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东去复西归─我国早期几部重要本草著作在中日间的往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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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草工程
在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历史上，有几部非常重要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等。这几部本草著作不仅在中国本草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都曾传入邻国日本，奠定了日本的本草学基础，并在那里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如今，它们在中日间的传播历程，已成为两国科学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本草学著作，自古以来，一直被奉为医学经典之一。《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历经先秦及秦汉时期众多医家的编撰与传抄，历史上曾有《本经》、《本草》、《神农本草》、《神农氏本草》、《神农经》、《神药经》、《神农本经》、《白字本草》、《朱字神农本经》等多种不同的名称，自梁·阮孝绪《七录》首次著录以来，多记为三卷。
《神农本草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有多种不同的古本传播到东瀛邻邦。例如，公元825年，日本的东宫学士滋野贞等奉敕编成《秘府略》一千卷，此书现今大部分已经亡佚，保存下来的仅有第864和第868两卷。据日本学者考证，在第864卷中，还可以看到《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等书名及佚文，说明早期传入日本的《神农本草经》就不止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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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等书中，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本，《神农本草经》原书在日本逐渐失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约成书于889～898年间，书中收录有168种医书，其中记载“《神农本草》七，陶隐居撰”，可知藤原佐世见到的也只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不是《神农本草经》原书了。
《神农本草经》一书在中国也散佚失传，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尤其是《证类本草》等辗转保存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后世卢复的《神农本草》、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辑本又陆续传入日本，使日本人也有条件来辑复、注解、传授或研究《神农本草经》。如狩谷卿云曾辑有《神农本草经》三卷，今中国南京图书馆藏有1837年井山维熙的抄本。多纪元简、小岛宝素也分别从《太平御览》中辑
出《神农本草经》一卷。其他辑注本、译注本还有《神农本经讲》、《神农本经口授》、《神农本经纪闻》、《神农本经臆断》、《神农本草经解》、《神农本草经解故》、《神农本经温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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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辑复研究《神农本草经》方面成就最高的日本学者是森立之。他主要依据《千金方》、新发现的《新修本草》残卷、《医心方》及《本草和名》等古书，辑复成《神农本草经》五卷。此书于1854年由温知药室刊行，1933年又经重刊；在中国则有群联出版社(1955年)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出版。1858年，森立之又撰著《本草经考注》四卷，对《神农本草经》的本草名物进行了详细的训诂考证，其学术价值引起了两国学者的重视。
《本草经集注》
《本草经集注》又名《神农本草经集注》或《本草集注》、《集注本草》，为《神农本草经》的注解本之一，系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入历代医家的注解，合为七卷，约成书于公元500年前后。三国时代吴王的后裔智聪为避战乱逃亡朝鲜，后于562年携带160卷药书、明堂图等东渡日本，此时距《本草经集注》成书已六十余年，因此有人认为，在智聪带去的药书中可能会有《本草经集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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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奈良市，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物古迹宝库”之称，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宫遗址即在于此。694～710年之间，藤原宫曾作为当时的帝都，经历过三代日本天皇。1934年以后，日本开始发掘藤原宫遗址，出土了一批木简残片，其中有两片木简分别书有“本草集注”和“本草集注上卷”等字样，还有一片记有“大宝三年”的日期。
