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和
金元四大家之一，倡“攻病三法”(汗、吐、下)，喜用峻烈的泻剂和吐剂。他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由于偏重攻法，主张慎用补法，后人称他为“攻下派”。《儒门事亲》就是他的代表作。
张子和，名从政，号戴人，子和是他常用的字。睢州考城人。约生于金贞元四年，即公元一一五六年，卒于金正大五年，即公元一二二八年。他自幼喜欢读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尤其喜爱钻研医经，认为“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他治学态度诚实，谦逊，不喧长，不护短。有一次，他目赤百余天，肿痛不止，请了眼科医生姜仲安看病。经姜医生用针灸治疗三天，眼病就痊愈了。张子和感叹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缺此法，不学可乎”(《儒门事亲·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于是，他常以此事警戒自己，激励自己刻苦钻研，在医术方面精益求精。结果，他不仅创立新用古法的汗、吐、下三法，而且又学了一手针灸技术，“以医闻于世”，有“神医”之称。
张子和在治学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很重视立论持之有据。
, 百拇医药
先看他在实践中是怎样“偶得吐法”的？
有一妇女，因小时患惊风而得风痫。三十余年，病情日益沉重，竟至一日发作十余次，昏痴健忘，惶惶不可终日。恰逢当时饥荒，她采百草充饥。一天，从水边采来一种象葱那样的草，泡蒸吃下。五更时分，便觉心中不安、吐涎如胶，连日不止，共约吐出一二斗，汗出如洗。过几天，顿觉轻健，病去食进，百脉皆和。张子和对这个病例很重视，“省其所食，不知何物”。他访问了许多人，才弄清那妇女吃的草是憨葱苗。而憨葱苗在《本经》书叫做藜芦苗。。《本草图经》说：藜芦主治“大吐上膈风涎”。这妇女得“吐风病”，所以，一吃此草，病就好了。因此，他高兴地说：“亦偶得吐法耳”。
他又是如何“偶得泻法”呢？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因为误吞铜铁而患病，身体很瘦弱，足不胜身。那时正好是六七月份，淫雨不止，没有木柴煮饭，小孩挨饿几天。一天早晨，邻居牛死了，煮牛内葵菜饭吃，病孩乘机饱吃一顿。不久，觉肠中痛，泄注如倾，泻下所误吞的东西。张子和因而明白《内经》中所说的“肝苦急，食甘以缓之”的道理。因“牛肉、大枣、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宽缓肠胃。且肠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铜铁所以下也”(《儒门事亲··偶有所遇厥疾获疗记》)。张子和又高兴地说：“亦偶得泻法耳”。
, 百拇医药
张子和从实践中偶然得汗、吐、下三法，但使用这“三法”，他说“非偶然也”。比如用吐法，《内经》虽然有说：“下痢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则止”。但是人们往往一听到吐法就害怕，因此，“此法废之久矣。”“今人不得此法，遂废而不行。”张子和虽然在偶然中发现“吐”法有效，但还有所怀疑，不敢大胆使用。于是反复“思之”。开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微应。即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最后达到灵活运用，“一吐之中，变态无穷”。所以，他“屡用屡验，以至不疑”。
张子和提出“攻病三法”，不仅据以事实，而且据以文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至于《伤寒论》就更明确地把汗、吐、下确定为治疗的方法。对这篇文献的论述，张子和既潜心地研究，又在实践中加以印证，并作了发挥。他说：“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他用上(外)、中、下三方面概括病邪所在，治疗方法，也就相应地采用汗、吐、下三法。具体来说，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在皮肤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可用汗法；凡是风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脘的，可用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可用政法 。这一理论，他是以事实和文献为依据的。
