代表已不满足于“开医院”，开始打起医改的主意。不信请看一则新华社的报道：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上，一批与正式代表数目相当的医药代表“围攻”某些医改官员，成为会议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条消息让人感到医药代表的行为该好好管管了。, 百拇医药
据报道，4月18日，宁波一医药代表将装有3.9万元回扣款的信封遗留在出租车上，被拾金不昧的司机拿去交公。由于信封上写着医生的姓名、药名，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竟牵出了该市传染病医院近40名“白衣天使”收受药品回扣的丑闻。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涉事医生进行了严肃处理，32人受罚，4家供款药厂药品遭禁。
有关报道没有提怎么处理那位“倒霉”的医药代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事件给所有“联手”欺骗患者的医生和医药代表敲响了警钟。
“宁波事件”让冰山又露一角
据了解，我国第一批医药代表于1988年出现在上海一家医药公司，当时，他们的职责不仅是推销药品，更重要的是在药厂和临床医生之间架起“桥梁”，对药品的使用“答疑”。但是现在，他们的工作是“把药品送进医院销售”。据一位医药代表介绍，他的任务分两步：一是疏通各个环节，将药品打进医院，二是通过给“回扣”，让医生开自己的药。前者行话叫“开医院”，后者叫“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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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开医院”也好，“家访”也好，如今很多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已与先前大相径庭。而且，医药代表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和混乱。据权威部门估计，仅活跃在北京的医药代表就达万人左右。他们中间，既有留洋归来的博士，也有进城打工的农民。
从石头缝中长出的草，往往生命力很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某些医生只看回扣，不顾病情，一味开好药，开贵药。因此，要求规范医药代表行为的呼声日渐升高。
1999年实施的《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五章专门提到对药品销售人员的监督。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有关官员解释说，该章除规定医疗机构要对医药代表进行资格认定外，医药代表上岗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而且必须是“法律上无不良品行记录”的人。此外，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等制度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药代表的行为。
从小处讲，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纷纷出台管理规定。比如，有些药厂规定，医药代表所花费的公关费用有报销限额。各医疗机构更是通过改革药事管理，试图切断医药代表与医务人员的联系。很多医院张贴的“禁止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暗示医药代表是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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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酷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变医药代表执著地“追求”，报纸上招聘医药代表的广告依然不断。一位医药代表自嘲道：石头缝中长出的草，生命力往往更强。
“暗箱操作”成了违规行为的挡箭牌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造成医药代表违规行为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暗箱操作”。近年来，有关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猫腻”，多数由于没有真凭实据，最后不了了之。
2000年5月，长春市有关部门曾查获某药厂驻长办事处的促销账目：1998年以来，该药厂给长春市各医院及医生的回扣达2000多万元，涉及医生200多名。然而，当“黑幕”要被进一步揭开时，却遇到了阻力。首先是账目上提到的医生不承认收过回扣，由于没有第三者的证实，所以无从查对。
日前，记者就此与一位医药代表闲聊时，他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说我行贿，拿证据来啊。”事实上，假如宁波的那位医药代表不那么粗心，出租司机又不那么认真，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而医生们也会继续心安理得地收取医药代表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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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是大方向
“'宁波事件’虽属个案，但让人们看到了当前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介绍，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化学制药企业500多家，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已变成6000多家。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从事药品批发的企业(即“药批”)达1.7万家，与我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的数目基本相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没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生存？另一方面，药品出厂和批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价，医药代表可掌握的利润空间太大。以某抗生素为例，一盒的批发价为30元，而医药代表从药厂拿来时仅需9元，有21元主要用于打通“关节”。难怪一些医药代表出手大方。
因此，有关官员认为，要想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首先应该消灭其“体制基础”。要调整药品生产的结构，控制中间利润，扩大药品招标采购的范围，并拓宽医药购销的途径，比如引进电子商务等等。同时，各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也应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
种种迹象表明，有些医药代表已不满足于“开医院”，开始打起医改的主意。不信请看一则新华社的报道：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上，一批与正式代表数目相当的医药代表“围攻”某些医改官员，成为会议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条消息让人感到医药代表的行为该好好管管了。,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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