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
张锡纯，字寿甫，河北省盐山县人，生于清代咸丰十年(公元一O年)，卒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累世业儒。父亲喜欢写诗，著有《莲香斋诗稿》。小时候，他父亲就要他读唐诗，还精选历代名家诗数百篇要他背诵。因此，张锡纯十余岁就能写出一手好诗。有一次，他在题为《天宝宫人》试帖诗中，写了“月送满宫悉”的诗句。他父亲认为那是佳句，大加称赏，并对人说他的儿子“异日当以诗显名”。但实际上，张锡纯“显名”的，并不是“诗”，而是“医”。
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于一九一六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一九三O年又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
他的医术精明，一些难治症，经他治理，往往妙手回春。他的朋友黄文卿，有个幼子，出生六个月，头身胎毒始终未愈，体质也很弱，忽肝风内动，抽掣绵绵不休。囟门微凸，按之甚软，微有赤色。指纹色紫为爪形。目睛昏而无神，或歪。脉浮小无根。黄文卿问他：“此证西医已推诿为不治，不知还有救否？”张锡纯仔细诊断后，认为是因虚气化不固，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因而回答说：“还可竭力治愈”。于是，他亲自调汤剂，频频灌服，二剂后肝风止，又增损其方，四剂痊愈。象这样的病例，不胜枚举。他治病，活人无数，临证的人，风雨无阻。赵伯骧写了一首诗赞道：“同胞沈疴凭公挽，的确是名医第一人”。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治口中西医学杂志》、《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他为特约撰稿人。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医学论著。后来，他汇集十八年的经验，在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汇通，编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是他一生临床的经验总结，刻苦研究医学的心血结晶。从辨证论治到选药主方，均切近实际，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见解。生前，此书曾分期刊行，流传颇广，受到当时医学界的推崇与欢迎，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书中前三期是他编的，以方为目，随方附论。总共论述了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三十五类病证，一般从生理和病案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附录了西医的有关理论和治法。由于第四至第七期，是由其子及门人编的，分别为药物学讲义，医论、医案、伤寒论讲义。全书载方一百八十九首，简要适用，其中有一百六十余方，是他自拟的，有实用价值，颇为一般中医所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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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而不泥古”。张锡纯认为《神农本草经》、《内经》是“医学的鼻祖”，实即为医学的渊海；张仲景是《神农本草经》、《内经》之功臣；晋代王叔和，唐代孙思邈、王焘，宋代成无己，明代喻嘉言，又是仲景的功臣，当代的张志聪、徐大椿、黄元御、陈念祖等人由仲景上溯《本经》、《内经》之渊海。他们的著作是“医学正规”。对此，他极为推崇，并深究博览，独探其奥妙。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遂广求方书，远自农轩，近至国朝著述诸家，约共搜阅百余种”；于《本经》、《内经》，仲景书寝馈有数年。可见，他对古代医学钻研之深，涉猎之广，既重视“源”，又不轻视“流”，这种治学精神是令人起敬的。但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待三代文化遗产有比较正确的态度，“师古而不泥古”。他反对久已流传的陋习——“斤斤以传旧为务”。主张“师古”，但不要被古人的规矩准绳限制住，而要掌握古人的规矩准绳并扩充它，变化它，引伸触长。因为我们是生在古人之后，应当完成古人未完成的学业，若不能为古为新，俾我中华医学大发光明于全球上，是我们的罪过。
“参西而不背中”。张锡纯三十岁左右才学习“西人西书”。开始他喜欢西医讲解新异。后来，钻研了十年，又认为西医新异文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于是，中医包括西医之说，就成为他衷中参西工作的理论根据。所谓衷中参西，就是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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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多年的治疗工作中，他不厌其烦，有始有终地建立了医案。他的医案于立案法度、记载项目，尤能要言不繁，简而不漏，首尾完整，层次也井然，可为医案的范例，后来的津梁。他认为，积累医案和病历，是在实践中研究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习医不不泥于古的一个条件。他从中得益不少。后来，那些医案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锡纯研究医理、药理，除参考前人的著述外，还十分重视亲自调查、试验，取得第一手资料。例如为了搞清小茴香是否有毒，他就问厨师。为了辨认市药的真伪，他不辞辛劳地博咨周访，亲自监制。为了验明药物的性能，他经常亲自尝药，如巴豆、硫黄、甘遂、细辛、麻黄、花椒这类烈性药，他总是先验于己，而后施之于人。据说，他曾尝过花椒二三钱，造成胸闷，后饮几碗凉水，才解了毒。经过亲自试验后，掌握了药性，所以他临证选药组方，匠心独运，不泥于古，也不落时医的恒蹊。往往一方中用一种药达几两重，或仅以一两种药就拟成一方。其用量之重，用药之专，都有其非凡之处。同时，自创了升陷汤，由黄芪、知母、柴胡、桔梗、升麻组成、理冲汤，由生黄芪、党参、白术、生山药、天花粉、知母、三棱、莪术、生鸡内金组成、解毒生化丹，由金银花、生杭芍、粉甘草、三七、鸭蛋子组成、卫生防疫宝丹，由粉甘草、细辛、香白芷、薄荷冰、冰片、朱砂组成等许多方剂，而且屡试皆效，能挽沉疴。特别是他的理冲汤，就是现在用于治疗癓瘕及某些肿瘤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虽然他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他的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 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他不愧为近代勇于实践的医学家。, http://www.100md.com