, 百拇医药
张子和临证治疗，胆大心细。立证处方，也十分注重持之有据。有这样一个病例，卫德新的妻子，旅途中宿于楼上。当夜，碰到强盗抢劫烧楼，受惊从床上跌下来。此后，凡是听到响声，就错倒不省人事。病一年多不见好。诸医作心病治，毫无效果。张子和见了，就说：“那是胆伤了。”就叫两个侍女抓住病妇的两只手，按坐在高椅之上，并在其面前放一小几。张子和指着小几说道：“娘子请看这里。”说完，一棍子猛打在小几之上，那病妇大惊。张子和说：“我用棍子打几，你惊什么呢？”待她稍定，又打小几，这回她就没那么惊了。接着又猛打小几三五次，又用手杖敲门，又暗使人画背后的窗纸。病妇渐渐惊定，笑着问道：“这是什么治法？”张子和答道：“《内经》说，惊者平之。平，就是平常。平常见到的必然不会惊怕。对受惊的病人，治疗时，就要设法使其感到平常。”当晚，他又使人敲打病人的门窗，通宵达旦地折腾着她。经这一“治”，病人即使听见雷响也不害怕了。
张子和与朋友交往中，对他们提出的质疑，总是“讲明奥义、辨析玄理”，持之有据。他的好朋友麻知几，曾经问他什么是五苦六辛。一时问住了张子和。张子和却不轻易放过，把它当作要兑现的“旧契”。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他翻阅了《汉书·艺文志》，其中载有五苦六辛之说，但颜师古等人都没有注解。他又读了《内经》，也不见其文。有一天，他外出，步行了十五里路，“飒然而悟”，便欣然回来告诉麻知几，并叫他记下来“以示来者”。张子和说：“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里者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苦，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麻知几听了，觉得他立论扎实，言之成理，“识见深远，凿昔人不传之妙”，非常佩服，油然感慨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数无穷”(《儒门事亲·五苦六辛》)。后来，张子和与他以及常仲明等一起，把自己平日的见闻、经验和学习心得，辑为一书，名之曰《儒门事亲》，凡十四卷。其意为医学只有读书人才易明白，而侍奉亲人又必须知道医学。
, 百拇医药
张子和的功绩在于继承了金代著名医学家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六气致病，主要是作为“邪气”侵入人体的结果，治法就要“速攻之”，以驱除邪气为主要原则。其具体方法，就是汗、吐 、下三法。他的主张，虽然持之有据，但也有些偏颇，在当时或以后都有不少人反对。在《儒门事亲》中，争论和辨驳性的文章较多，有《高技常孤》、《群言难正——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滂才——群口诬戴人》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张子和处境非常困难，受到许多人的嫉妒、怨恨、围攻、傲笑，甚至诽谤。比如有人仰面傲笑他的“攻病三法”，说：“吐者，瓜蒂而已矣。法者，麻黄、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而已矣。”有人对张子和喜用峻药说：“用药皆峻激，是属《本经》下品药，怎能服用呢？”甚至有人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张子和“医杀”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搞得“谤言满市”。在“是非丛”中，一时难以识别，连他的好朋友麻知几也曾“实闻亦疑之”。然而，张子和虽然处于“千年不复见菱花(菱花镜)，纵有那能照妍丑”(《太医先生辞世诗》)的境况里，但不怕孤立，不向邪说屈服，坚决以理抗争。拥护他的也大有人在，可谓“书生高士，推者后来，日不离门”(《儒门事亲·高技常孤》)。当时，有人批语他一生专用寒凉和泻法，其实不然。他强调汗、吐、下三法，是为了矫正时弊。因为当时一般医生妄用温补，竟成一种偏向，为害不浅。所以，他大声疾呼地推崇“攻病三法”。但这不等于他治病有攻无补。他对病人，经过辨证后，该补则补，该寒凉则寒凉，该汗则汗，该吐则吐。他说：“以余之法(指汗、吐、下三法)，所以该众法也。然余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这显然是对的。
但应该指出的是，他在晚年时，也很消极，悲观厌世。不过，他持之有据的学说，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即使经过几百年的论争，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并给人以独立思考的启迪。对于这一点来说，直到现在，也是值得效法的。所以，尽管有许多人说其不是，但我仍认为他不愧为一代名医。只是，他晚年不应太悲观，不应太消沉。否则，其作为远不只这些。所以，世俗的偏见，人言的可畏，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百拇医药