大宝三年相当于唐代武则天的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在日本的文武天皇时代，曾仿照唐代律令制定了国家法律，于大宝元年(701年)最后完成，所以称为《大宝令》，其中有关医药的法令为《医疾令》。《医疾令》中明确规定，医学生要学习《甲乙经》、《脉经》、《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中国医学著作。对于当时医学生学习教材中的“本草”，究竟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抑或是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历来看法不一，但从《大宝令》制定后仅两年的古都出土的木简上记载有“本草集注”这一点来看，当时把《本草经集注》作为指定教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将《本草经集注》一书作为医学生的规定学习教材，明确写入国家法律之中，说明它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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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大部分内容被辗转收入《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因此原书在我国早已亡佚，然而它的古卷子本残卷在日本还有保存。1908年，橘瑞超等人受大谷光瑞之命赴中亚探险，从敦煌石室获得卷轴残卷一种，初步推测抄于我国六朝至唐朝初期。卷子最后一行文字为“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所以可以断定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但仅存该书的序录部分。有学者将此残卷与《证类本草》引用的《本草经集注》文字对照，发现二者间存在一定差异。该卷子实物现藏于日本龙骨大学图书馆，二、三十年代，小川琢治曾撰文作过考证。1915年，中国著名藏书家罗振玉从小川琢治处得到该卷子全卷的照片，将其影印收入《吉石丛书》中，现中日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又据罗本影印出版该书。
森立之、小岛尚真、曲直濑正信等人辑复《本草经集注》七卷，初稿本现由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1851年，此书的第二稿由森立之誊写，曾为罗振玉收藏，罗氏逝世之后，由其孙罗继祖转赠给黑田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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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
《新修本草》是唐代政府官修的、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著作，又称《唐本草》或《英公本草》，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其中主体文字部分共有20卷，最后完成于659年。随着宋代《开宝本草》等著作的成书与流行，《新修本草》原书在中国也逐渐失传，唯其基本内容被保存于历代诸家递相修订的本草书中。但是在日本还保存有几种手抄影摹本残卷，使今人得以窥见《新修本草》较为完整的内容及体例旧貌。
《新修本草》成书后不久即传入日本，现知日本在天平三年(731年)就有人誊抄过此书(以下将详细说明)。在正仓院文书《写章疏目录》中，也记有“《新修本草》二帙廿卷”，所记时间为“天平二十年六月十日”，即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在《续日本书记》中记载，787年5月，管理医药的“典药寮”官员上书：他们将《新修本草》与《本草经集注》两书比较后，发现《新修本草》增加了一百多条，而且与当时正采用的草药相合，所以请求使用《新修本草》并获得批准。由此可知，典药寮以前一直是使用《本草经集注》的，从787年开始，《新修本草》逐渐替代了《本草经集注》的作用。公元901～922年间，日政府颁布文告《延喜式》，其中规定：凡医生皆读《新修本草》，且限310天之内读完。可见《新修本草》在当时是深受重视的，它的主要内容还被收入了《医心方》、《大和本草》等日本古医籍中。后因中国的《大观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相继传到日本，又替代了《新修本草》的作用，所以《新修本草》在日本也逐渐湮灭，直至近代，其中的一部分才重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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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在日本的天平三年(731年)，曾有日本人誊录过《新修本草》，这个人就是田边史。在他抄录的卷十五之末，记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字样，所以这个抄本被称为“天平抄本”。天平三年距《新修本草》成书仅72年，当时鉴真大师尚未赴日，而鉴真是随第九次遣唐使于753年抵达日本的，因此有人推测《新修本草》是717年由第七次遣唐使或学问僧带到日本的。
田边史抄录的原本也不存于世，但在十三、十四世纪，又有人据他的卷子本重新抄录一过，在抄写过程中，卷十五末“天平三年……书生田边史”一段文字被原样录下，书中还保存有部分唐代俗写的古文字，所以可以确定“天平抄本”是相当于我国盛唐时期的日本抄本。19世纪末，“天平抄本”的传抄本被发现，才使《新修本草》的原书得以重见天日。
