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卖血村：甘肃青海交界处生活着近万卖血农民
北京青年报讯 凌晨3点，51岁的陈邦顺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起来，当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借着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样早早地起来了，顺着山腰间的羊肠小道，他们摸黑翻过无数道山梁，步行约4个小时，赶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连城铝厂职工医院内的连海单采血浆站。这时聚集在这里的老乡大概有80多人，和陈邦顺一样，他们都是来卖血浆的。
早上7时30分，血浆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采小血”化验，约10时30分，经化验合格的老乡们按顺序躺在采浆间的采浆设备旁，工作人员用专用设备从他们身体里提取600克血浆。在这里提取血浆后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80元的营养补助，中午还免费供应一顿稀饭馒头，此外还发给每人8两白糖和2两茶叶。
实际上，陈邦顺仅仅是居住在甘青交界处的天祝县东坪乡和青海省乐都县、民和县的芦花乡、马营乡、马厂乡、北山乡的庞大农民卖血大军中的普通一员。记者于3月27日至3月31日，在甘肃、青海采访得知，5个乡的农民中，约有1万左右的农民有卖血史或常年卖血。卖血所得“收入”是这些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经记者调查得知，这些农民主要集中在甘肃的连海单采血浆站、兰州某大型医院、陈井采血点，及青海的乐都采血点常年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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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
“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天祝县东坪乡政府一位叫满爱国的计生专干形象地形容这一带农民的生活现状。这5个乡的农民均居住在海拔2200米至2700米的山上，由于连年旱灾，土豆是目前这5个乡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同时也是这些农民的主要口粮。记者在这5个乡的村子里采访时，见到最多的就是当地农民煮土豆吃的情景。
据满介绍，东坪乡2001年人均纯收入仅为620元，较青海那4个乡440元左右的人均纯收入要高出一些，在这些地区，除了少数家庭里在外有工作的人不卖血和因身体原因被血站拒之门外的农民外，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常年卖血的人员。
山路上的黄土能淹没整个脚背
前往山区的路仅容一辆农用三轮车通过，村与村之间要翻越几座山头，三轮车所经之地，车与人都笼罩在挥之不去的黄尘中，往地上一站，厚厚的黄土淹没了整个脚背。
, 百拇医药
山区里的村庄很分散，记者晚上借宿在青海省乐都县芦花乡转花湾村一个老乡家中，这里居住着30多户村民，据老乡介绍，这个村正好是青海和甘肃交界的地方，一条小道将村子一分为二，那边是甘肃省，这边是青海省。
“我卖的血，能盛满两大水缸”
夫妻二人卖血，一家五口，四口卖血，这是很普通的事。芦花湾乡副书记任克宽说。记者在该乡湾子村了解到，全村40多户300多人口，有35户家庭都在卖血。现年61岁的李守中老人是卖血行列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李守中老人卖血的历史已有19年。今年1月24日，他最后一次去连海单采血浆站卖血浆时，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已超过供浆的年龄限制，他便再没有去这个供浆站。“我终于退休了!现在我的大儿媳妇接我的班，开始卖血。”老人说。
“这30多年卖出的血液足足有两大水缸!”李面对记者，一字一顿地说。
上大学的63500元全是老陈卖血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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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顺靠卖血供儿子上大学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然而当记者见到他时，老陈听说是北京来的，一把握住记者的手，恳请记者帮他登个寻人启事，找他儿子，老陈说，他儿子在北京工作，去年10月份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可直到现在却再也没有音信。老陈的妻子在旁边忍不住哭了。
老陈对于儿子上大学的事情丝毫没有喜悦之情，他清楚地记得，四年来他总共给上大学的儿子63500元，至今还欠外债10000多元，这些钱中，80%都是靠老陈和妻子卖血得来，现在儿子大学毕业了，可所欠的外债还得靠以后卖血来还。
为了多卖血，老陈有6个假无偿献血证
老陈说，他18岁开始卖血，到现在已是34年了，他在三个省的9个血站都卖过血。