张子和，名从政，号戴人，子和是他常用的字。睢州考城人。约生于金贞元四年，即公元一一五六年，卒于金正大五年，即公元一二二八年。他自幼喜欢读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尤其喜爱钻研医经，认为“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他治学态度诚实，谦逊，不喧长，不护短。有一次，他目赤百余天，肿痛不止，请了眼科医生姜仲安看病。经姜医生用针灸治疗三天，眼病就痊愈了。张子和感叹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缺此法，不学可乎”(《儒门事亲·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于是，他常以此事警戒自己，激励自己刻苦钻研，在医术方面精益求精。结果，他不仅创立新用古法的汗、吐、下三法，而且又学了一手针灸技术，“以医闻于世”，有“神医”之称。
张子和在治学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很重视立论持之有据。
, 百拇医药
先看他在实践中是怎样“偶得吐法”的？
有一妇女，因小时患惊风而得风痫。三十余年，病情日益沉重，竟至一日发作十余次，昏痴健忘，惶惶不可终日。恰逢当时饥荒，她采百草充饥。一天，从水边采来一种象葱那样的草，泡蒸吃下。五更时分，便觉心中不安、吐涎如胶，连日不止，共约吐出一二斗，汗出如洗。过几天，顿觉轻健，病去食进，百脉皆和。张子和对这个病例很重视，“省其所食，不知何物”。他访问了许多人，才弄清那妇女吃的草是憨葱苗。而憨葱苗在《本经》书叫做藜芦苗。。《本草图经》说：藜芦主治“大吐上膈风涎”。这妇女得“吐风病”，所以，一吃此草，病就好了。因此，他高兴地说：“亦偶得吐法耳”。
他又是如何“偶得泻法”呢？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因为误吞铜铁而患病，身体很瘦弱，足不胜身。那时正好是六七月份，淫雨不止，没有木柴煮饭，小孩挨饿几天。一天早晨，邻居牛死了，煮牛内葵菜饭吃，病孩乘机饱吃一顿。不久，觉肠中痛，泄注如倾，泻下所误吞的东西。张子和因而明白《内经》中所说的“肝苦急，食甘以缓之”的道理。因“牛肉、大枣、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宽缓肠胃。且肠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铜铁所以下也”(《儒门事亲··偶有所遇厥疾获疗记》)。张子和又高兴地说：“亦偶得泻法耳”。
, 百拇医药
张子和从实践中偶然得汗、吐、下三法，但使用这“三法”，他说“非偶然也”。比如用吐法，《内经》虽然有说：“下痢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则止”。但是人们往往一听到吐法就害怕，因此，“此法废之久矣。”“今人不得此法，遂废而不行。”张子和虽然在偶然中发现“吐”法有效，但还有所怀疑，不敢大胆使用。于是反复“思之”。开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微应。即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最后达到灵活运用，“一吐之中，变态无穷”。所以，他“屡用屡验，以至不疑”。
张子和提出“攻病三法”，不仅据以事实，而且据以文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至于《伤寒论》就更明确地把汗、吐、下确定为治疗的方法。对这篇文献的论述，张子和既潜心地研究，又在实践中加以印证，并作了发挥。他说：“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他用上(外)、中、下三方面概括病邪所在，治疗方法，也就相应地采用汗、吐、下三法。具体来说，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在皮肤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可用汗法；凡是风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脘的，可用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可用政法 。这一理论，他是以事实和文献为依据的。
, 百拇医药