《经籍访古志》记载：狩谷卿云在京都一乡绅家看到《新修本草》旧抄本，是五六百年前根据天平抄本誊录的，“实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笈”，于是急忙影摹几本传给同人。狩谷卿云(1775～1835年)即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狩谷望之，卿云为其号，因他收藏有五件汉代珍贵文物，本人还酷嗜汉学，故又号“六汉老人”。狩谷卿云传录的仅为卷十五的一卷，所传的“同人”有浅井贞庵、小岛宝素等人。现京都福井氏崇兰馆仍收藏有传抄本，可惜狩谷氏所依据的底本也亡佚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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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尾万山在《唐新修本草之解说》中称：著名医学世家传人浅井贞庵辗转得知京都仁和寺保存有《新修本草》的五卷残卷(存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后，命门人于1834年借出仁和寺卷子本重抄。今此五卷实物仍收藏于仁和寺，1936年由大阪图书刊行会据原物拍照影印。
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罗振玉旧藏的卷二十末尾，有小岛宝素写于1846年的题识，他说：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廿等四卷，是他在1842年朝觐京都时传写的，所据底本藏于仁和寺宝库。说明仁和寺在1842年还藏有以上四卷，加上浅井氏门人看见的，应有九卷，但此四卷早已下落不明，幸而赖小岛氏的传录而将原文保存下来。
上述三种残卷合起来共有10卷，仅相当于《新修本草》原书内容的一半。狩谷氏所传一卷，与仁和寺所藏九卷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一时尚难缕清，但这10卷残卷的发现，很快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及医学家如浅井氏、小岛氏、多纪氏、森氏、涩江氏等家族，都收藏过它们的不同摹写本，今京都大学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名古屋市逢左文库等，还收藏有多种传抄本。而罗振玉、杨守敬、傅云龙、陈榘、董康等中国官员或学者，也曾在日本见过这些传抄本的影摹本，并分别将他们的有关见闻写成题识或序跋。1891年，罗振玉购得有森立之题识的十卷，时隔90年后，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1889年，傅云龙在东京得见小岛氏藏书的传写本11卷(其中卷三为小岛氏补辑)，陈榘又赠予卷四、卷五、卷十五共三卷，于是将所得影刻成《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收入《籑喜庐丛书》之二，这是《新修本草》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书；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又分别重印群联出版社的影印本。
除上述摹写本、影印本外，冈西为人曾辑复该书，名为《重辑新修本草》，1964年在台湾首次出版，此后在日本也有刊本。又据冈西为人所说，小岛宝素也辑有《新修本草》二十卷。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而科学文化的交流则更是渊远流长。《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三部中国本草学著作在日本的传播、保存、辑复、刊印、研究，以及它们重新传回中国的史实，曲折复杂而富于传奇色彩，必将传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佳话。, 百拇医药(肖永芝)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本草学著作，自古以来，一直被奉为医学经典之一。《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历经先秦及秦汉时期众多医家的编撰与传抄，历史上曾有《本经》、《本草》、《神农本草》、《神农氏本草》、《神农经》、《神药经》、《神农本经》、《白字本草》、《朱字神农本经》等多种不同的名称，自梁·阮孝绪《七录》首次著录以来，多记为三卷。
《神农本草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有多种不同的古本传播到东瀛邻邦。例如，公元825年，日本的东宫学士滋野贞等奉敕编成《秘府略》一千卷，此书现今大部分已经亡佚，保存下来的仅有第864和第868两卷。据日本学者考证，在第864卷中，还可以看到《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等书名及佚文，说明早期传入日本的《神农本草经》就不止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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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等书中，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本，《神农本草经》原书在日本逐渐失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约成书于889～898年间，书中收录有168种医书，其中记载“《神农本草》七，陶隐居撰”，可知藤原佐世见到的也只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不是《神农本草经》原书了。
《神农本草经》一书在中国也散佚失传，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尤其是《证类本草》等辗转保存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后世卢复的《神农本草》、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辑本又陆续传入日本，使日本人也有条件来辑复、注解、传授或研究《神农本草经》。如狩谷卿云曾辑有《神农本草经》三卷，今中国南京图书馆藏有1837年井山维熙的抄本。多纪元简、小岛宝素也分别从《太平御览》中辑