按照当地的“血价”，400CC全血的报酬是150元到240元，血浆的价格是80元，献血和卖血浆的间隔次数是有严格规定的，而老陈和妻子如何能在四年里靠卖血得来6万多元？对此，老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摞“无偿献血证”，他摊开证，让记者仔细地看里面的名字，老陈说，这是7个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余6个都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多卖血，多挣点钱，每次拿着这些假证都要在一个血站抽两次，这些证都是托“血头”们办理，每次要给他们15元，村里的人都说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么办法，都是为了孩子呀。说到此，眼泪顺着老陈黑黝的脸滴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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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少寄钱，省得我借钱
记者翻看了老陈保存完整的四年儿子写的信，老陈说，这就是帐单，每一笔钱都在这上面，记者摘录了其中一段：1999年10月30日，我的衣服和鞋旧了，需要用200元买衣服和皮鞋，我想买台电脑，已经借了1800元，上个学期的体育课没达标，要到体育老师那里送礼，再加上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3000元，所以寄3000元很紧张，希望你们原谅，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2000年3月22日，我买了一套衣服和一双皮鞋用了200元，五一节去旅游，班上要收班费100元，上学期有5门课程没考，今年要考，补考费750元，学校让实习，需要实习费1000元，收到信后快寄过来。
记者问，孩子知道你们在家卖血吗？老陈说，他当然知道了，他上高中四年花的8600元都是我卖血供他的，他来信总说让我和他妈多注意身体，可不停的要钱，我们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有10年了，我和他妈就没有再买过一件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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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和他的妻子也卖血
见到青海省乐都县芦花乡转花湾村村长赵万柱时，他正引着电工给村里架电线，他说，这恐怕是青海省村村通电的最后一站了。赵万柱的家和记者在当地所见到的农民家里没什么两样，记者问他是否也去卖血，赵村长说，当然得卖了，不卖血怎么活，乡里一年给100元的工资，除此之外，就是种土豆，这年年干旱，小麦没有收成，土豆也卖不了几个钱，只能去卖血了。
看到记者怀疑的眼光，赵村长挽起衣袖，指着胳膊上抽血的针眼给记者看，接着又指着旁边的妻子说，我们俩都去卖血。记者问，为什么不搞一些经济作物或养殖业来提高收入。村长说，靠天吃饭的地方种什么都不行，没有水，什么也别想，搞养殖也不行，比如养猪，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喂，山上连草都不长，养羊更不行了。
卖血是当地的传统观念
在5个乡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见到农民卖血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卖血呢？穷，当然是最终原因，但也与他们传统的观念有关，从60年代起，这里的部分农民就偷偷地到很远的县城里卖血，后来村里的农民看到依靠自己的身体还能养家，并且无须任何技术、投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酬劳，几十年来，当地农民就形成了这种“以血养家”的意识，并且“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就连当地的年轻人没钱喝酒都要到血站卖血换酒。记者采访一个年轻人时，他说，他曾经在酒泉打过工，做建筑队小工，每天15元，结果年关回家时，包工头跑了，工资也没拿到，村里其他人在外也有被骗的经历，久而久之，村里的年轻人就不愿再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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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唯一的“企业”是铁匠铺
受当地交通、资源的限制，记者在甘青交界5个乡了解到，当地没有任何企业，因为没人愿意把企业建在不毛之地的山上，山里缺水，当地农民饮用水是靠积存的雨水和山上渗出的水，所以，这也是赵村长一直认为贫穷的原因。但也有例外，记者在老陈家了解到，当地乡政府正在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药”措施，农民每退出一亩地，乡政府补贴200斤小麦，20元钱，老陈的二儿子现在就在山上种药材，如板蓝根等，这些药材抗旱，每年能收入3000元以上。既然中药材有这么好的收入，为什么当地农民不依靠种药材呢？这个问题后来在赵村长那里得到答案。赵村长说，我们村里也尝试种过，但是没有技术，也没有人指导，种上后就死了。记者问，县里的领导有没有来过，村长说，从来没来过。记者问，乡里呢？回答，也没有。
记者前往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的路上，在半山腰处，一个铁匠铺，很小，一个人快要把一扇铁门做成型了。记者了解到，这个铁匠铺方圆几十里仅此一家，平常主要做一些农具，做这种铁门的人家不多，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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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迁移山上的村民
