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制药企业来说，这是两则利好消息：其一，前些时候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上，部长们就药品知识产权达成新的协议。新协议规定：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出现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恶性传染病并危害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时，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受知识产权的制约生产用于治疗该类疾病的新药。这一协议的达成无疑给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中国医药行业带来一线希望。其二，我国政府计划在今后几年投入700亿元用于防治艾滋病。根据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近几年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也就是说，中国对于治疗艾滋病药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对于这700亿元防治艾滋病专款，以及700亿元之后的巨大市场，我国的制药企业能赢回几何？
近水楼台未得月
据了解，目前中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市场主要被几大跨国公司的产品所占据。在国际上已有的17种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物中我国已进口了7种。默沙东、西时美施贵宝和葛兰素史克三家跨国医药公司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在我国市场上销售，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和雅培公司的产品也已获得批准，准备在我国上市。
据北京佑安医院一位负责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医生介绍，病入使用进口抗艾滋病药物治疗，每月所需费用为7000元左右，一年费用折合约为1万美元，能治得起的人寥寥无几。这无疑对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迅速传播的趋势极为不利。
国内药厂，近水楼台何时先得月？
历时3年多、广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南非与西方国家关于抗艾滋病药物之争，最后以西方国家的撤诉而告结束。这说明，在这场公共卫生利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中，公共卫生利益以其强大的社会性最终得到了全球的一致认同。我国制药业专家认为，此次多哈会议关于抗艾滋病等药物达成的新协议，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制药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绕过知识产权保护仿制生产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物，以使本国的病人能够获得治疗机会，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各国政府和企业的一次考验：即能否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前一段时间不少媒体关于“国内企业痛失抗炭疽商机”的报道，再一次让国内制药业存在的“软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在美国政府所拨的、用于在全球采购抗生素并加强国内反生物恐怖措施的15亿美元中分一杯羹，不少美国本土和欧洲的制药商，开始加班加点生产此类药物。而我国这类抗生素的生产厂家，由于产品难以跨过美国FDA认证这道“门槛”，也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机被别人抢走而扼腕叹息。对此，专家指出，我国的制药业已开始逐渐服从于WTO的“游戏规则”，不符合“游戏规则”的厂家将难以生存。在这个关键时期，抓住机会就等于抓住了生命。
墙内开花墙外香
其实，我国目前已有药厂能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比如东北制药总厂。但据了解，东北制药总厂与国外一家公司合作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并没有直接供应国内市场，而是全部返销国外，由合作公司出口到他国。齐多夫定在美国FDA1987-1999年批准的治疗艾滋病的17种药物中位列第一，专利权属于德国的葛兰素——威康公司(现在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此外，厦门的迈克化学实业有限公司在两个月前刚刚以3种抗艾滋病药齐多夫定、卡托普利和利巴韦林赢得了巴西政府的一个总额达150万美元的大订单，据称后续订单将达到3000万-5000万美元。浙江华海制药厂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联合，目前也已经开始以合成工艺制造“鸡尾酒疗法”中的3种药物，这3种药物去年在国外刚刚开禁。他们生产的只是化合物，即原料药，目标也是国外市场，目前还没有进入正式生产阶段。
那么，在很多跨国制药公司纷纷来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国内这些药厂为什么放弃自己家门口的巨大市场而将目光盯在国外呢？一位药厂负责人一语道破天机：原料药的出口勿需药监部门的许可，只要进口国同意就可以了。但据记者了解，这些企业在努力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在随时准备着能够有机会在国内市场放手一搏。有消息称，东北制药总厂和迈克化学公司都已经开始在国内申请新药注册文号。同时，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管局有关人士处也得到证实，“现在已有制药企业在运作报批事宜，但还没有浮出水面”。
放飞希望待东风
那么，对于国内企业申请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注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是如何看的呢？国家药品监管局注册司营文庄司长在前些时候召开的“中国医药经济论坛年会”上曾说，对于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艾滋病病毒新药的申报注册，药品监管部门将给予优先注册权，以缩短注册所花费的时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哈会议就抗艾滋病药物达成的新协议出台后，我国很多制药企业都在关注着政府对此有何反响。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对企业申报的治疗艾滋病的新药，还要首先看这个品种有没有行政保护。至于以后是否会有变化，那还要看卫生部门有没有‘强制执行政策’的出台。”记者把电话打到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得到的答复是“要看国家对此有没有政策”。
一位业内人士说：国家在控制艾滋病传播方面也在积极想办法，比如努力使跨国公司的药价降下来。这种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前些时候默沙东(中国)公司宣布，从12月1日起，该公司将降低两种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药物佳息患和施多宁在中国的出厂价，分别降到每年/份1029美元和920美元，相当于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艾滋病传播速度在加快，艾滋病患者的绝对人数已经很庞大，所以很多国内企业还是盼望着这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能够使现行的政策更宽松些。
登高还需放眼量
企业的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抓住机会的方式也不是只有等待国家政策这一条路。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检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尚红教授和她的同事们共同承担的国家863“支原体培养上清中Ⅰ型艾滋病病毒(HIV-1)逆转录酶抑制物质的鉴定”课题，历时7年，已取得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对研究和开发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和药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引起了国际艾滋病研究部门和专家的重视。不久前，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已提出欲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艾滋病研究室合作，共同开展有关项目的研究。应该说，中国的研究力量并不弱，跨国制药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就是一个例证。问题是，中国的制药企业如何把目光放得更远些，在新药的研发方面投入更大些，使国内的研发力量发挥得更充分些。“机遇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人”，有了好的产品才能抓住更多商机。