出《神农本草经》一卷。其他辑注本、译注本还有《神农本经讲》、《神农本经口授》、《神农本经纪闻》、《神农本经臆断》、《神农本草经解》、《神农本草经解故》、《神农本经温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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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辑复研究《神农本草经》方面成就最高的日本学者是森立之。他主要依据《千金方》、新发现的《新修本草》残卷、《医心方》及《本草和名》等古书，辑复成《神农本草经》五卷。此书于1854年由温知药室刊行，1933年又经重刊；在中国则有群联出版社(1955年)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出版。1858年，森立之又撰著《本草经考注》四卷，对《神农本草经》的本草名物进行了详细的训诂考证，其学术价值引起了两国学者的重视。
《本草经集注》
《本草经集注》又名《神农本草经集注》或《本草集注》、《集注本草》，为《神农本草经》的注解本之一，系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入历代医家的注解，合为七卷，约成书于公元500年前后。三国时代吴王的后裔智聪为避战乱逃亡朝鲜，后于562年携带160卷药书、明堂图等东渡日本，此时距《本草经集注》成书已六十余年，因此有人认为，在智聪带去的药书中可能会有《本草经集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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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奈良市，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物古迹宝库”之称，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宫遗址即在于此。694～710年之间，藤原宫曾作为当时的帝都，经历过三代日本天皇。1934年以后，日本开始发掘藤原宫遗址，出土了一批木简残片，其中有两片木简分别书有“本草集注”和“本草集注上卷”等字样，还有一片记有“大宝三年”的日期。
大宝三年相当于唐代武则天的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在日本的文武天皇时代，曾仿照唐代律令制定了国家法律，于大宝元年(701年)最后完成，所以称为《大宝令》，其中有关医药的法令为《医疾令》。《医疾令》中明确规定，医学生要学习《甲乙经》、《脉经》、《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中国医学著作。对于当时医学生学习教材中的“本草”，究竟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抑或是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历来看法不一，但从《大宝令》制定后仅两年的古都出土的木简上记载有“本草集注”这一点来看，当时把《本草经集注》作为指定教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将《本草经集注》一书作为医学生的规定学习教材，明确写入国家法律之中，说明它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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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大部分内容被辗转收入《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因此原书在我国早已亡佚，然而它的古卷子本残卷在日本还有保存。1908年，橘瑞超等人受大谷光瑞之命赴中亚探险，从敦煌石室获得卷轴残卷一种，初步推测抄于我国六朝至唐朝初期。卷子最后一行文字为“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所以可以断定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但仅存该书的序录部分。有学者将此残卷与《证类本草》引用的《本草经集注》文字对照，发现二者间存在一定差异。该卷子实物现藏于日本龙骨大学图书馆，二、三十年代，小川琢治曾撰文作过考证。1915年，中国著名藏书家罗振玉从小川琢治处得到该卷子全卷的照片，将其影印收入《吉石丛书》中，现中日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又据罗本影印出版该书。
森立之、小岛尚真、曲直濑正信等人辑复《本草经集注》七卷，初稿本现由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1851年，此书的第二稿由森立之誊写，曾为罗振玉收藏，罗氏逝世之后，由其孙罗继祖转赠给黑田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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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
《新修本草》是唐代政府官修的、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著作，又称《唐本草》或《英公本草》，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其中主体文字部分共有20卷，最后完成于659年。随着宋代《开宝本草》等著作的成书与流行，《新修本草》原书在中国也逐渐失传，唯其基本内容被保存于历代诸家递相修订的本草书中。但是在日本还保存有几种手抄影摹本残卷，使今人得以窥见《新修本草》较为完整的内容及体例旧貌。