那么当地的商业经济如何呢？每个村里都有一家代销点，随便走进一家，品种很齐全，小到针线，大到汽油、柴油，几乎所有的回答是，每天能卖50元就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回答是，居住太分散了，30多户人家散落在山顶和山沟，没人也没钱消费。
而记者在马厂乡政府所在地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说都是在山区，可这里饭店、卫生院、学校一应俱全，偶尔，饭馆里还能传出划拳声，并且这里没有一个人卖血。乡里一位林业干事刘树延的家可比赵村长的家好多了，见到他时，他正在家里吃晚饭，饭桌上还能看到稀罕的青菜。提到农民卖血，和记者所见到的所有干部一样，刘树延不避讳，说，山上不适合人类生存，没法发展，乡政府正准备对山上的村民进行迁移，地点选在西宁的周围。
“血头”要从每人身上抽取15元“劳务费”
王元是记者此次采访中惟一见到的“血头”，乡亲们背后也这样称呼。此人在当地的名气远近闻名。记者在山上的任何村落采访时，这些村民均知道王的大名，而且不少人还和他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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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记者以“卖血者”的身份在连海单采血浆站暗访时，不少前来卖血的农民朋友向记者介绍王，并说王的能量很大，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跟他到兰州某大型医院卖血，绝对能卖成。
当日上午11时许，经人指点，记者在连城铝厂附近的市场上截住了王元，王警觉地上下打量了一番记者说：“我不姓王。”之后欲转身走开。记者谎称是下岗职工，家里实在困难，欲“跑医院”挣钱。王这才半信半疑地答应下来。随后，在王元长期租住的旅社院内，王边修理自己的摩托车边和记者攀谈。王告诉记者，他在这家医院有熟人，一个星期卖两次也没有问题，只要找个和自己长相接近的人的身份证就行。他还说，这家医院每次卖全血400毫升为150元，当然这150元中他要收取15元的“劳务费”，另外每个人不论献血与否，都要出20元的车票钱。
王元不承认自己干过“血头”
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得知，王是马厂乡农民，他干“血头”已有3年多的时间。平均每个月组织两次当地农民到兰州卖血。一般每次在50人左右，最多的一次达到110多人。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家医院同样给卖血人员发《无偿献血证》，两次抽血时间间隔要求在6个月以上。但经王组织的卖血人员一周扎两针是常有的事。一位随王到兰州卖血的中年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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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记者在马厂乡采访时，碰巧又见到了王元，记者这次亮明了身份，王却矢口否认自己是“血头”，也从来没有带人去过兰州，可前两天王元还保证能带记者去兰州卖血。王解释说，那是瞎说着玩呢。但随后，王又托人找到记者，请求别在报纸上刊登他了。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马厂、马营、芦花、北山、东坪5乡均有“血头”，其中马厂乡最多，据当地农民反映，这些血头经常走村串户，从时间间隔不够3个月而因家里急需用钱的农民手中收取30元的“劳务费”和《无偿献血证》或身份证，但不论结果如何，这30元的“劳务费”他们照样收取。即便这样，当地仍有不少人跟“血头”长期打交道。
血浆站阻挠采访
在甘肃连海单采血浆站，记者采访发现在此供血浆的农民绝大多数均来自青海的芦花、马厂、马营等乡，随后记者在进入芦花等乡采访时的所见所闻，也基本证实了记者的判断。但根据卫生部办公厅于2000年11月24日印发的《关于下发供血浆者须知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供血浆者只能在户口居住地区(县)的单采血浆站供血浆，不能跨区域供血浆或者流动供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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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该站站长卢永生时，卢永生对此极力否认，并说：“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是青海省的。”但当记者就采访到的大量事实来说明时，卢才不予否认。
另外，这个站还存在的特别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长期在此供血浆的人员还在别处频繁卖血。针对此问题，卢答复说：“根据有关规定，也是绝对禁止的。”
但就在这个血浆站，记者亲眼看到，一位刚从乐都采血点“扎了急针”的马厂乡的中年妇女，在此卖出血浆600克；一位刚于前一天在兰州某医院卖完血液的中年男子也在这里卖了血浆。
记者提出去采浆室采访卖浆者，但卢以影响卫生为由拒绝记者去采访，卢说，就是不让你进，你没有上面的批准，就是不能让你采访。
记者手记