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于一九一六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一九三O年又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
他的医术精明，一些难治症，经他治理，往往妙手回春。他的朋友黄文卿，有个幼子，出生六个月，头身胎毒始终未愈，体质也很弱，忽肝风内动，抽掣绵绵不休。囟门微凸，按之甚软，微有赤色。指纹色紫为爪形。目睛昏而无神，或歪。脉浮小无根。黄文卿问他：“此证西医已推诿为不治，不知还有救否？”张锡纯仔细诊断后，认为是因虚气化不固，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因而回答说：“还可竭力治愈”。于是，他亲自调汤剂，频频灌服，二剂后肝风止，又增损其方，四剂痊愈。象这样的病例，不胜枚举。他治病，活人无数，临证的人，风雨无阻。赵伯骧写了一首诗赞道：“同胞沈疴凭公挽，的确是名医第一人”。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治口中西医学杂志》、《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他为特约撰稿人。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医学论著。后来，他汇集十八年的经验，在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汇通，编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是他一生临床的经验总结，刻苦研究医学的心血结晶。从辨证论治到选药主方，均切近实际，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见解。生前，此书曾分期刊行，流传颇广，受到当时医学界的推崇与欢迎，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书中前三期是他编的，以方为目，随方附论。总共论述了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三十五类病证，一般从生理和病案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附录了西医的有关理论和治法。由于第四至第七期，是由其子及门人编的，分别为药物学讲义，医论、医案、伤寒论讲义。全书载方一百八十九首，简要适用，其中有一百六十余方，是他自拟的，有实用价值，颇为一般中医所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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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而不泥古”。张锡纯认为《神农本草经》、《内经》是“医学的鼻祖”，实即为医学的渊海；张仲景是《神农本草经》、《内经》之功臣；晋代王叔和，唐代孙思邈、王焘，宋代成无己，明代喻嘉言，又是仲景的功臣，当代的张志聪、徐大椿、黄元御、陈念祖等人由仲景上溯《本经》、《内经》之渊海。他们的著作是“医学正规”。对此，他极为推崇，并深究博览，独探其奥妙。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遂广求方书，远自农轩，近至国朝著述诸家，约共搜阅百余种”；于《本经》、《内经》，仲景书寝馈有数年。可见，他对古代医学钻研之深，涉猎之广，既重视“源”，又不轻视“流”，这种治学精神是令人起敬的。但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待三代文化遗产有比较正确的态度，“师古而不泥古”。他反对久已流传的陋习——“斤斤以传旧为务”。主张“师古”，但不要被古人的规矩准绳限制住，而要掌握古人的规矩准绳并扩充它，变化它，引伸触长。因为我们是生在古人之后，应当完成古人未完成的学业，若不能为古为新，俾我中华医学大发光明于全球上，是我们的罪过。
“参西而不背中”。张锡纯三十岁左右才学习“西人西书”。开始他喜欢西医讲解新异。后来，钻研了十年，又认为西医新异文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于是，中医包括西医之说，就成为他衷中参西工作的理论根据。所谓衷中参西，就是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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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研究医理、药理，除参考前人的著述外，还十分重视亲自调查、试验，取得第一手资料。例如为了搞清小茴香是否有毒，他就问厨师。为了辨认市药的真伪，他不辞辛劳地博咨周访，亲自监制。为了验明药物的性能，他经常亲自尝药，如巴豆、硫黄、甘遂、细辛、麻黄、花椒这类烈性药，他总是先验于己，而后施之于人。据说，他曾尝过花椒二三钱，造成胸闷，后饮几碗凉水，才解了毒。经过亲自试验后，掌握了药性，所以他临证选药组方，匠心独运，不泥于古，也不落时医的恒蹊。往往一方中用一种药达几两重，或仅以一两种药就拟成一方。其用量之重，用药之专，都有其非凡之处。同时，自创了升陷汤，由黄芪、知母、柴胡、桔梗、升麻组成、理冲汤，由生黄芪、党参、白术、生山药、天花粉、知母、三棱、莪术、生鸡内金组成、解毒生化丹，由金银花、生杭芍、粉甘草、三七、鸭蛋子组成、卫生防疫宝丹，由粉甘草、细辛、香白芷、薄荷冰、冰片、朱砂组成等许多方剂，而且屡试皆效，能挽沉疴。特别是他的理冲汤，就是现在用于治疗癓瘕及某些肿瘤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虽然他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他的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 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他不愧为近代勇于实践的医学家。,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