《新修本草》成书后不久即传入日本，现知日本在天平三年(731年)就有人誊抄过此书(以下将详细说明)。在正仓院文书《写章疏目录》中，也记有“《新修本草》二帙廿卷”，所记时间为“天平二十年六月十日”，即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在《续日本书记》中记载，787年5月，管理医药的“典药寮”官员上书：他们将《新修本草》与《本草经集注》两书比较后，发现《新修本草》增加了一百多条，而且与当时正采用的草药相合，所以请求使用《新修本草》并获得批准。由此可知，典药寮以前一直是使用《本草经集注》的，从787年开始，《新修本草》逐渐替代了《本草经集注》的作用。公元901～922年间，日政府颁布文告《延喜式》，其中规定：凡医生皆读《新修本草》，且限310天之内读完。可见《新修本草》在当时是深受重视的，它的主要内容还被收入了《医心方》、《大和本草》等日本古医籍中。后因中国的《大观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相继传到日本，又替代了《新修本草》的作用，所以《新修本草》在日本也逐渐湮灭，直至近代，其中的一部分才重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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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在日本的天平三年(731年)，曾有日本人誊录过《新修本草》，这个人就是田边史。在他抄录的卷十五之末，记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字样，所以这个抄本被称为“天平抄本”。天平三年距《新修本草》成书仅72年，当时鉴真大师尚未赴日，而鉴真是随第九次遣唐使于753年抵达日本的，因此有人推测《新修本草》是717年由第七次遣唐使或学问僧带到日本的。
田边史抄录的原本也不存于世，但在十三、十四世纪，又有人据他的卷子本重新抄录一过，在抄写过程中，卷十五末“天平三年……书生田边史”一段文字被原样录下，书中还保存有部分唐代俗写的古文字，所以可以确定“天平抄本”是相当于我国盛唐时期的日本抄本。19世纪末，“天平抄本”的传抄本被发现，才使《新修本草》的原书得以重见天日。
《经籍访古志》记载：狩谷卿云在京都一乡绅家看到《新修本草》旧抄本，是五六百年前根据天平抄本誊录的，“实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笈”，于是急忙影摹几本传给同人。狩谷卿云(1775～1835年)即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狩谷望之，卿云为其号，因他收藏有五件汉代珍贵文物，本人还酷嗜汉学，故又号“六汉老人”。狩谷卿云传录的仅为卷十五的一卷，所传的“同人”有浅井贞庵、小岛宝素等人。现京都福井氏崇兰馆仍收藏有传抄本，可惜狩谷氏所依据的底本也亡佚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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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尾万山在《唐新修本草之解说》中称：著名医学世家传人浅井贞庵辗转得知京都仁和寺保存有《新修本草》的五卷残卷(存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后，命门人于1834年借出仁和寺卷子本重抄。今此五卷实物仍收藏于仁和寺，1936年由大阪图书刊行会据原物拍照影印。
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罗振玉旧藏的卷二十末尾，有小岛宝素写于1846年的题识，他说：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廿等四卷，是他在1842年朝觐京都时传写的，所据底本藏于仁和寺宝库。说明仁和寺在1842年还藏有以上四卷，加上浅井氏门人看见的，应有九卷，但此四卷早已下落不明，幸而赖小岛氏的传录而将原文保存下来。
上述三种残卷合起来共有10卷，仅相当于《新修本草》原书内容的一半。狩谷氏所传一卷，与仁和寺所藏九卷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一时尚难缕清，但这10卷残卷的发现，很快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及医学家如浅井氏、小岛氏、多纪氏、森氏、涩江氏等家族，都收藏过它们的不同摹写本，今京都大学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名古屋市逢左文库等，还收藏有多种传抄本。而罗振玉、杨守敬、傅云龙、陈榘、董康等中国官员或学者，也曾在日本见过这些传抄本的影摹本，并分别将他们的有关见闻写成题识或序跋。1891年，罗振玉购得有森立之题识的十卷，时隔90年后，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1889年，傅云龙在东京得见小岛氏藏书的传写本11卷(其中卷三为小岛氏补辑)，陈榘又赠予卷四、卷五、卷十五共三卷，于是将所得影刻成《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收入《籑喜庐丛书》之二，这是《新修本草》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书；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又分别重印群联出版社的影印本。
除上述摹写本、影印本外，冈西为人曾辑复该书，名为《重辑新修本草》，1964年在台湾首次出版，此后在日本也有刊本。又据冈西为人所说，小岛宝素也辑有《新修本草》二十卷。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而科学文化的交流则更是渊远流长。《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三部中国本草学著作在日本的传播、保存、辑复、刊印、研究，以及它们重新传回中国的史实，曲折复杂而富于传奇色彩，必将传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佳话。, 百拇医药(肖永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