“活着就卖，死了就算”，这是记者在连续5天的采访中，这些乡亲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谈起卖血的原因，当地村民跟记者开玩笑地说，如果记者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会和他们一样“跑血站”。一位当地农民说，他们这种生存方式，等于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充饥，只不过方式没有这么残忍罢了。难道只有卖血才是他们惟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记者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依靠卖血维持自己的生计，是生活在贫困山区农民几代人走过的路，而政府办的正规血站、血浆站却也长期设立在最贫困的山区，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把“方便农民卖血”当成一种帮助，那么这种关心未免太残酷了。, 百拇医药
早上7时30分，血浆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采小血”化验，约10时30分，经化验合格的老乡们按顺序躺在采浆间的采浆设备旁，工作人员用专用设备从他们身体里提取600克血浆。在这里提取血浆后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80元的营养补助，中午还免费供应一顿稀饭馒头，此外还发给每人8两白糖和2两茶叶。
实际上，陈邦顺仅仅是居住在甘青交界处的天祝县东坪乡和青海省乐都县、民和县的芦花乡、马营乡、马厂乡、北山乡的庞大农民卖血大军中的普通一员。记者于3月27日至3月31日，在甘肃、青海采访得知，5个乡的农民中，约有1万左右的农民有卖血史或常年卖血。卖血所得“收入”是这些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经记者调查得知，这些农民主要集中在甘肃的连海单采血浆站、兰州某大型医院、陈井采血点，及青海的乐都采血点常年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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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
“早晨是洋、中午是芋、晚上是蛋，全天吃的是洋芋蛋。”天祝县东坪乡政府一位叫满爱国的计生专干形象地形容这一带农民的生活现状。这5个乡的农民均居住在海拔2200米至2700米的山上，由于连年旱灾，土豆是目前这5个乡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同时也是这些农民的主要口粮。记者在这5个乡的村子里采访时，见到最多的就是当地农民煮土豆吃的情景。
据满介绍，东坪乡2001年人均纯收入仅为620元，较青海那4个乡440元左右的人均纯收入要高出一些，在这些地区，除了少数家庭里在外有工作的人不卖血和因身体原因被血站拒之门外的农民外，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常年卖血的人员。
山路上的黄土能淹没整个脚背
前往山区的路仅容一辆农用三轮车通过，村与村之间要翻越几座山头，三轮车所经之地，车与人都笼罩在挥之不去的黄尘中，往地上一站，厚厚的黄土淹没了整个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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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里的村庄很分散，记者晚上借宿在青海省乐都县芦花乡转花湾村一个老乡家中，这里居住着30多户村民，据老乡介绍，这个村正好是青海和甘肃交界的地方，一条小道将村子一分为二，那边是甘肃省，这边是青海省。
“我卖的血，能盛满两大水缸”
夫妻二人卖血，一家五口，四口卖血，这是很普通的事。芦花湾乡副书记任克宽说。记者在该乡湾子村了解到，全村40多户300多人口，有35户家庭都在卖血。现年61岁的李守中老人是卖血行列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李守中老人卖血的历史已有19年。今年1月24日，他最后一次去连海单采血浆站卖血浆时，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已超过供浆的年龄限制，他便再没有去这个供浆站。“我终于退休了!现在我的大儿媳妇接我的班，开始卖血。”老人说。
“这30多年卖出的血液足足有两大水缸!”李面对记者，一字一顿地说。
上大学的63500元全是老陈卖血得来的
, 百拇医药
陈邦顺靠卖血供儿子上大学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然而当记者见到他时，老陈听说是北京来的，一把握住记者的手，恳请记者帮他登个寻人启事，找他儿子，老陈说，他儿子在北京工作，去年10月份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可直到现在却再也没有音信。老陈的妻子在旁边忍不住哭了。
老陈对于儿子上大学的事情丝毫没有喜悦之情，他清楚地记得，四年来他总共给上大学的儿子63500元，至今还欠外债10000多元，这些钱中，80%都是靠老陈和妻子卖血得来，现在儿子大学毕业了，可所欠的外债还得靠以后卖血来还。
为了多卖血，老陈有6个假无偿献血证
老陈说，他18岁开始卖血，到现在已是34年了，他在三个省的9个血站都卖过血。