张子和临证治疗，胆大心细。立证处方，也十分注重持之有据。有这样一个病例，卫德新的妻子，旅途中宿于楼上。当夜，碰到强盗抢劫烧楼，受惊从床上跌下来。此后，凡是听到响声，就错倒不省人事。病一年多不见好。诸医作心病治，毫无效果。张子和见了，就说：“那是胆伤了。”就叫两个侍女抓住病妇的两只手，按坐在高椅之上，并在其面前放一小几。张子和指着小几说道：“娘子请看这里。”说完，一棍子猛打在小几之上，那病妇大惊。张子和说：“我用棍子打几，你惊什么呢？”待她稍定，又打小几，这回她就没那么惊了。接着又猛打小几三五次，又用手杖敲门，又暗使人画背后的窗纸。病妇渐渐惊定，笑着问道：“这是什么治法？”张子和答道：“《内经》说，惊者平之。平，就是平常。平常见到的必然不会惊怕。对受惊的病人，治疗时，就要设法使其感到平常。”当晚，他又使人敲打病人的门窗，通宵达旦地折腾着她。经这一“治”，病人即使听见雷响也不害怕了。
张子和与朋友交往中，对他们提出的质疑，总是“讲明奥义、辨析玄理”，持之有据。他的好朋友麻知几，曾经问他什么是五苦六辛。一时问住了张子和。张子和却不轻易放过，把它当作要兑现的“旧契”。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他翻阅了《汉书·艺文志》，其中载有五苦六辛之说，但颜师古等人都没有注解。他又读了《内经》，也不见其文。有一天，他外出，步行了十五里路，“飒然而悟”，便欣然回来告诉麻知几，并叫他记下来“以示来者”。张子和说：“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里者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苦，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麻知几听了，觉得他立论扎实，言之成理，“识见深远，凿昔人不传之妙”，非常佩服，油然感慨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数无穷”(《儒门事亲·五苦六辛》)。后来，张子和与他以及常仲明等一起，把自己平日的见闻、经验和学习心得，辑为一书，名之曰《儒门事亲》，凡十四卷。其意为医学只有读书人才易明白，而侍奉亲人又必须知道医学。
, 百拇医药
张子和的功绩在于继承了金代著名医学家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六气致病，主要是作为“邪气”侵入人体的结果，治法就要“速攻之”，以驱除邪气为主要原则。其具体方法，就是汗、吐 、下三法。他的主张，虽然持之有据，但也有些偏颇，在当时或以后都有不少人反对。在《儒门事亲》中，争论和辨驳性的文章较多，有《高技常孤》、《群言难正——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滂才——群口诬戴人》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张子和处境非常困难，受到许多人的嫉妒、怨恨、围攻、傲笑，甚至诽谤。比如有人仰面傲笑他的“攻病三法”，说：“吐者，瓜蒂而已矣。法者，麻黄、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而已矣。”有人对张子和喜用峻药说：“用药皆峻激，是属《本经》下品药，怎能服用呢？”甚至有人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张子和“医杀”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搞得“谤言满市”。在“是非丛”中，一时难以识别，连他的好朋友麻知几也曾“实闻亦疑之”。然而，张子和虽然处于“千年不复见菱花(菱花镜)，纵有那能照妍丑”(《太医先生辞世诗》)的境况里，但不怕孤立，不向邪说屈服，坚决以理抗争。拥护他的也大有人在，可谓“书生高士，推者后来，日不离门”(《儒门事亲·高技常孤》)。当时，有人批语他一生专用寒凉和泻法，其实不然。他强调汗、吐、下三法，是为了矫正时弊。因为当时一般医生妄用温补，竟成一种偏向，为害不浅。所以，他大声疾呼地推崇“攻病三法”。但这不等于他治病有攻无补。他对病人，经过辨证后，该补则补，该寒凉则寒凉，该汗则汗，该吐则吐。他说：“以余之法(指汗、吐、下三法)，所以该众法也。然余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这显然是对的。
但应该指出的是，他在晚年时，也很消极，悲观厌世。不过，他持之有据的学说，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即使经过几百年的论争，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并给人以独立思考的启迪。对于这一点来说，直到现在，也是值得效法的。所以，尽管有许多人说其不是，但我仍认为他不愧为一代名医。只是，他晚年不应太悲观，不应太消沉。否则，其作为远不只这些。所以，世俗的偏见，人言的可畏，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