近水楼台未得月
据了解，目前中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市场主要被几大跨国公司的产品所占据。在国际上已有的17种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物中我国已进口了7种。默沙东、西时美施贵宝和葛兰素史克三家跨国医药公司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在我国市场上销售，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和雅培公司的产品也已获得批准，准备在我国上市。
据北京佑安医院一位负责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医生介绍，病入使用进口抗艾滋病药物治疗，每月所需费用为7000元左右，一年费用折合约为1万美元，能治得起的人寥寥无几。这无疑对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迅速传播的趋势极为不利。
国内药厂，近水楼台何时先得月？
历时3年多、广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南非与西方国家关于抗艾滋病药物之争，最后以西方国家的撤诉而告结束。这说明，在这场公共卫生利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中，公共卫生利益以其强大的社会性最终得到了全球的一致认同。我国制药业专家认为，此次多哈会议关于抗艾滋病等药物达成的新协议，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制药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绕过知识产权保护仿制生产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物，以使本国的病人能够获得治疗机会，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各国政府和企业的一次考验：即能否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前一段时间不少媒体关于“国内企业痛失抗炭疽商机”的报道，再一次让国内制药业存在的“软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在美国政府所拨的、用于在全球采购抗生素并加强国内反生物恐怖措施的15亿美元中分一杯羹，不少美国本土和欧洲的制药商，开始加班加点生产此类药物。而我国这类抗生素的生产厂家，由于产品难以跨过美国FDA认证这道“门槛”，也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机被别人抢走而扼腕叹息。对此，专家指出，我国的制药业已开始逐渐服从于WTO的“游戏规则”，不符合“游戏规则”的厂家将难以生存。在这个关键时期，抓住机会就等于抓住了生命。
墙内开花墙外香
其实，我国目前已有药厂能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比如东北制药总厂。但据了解，东北制药总厂与国外一家公司合作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并没有直接供应国内市场，而是全部返销国外，由合作公司出口到他国。齐多夫定在美国FDA1987-1999年批准的治疗艾滋病的17种药物中位列第一，专利权属于德国的葛兰素——威康公司(现在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此外，厦门的迈克化学实业有限公司在两个月前刚刚以3种抗艾滋病药齐多夫定、卡托普利和利巴韦林赢得了巴西政府的一个总额达150万美元的大订单，据称后续订单将达到3000万-5000万美元。浙江华海制药厂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联合，目前也已经开始以合成工艺制造“鸡尾酒疗法”中的3种药物，这3种药物去年在国外刚刚开禁。他们生产的只是化合物，即原料药，目标也是国外市场，目前还没有进入正式生产阶段。
那么，在很多跨国制药公司纷纷来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国内这些药厂为什么放弃自己家门口的巨大市场而将目光盯在国外呢？一位药厂负责人一语道破天机：原料药的出口勿需药监部门的许可，只要进口国同意就可以了。但据记者了解，这些企业在努力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在随时准备着能够有机会在国内市场放手一搏。有消息称，东北制药总厂和迈克化学公司都已经开始在国内申请新药注册文号。同时，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管局有关人士处也得到证实，“现在已有制药企业在运作报批事宜，但还没有浮出水面”。
放飞希望待东风
那么，对于国内企业申请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注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是如何看的呢？国家药品监管局注册司营文庄司长在前些时候召开的“中国医药经济论坛年会”上曾说，对于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艾滋病病毒新药的申报注册，药品监管部门将给予优先注册权，以缩短注册所花费的时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哈会议就抗艾滋病药物达成的新协议出台后，我国很多制药企业都在关注着政府对此有何反响。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对企业申报的治疗艾滋病的新药，还要首先看这个品种有没有行政保护。至于以后是否会有变化，那还要看卫生部门有没有‘强制执行政策’的出台。”记者把电话打到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得到的答复是“要看国家对此有没有政策”。
一位业内人士说：国家在控制艾滋病传播方面也在积极想办法，比如努力使跨国公司的药价降下来。这种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前些时候默沙东(中国)公司宣布，从12月1日起，该公司将降低两种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药物佳息患和施多宁在中国的出厂价，分别降到每年/份1029美元和920美元，相当于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艾滋病传播速度在加快，艾滋病患者的绝对人数已经很庞大，所以很多国内企业还是盼望着这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能够使现行的政策更宽松些。
登高还需放眼量
企业的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抓住机会的方式也不是只有等待国家政策这一条路。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检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尚红教授和她的同事们共同承担的国家863“支原体培养上清中Ⅰ型艾滋病病毒(HIV-1)逆转录酶抑制物质的鉴定”课题，历时7年，已取得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对研究和开发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和药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引起了国际艾滋病研究部门和专家的重视。不久前，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已提出欲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艾滋病研究室合作，共同开展有关项目的研究。应该说，中国的研究力量并不弱，跨国制药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就是一个例证。问题是，中国的制药企业如何把目光放得更远些，在新药的研发方面投入更大些，使国内的研发力量发挥得更充分些。“机遇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人”，有了好的产品才能抓住更多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