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覆
字安道，号奇翁，又号畸叟和抱独老人，约生于1332年，卒于1391年，少时学医于朱震亨，并尽得其传。后来，又广搜博览，所以在医学方面造诣较深，《古今医统》一书曾称他“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等等。另外，其诗文书画也名噪一时，可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良才。
一生著作较多，主要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等，只是其中有些书已经流传，实为一大损失。其学术思想方面，由于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并师承朱丹溪，治学上注重独立思考和实证，而不盲从古人，所著《溯洄集》中对中医生理、病因、疾病的诊治等总是都有其个人的创见。
1、他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的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天地万物在无时无刻的变动之中，始终离不开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的规律，正如他论中所述的，“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生机紊乱，对于人而言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另外，他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化。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盖造化之常，不能以元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这一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辨证法因素。由于亢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亢而不能自制”的两种情况。“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平则五脏安和不病；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所以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由此可见，他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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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内经》四气所伤的分析。对于《内经》风、寒、暑、湿四气所伤之论，历代医家都从其病因推论其病理变化，只有他认为当从现有病情以剖析其病源，方能与临床相符。他指出，人体被四气所伤，并不是必然发病，即使发病，病性也有差异，这主要取决于邪正双方的具体情况。举伤风为例说明，如，“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敬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者，人能知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对于过时后发的疾病，其病因往往是由其临床表现逆推而知的，即“因病知源”。他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心须从临床具体实际情况详加分析，即使“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所以他提倡医为活法，不宜为《内经》的只字片言所拘执，这一点对后世颇有启发。
3、对《难经》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难经·五十八难》，“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而后世伤寒医家采其说，其义多被误解。只有他辞简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宜足以引邪入里，所以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所以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则反助热益炽，所以里热表证则忌汗法。对此，他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仅症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另外，他对《难经·七十五难》之“泻南补北”治法也作了切当的阐释，他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故补水泻火，要使水胜火，火热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因此，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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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伤寒、温暑治有不同。他在吸取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对伤寒和温病人概念、病因病机、诊疗原则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比较和区别，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认为温病是感天地恶毒之气所致，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学术见解。他突破前人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强调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决 要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指出“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这个时候，治法应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也有治里热而表自解者”，主张治疗伤寒可效法仲景，治疗温病则以清里热为主。在他以前，论温病多与伤寒相混，直至他，伤寒与温病论证治法才开始分野，所以吴鞠通说，“王安道始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他实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5、对中风病的认识。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所致，故称为中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的概念，他说，“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这不仅首创了中医的“真中”、“类中风”之说，而且也开拓了把不同学说，融合折中于一说的新趋势。这对明清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确有很大影响。
总之，他在治学方面，虽本于辰亨“一断于经”之要旨，但并不为这一经所囿，总以片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http://www.100md.com
一生著作较多，主要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等，只是其中有些书已经流传，实为一大损失。其学术思想方面，由于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并师承朱丹溪，治学上注重独立思考和实证，而不盲从古人，所著《溯洄集》中对中医生理、病因、疾病的诊治等总是都有其个人的创见。
1、他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的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天地万物在无时无刻的变动之中，始终离不开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的规律，正如他论中所述的，“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生机紊乱，对于人而言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另外，他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化。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盖造化之常，不能以元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这一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辨证法因素。由于亢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亢而不能自制”的两种情况。“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平则五脏安和不病；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所以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由此可见，他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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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难经》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难经·五十八难》，“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而后世伤寒医家采其说，其义多被误解。只有他辞简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宜足以引邪入里，所以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所以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则反助热益炽，所以里热表证则忌汗法。对此，他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仅症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另外，他对《难经·七十五难》之“泻南补北”治法也作了切当的阐释，他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故补水泻火，要使水胜火，火热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因此，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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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中风病的认识。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所致，故称为中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的概念，他说，“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这不仅首创了中医的“真中”、“类中风”之说，而且也开拓了把不同学说，融合折中于一说的新趋势。这对明清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确有很大影响。
总之，他在治学方面，虽本于辰亨“一断于经”之要旨，但并不为这一经所囿，总以片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