按照当地的“血价”，400CC全血的报酬是150元到240元，血浆的价格是80元，献血和卖血浆的间隔次数是有严格规定的，而老陈和妻子如何能在四年里靠卖血得来6万多元？对此，老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摞“无偿献血证”，他摊开证，让记者仔细地看里面的名字，老陈说，这是7个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余6个都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多卖血，多挣点钱，每次拿着这些假证都要在一个血站抽两次，这些证都是托“血头”们办理，每次要给他们15元，村里的人都说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么办法，都是为了孩子呀。说到此，眼泪顺着老陈黑黝的脸滴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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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少寄钱，省得我借钱
记者翻看了老陈保存完整的四年儿子写的信，老陈说，这就是帐单，每一笔钱都在这上面，记者摘录了其中一段：1999年10月30日，我的衣服和鞋旧了，需要用200元买衣服和皮鞋，我想买台电脑，已经借了1800元，上个学期的体育课没达标，要到体育老师那里送礼，再加上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3000元，所以寄3000元很紧张，希望你们原谅，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2000年3月22日，我买了一套衣服和一双皮鞋用了200元，五一节去旅游，班上要收班费100元，上学期有5门课程没考，今年要考，补考费750元，学校让实习，需要实习费1000元，收到信后快寄过来。
记者问，孩子知道你们在家卖血吗？老陈说，他当然知道了，他上高中四年花的8600元都是我卖血供他的，他来信总说让我和他妈多注意身体，可不停的要钱，我们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有10年了，我和他妈就没有再买过一件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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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和他的妻子也卖血
见到青海省乐都县芦花乡转花湾村村长赵万柱时，他正引着电工给村里架电线，他说，这恐怕是青海省村村通电的最后一站了。赵万柱的家和记者在当地所见到的农民家里没什么两样，记者问他是否也去卖血，赵村长说，当然得卖了，不卖血怎么活，乡里一年给100元的工资，除此之外，就是种土豆，这年年干旱，小麦没有收成，土豆也卖不了几个钱，只能去卖血了。
看到记者怀疑的眼光，赵村长挽起衣袖，指着胳膊上抽血的针眼给记者看，接着又指着旁边的妻子说，我们俩都去卖血。记者问，为什么不搞一些经济作物或养殖业来提高收入。村长说，靠天吃饭的地方种什么都不行，没有水，什么也别想，搞养殖也不行，比如养猪，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喂，山上连草都不长，养羊更不行了。
卖血是当地的传统观念
在5个乡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见到农民卖血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卖血呢？穷，当然是最终原因，但也与他们传统的观念有关，从60年代起，这里的部分农民就偷偷地到很远的县城里卖血，后来村里的农民看到依靠自己的身体还能养家，并且无须任何技术、投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酬劳，几十年来，当地农民就形成了这种“以血养家”的意识，并且“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就连当地的年轻人没钱喝酒都要到血站卖血换酒。记者采访一个年轻人时，他说，他曾经在酒泉打过工，做建筑队小工，每天15元，结果年关回家时，包工头跑了，工资也没拿到，村里其他人在外也有被骗的经历，久而久之，村里的年轻人就不愿再出去打工了。
, 百拇医药
村里唯一的“企业”是铁匠铺
受当地交通、资源的限制，记者在甘青交界5个乡了解到，当地没有任何企业，因为没人愿意把企业建在不毛之地的山上，山里缺水，当地农民饮用水是靠积存的雨水和山上渗出的水，所以，这也是赵村长一直认为贫穷的原因。但也有例外，记者在老陈家了解到，当地乡政府正在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药”措施，农民每退出一亩地，乡政府补贴200斤小麦，20元钱，老陈的二儿子现在就在山上种药材，如板蓝根等，这些药材抗旱，每年能收入3000元以上。既然中药材有这么好的收入，为什么当地农民不依靠种药材呢？这个问题后来在赵村长那里得到答案。赵村长说，我们村里也尝试种过，但是没有技术，也没有人指导，种上后就死了。记者问，县里的领导有没有来过，村长说，从来没来过。记者问，乡里呢？回答，也没有。
记者前往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的路上，在半山腰处，一个铁匠铺，很小，一个人快要把一扇铁门做成型了。记者了解到，这个铁匠铺方圆几十里仅此一家，平常主要做一些农具，做这种铁门的人家不多，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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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迁移山上的村民
那么当地的商业经济如何呢？每个村里都有一家代销点，随便走进一家，品种很齐全，小到针线，大到汽油、柴油，几乎所有的回答是，每天能卖50元就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回答是，居住太分散了，30多户人家散落在山顶和山沟，没人也没钱消费。
而记者在马厂乡政府所在地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说都是在山区，可这里饭店、卫生院、学校一应俱全，偶尔，饭馆里还能传出划拳声，并且这里没有一个人卖血。乡里一位林业干事刘树延的家可比赵村长的家好多了，见到他时，他正在家里吃晚饭，饭桌上还能看到稀罕的青菜。提到农民卖血，和记者所见到的所有干部一样，刘树延不避讳，说，山上不适合人类生存，没法发展，乡政府正准备对山上的村民进行迁移，地点选在西宁的周围。
“血头”要从每人身上抽取15元“劳务费”
王元是记者此次采访中惟一见到的“血头”，乡亲们背后也这样称呼。此人在当地的名气远近闻名。记者在山上的任何村落采访时，这些村民均知道王的大名，而且不少人还和他打过交道。
, 百拇医药
3月27日，记者以“卖血者”的身份在连海单采血浆站暗访时，不少前来卖血的农民朋友向记者介绍王，并说王的能量很大，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跟他到兰州某大型医院卖血，绝对能卖成。
当日上午11时许，经人指点，记者在连城铝厂附近的市场上截住了王元，王警觉地上下打量了一番记者说：“我不姓王。”之后欲转身走开。记者谎称是下岗职工，家里实在困难，欲“跑医院”挣钱。王这才半信半疑地答应下来。随后，在王元长期租住的旅社院内，王边修理自己的摩托车边和记者攀谈。王告诉记者，他在这家医院有熟人，一个星期卖两次也没有问题，只要找个和自己长相接近的人的身份证就行。他还说，这家医院每次卖全血400毫升为150元，当然这150元中他要收取15元的“劳务费”，另外每个人不论献血与否，都要出20元的车票钱。
王元不承认自己干过“血头”
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得知，王是马厂乡农民，他干“血头”已有3年多的时间。平均每个月组织两次当地农民到兰州卖血。一般每次在50人左右，最多的一次达到110多人。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家医院同样给卖血人员发《无偿献血证》，两次抽血时间间隔要求在6个月以上。但经王组织的卖血人员一周扎两针是常有的事。一位随王到兰州卖血的中年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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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记者在马厂乡采访时，碰巧又见到了王元，记者这次亮明了身份，王却矢口否认自己是“血头”，也从来没有带人去过兰州，可前两天王元还保证能带记者去兰州卖血。王解释说，那是瞎说着玩呢。但随后，王又托人找到记者，请求别在报纸上刊登他了。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马厂、马营、芦花、北山、东坪5乡均有“血头”，其中马厂乡最多，据当地农民反映，这些血头经常走村串户，从时间间隔不够3个月而因家里急需用钱的农民手中收取30元的“劳务费”和《无偿献血证》或身份证，但不论结果如何，这30元的“劳务费”他们照样收取。即便这样，当地仍有不少人跟“血头”长期打交道。
血浆站阻挠采访
在甘肃连海单采血浆站，记者采访发现在此供血浆的农民绝大多数均来自青海的芦花、马厂、马营等乡，随后记者在进入芦花等乡采访时的所见所闻，也基本证实了记者的判断。但根据卫生部办公厅于2000年11月24日印发的《关于下发供血浆者须知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供血浆者只能在户口居住地区(县)的单采血浆站供血浆，不能跨区域供血浆或者流动供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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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该站站长卢永生时，卢永生对此极力否认，并说：“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是青海省的。”但当记者就采访到的大量事实来说明时，卢才不予否认。
另外，这个站还存在的特别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长期在此供血浆的人员还在别处频繁卖血。针对此问题，卢答复说：“根据有关规定，也是绝对禁止的。”
但就在这个血浆站，记者亲眼看到，一位刚从乐都采血点“扎了急针”的马厂乡的中年妇女，在此卖出血浆600克；一位刚于前一天在兰州某医院卖完血液的中年男子也在这里卖了血浆。
记者提出去采浆室采访卖浆者，但卢以影响卫生为由拒绝记者去采访，卢说，就是不让你进，你没有上面的批准，就是不能让你采访。
记者手记
“活着就卖，死了就算”，这是记者在连续5天的采访中，这些乡亲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谈起卖血的原因，当地村民跟记者开玩笑地说，如果记者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会和他们一样“跑血站”。一位当地农民说，他们这种生存方式，等于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充饥，只不过方式没有这么残忍罢了。难道只有卖血才是他们惟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记者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依靠卖血维持自己的生计，是生活在贫困山区农民几代人走过的路，而政府办的正规血站、血浆站却也长期设立在最贫困的山区，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把“方便农民卖血”当成一种帮助，那么这种关心未免太残酷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