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酝酿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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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草工程
(先秦，公元前221年以前)
关于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可见于《史记.三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等古代文献中。由此反映了人类从十分湮远的时代就开始在实践中认识药物。在先秦的文献资料中，已经出现了“药”字，并有许多关于药物、药效和药理的散在记载，但众多的零散的药物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药物与方剂内容并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统归“经方”类。因此，这一时期应属与本草的酝酿萌芽时期。万里长江，源于涓流。这一时期在各种医书与非医书中的点点滴滴的药学知识，就是渊源流长的本草学的滥觞。
一.“药”字与药物
在我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医药起源的神话传说，它们只能部分地反映远古先民们发明医药的艰难和医药发明的某些形式(如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等等)。文字出现以后，药物发展的进程才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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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未见有“药”字。据统计，甲骨文中动植物的名称多达60余种，尽管它们后来被收入本草，但在甲骨文中还没有作为药用的证据。
“药”字的出现，至少已见于周朝的典籍。如《书经》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廖”；《周礼》云：“医师掌医之政，聚毒药以供医事”，等等。生理活性较猛烈的药物，往往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到，但由于对这些药物的使用还缺乏精确的控制用量，所以“药”与“毒”往往极为接近，中毒的事常有发生。《周礼》以“毒药”供医事，可见一斑。早期典籍中有不少用药唯慎的记载，就是当时用药情况的反映。《论语》记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早期的药物在概念上比现在要狭窄一些，这是受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
文物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一个药字，其形作 ，其后，秦小篆作 。后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从草，乐音”。虽然今人对古代药字的形、声有多种理解，但药是一种治病的物品(多为草类)，基本上无可非议。在先秦的非医药典籍中，已有许多有关药物的记载。《诗经》载植物178种，动物160种(共338种)，其中不少可供药用。《三海经》中的动植矿物数量更多，可作药用的不下百种，有些药功用已很明确，甚至还有兼治两种疾病的物品如“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食之则益寿”的记载，说明已有配伍的用药形式。这里所说的“草”，已依稀现出了后世用“本草”称药物的形迹。也反映了有些药物已比较常用，为人熟知。
, 百拇医药
二.医书中的药学内容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中，有4种含药物的医书，里面记载着许多药物处方(283首)，据考证，其药物数量已有396种。其中约抄写与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更是考察先秦药物发展的珍贵史料。该书使用药物的种类已比较广泛，据初步考证，总数已达247种。《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特点，即药物的产地、形态也见于方书中，这是当时方、药内容揉合的明证。此外，该书在药物的贮藏、制剂和炮制、配伍用药等方面也有不少记载，表明当时对药物已有更深入细致的认识。
先秦时期对药物性质有了初步的理论归纳，如有毒无毒及五味等。五味不仅是味觉的尝试结果，而且已与当时出现的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管子》更将五味与五脏相结合。这些内容在《内经》中更为多见，五味进一步与五体、五窍、五色、五气等相配属。阴阳学说也用于归纳药物的味及其它性质。不仅如此，药性还与运气岁时、五方、五宜、五过相关联，显示了更为复杂的层次。药物配伍已有君臣佐使之分，这甚至已超越了当时的组方水平。《内经》这些与药性理论相关的论说有些是用药实践的总结，有一些也许是哲学模式在中医药学中的理论演绎。它们都已成为后世丰富和发展中药理论的原则，发挥着指导用药的作用。与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同时期的药学相比， 中药在数量、特效药的使用方面并没有占领先地位， 然而对药性的理论归纳却引人注目。中药理论始终与中医基本理论相协调、相适应，这就奠定了中药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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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初的药学著作
“药食同源”是关于药物起源的说法之一。这种说法并不很全面，但它毕竟揭示了食物在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内经》中列举的药物极为有限，而谷、畜、果、菜的名称却频繁出现，并用于调养人体。这些食物始终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组成部分，直到梁.陶弘景分类药物时，七类之中还有四类(虫兽、果、菜、米食)与食物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古人对食物的认识比对药物(狭义的药)来的更早、更细腻、也更深入。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先秦时期对饮食宜忌的记载甚多。《周礼.天官》分医为四,食医即赫然占一席地位。《汉书艺文志》还没有记载一部真正意义的药学专著，但却唯独著录了《神农黄帝食禁》七卷。这部著作早已失传，但从《千金要方》卷26引用的“黄帝云”条文来看，此类以“食禁”(或食忌)为名的著作皆局限于食物的服用禁忌，而不是用于治疗。如“黄帝云：服大豆屑忌食猪肉；炒豆不得与一岁已上，十岁已下小儿食；食竟啖猪肉，必拥气死”。
依现在的中药学体系来说，食疗著作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但从中药发展的历史来看，食物宜忌似乎还要早于一般的药物治疗记载。它很可能是食医们的经验总结。那么先秦只有《神农皇帝食禁》一本食疗书吗？这时有没有专门的药学著作出现呢？完全可能有。公乘阳庆传给淳于意的《药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先秦已经出现了总结药物、药效和药性理论的专著，却没有更多的理由证实现存的《神农本草经》也产生于先秦。在没有确凿的、为人们公认的证据之前，我们不敢贸然断言先秦已出现《神农本草经》及其“注本”。当然，战国末期和秦汉已非常接近，汉代出现的众多本草著作也许有可能在战国末期已具雏形，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包含着先秦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然而对于“先秦”这样一个纵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来说，它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本草酝酿和萌芽的状态。
(摘引自《历代文献精华》), 百拇医药
关于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可见于《史记.三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等古代文献中。由此反映了人类从十分湮远的时代就开始在实践中认识药物。在先秦的文献资料中，已经出现了“药”字，并有许多关于药物、药效和药理的散在记载，但众多的零散的药物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药物与方剂内容并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统归“经方”类。因此，这一时期应属与本草的酝酿萌芽时期。万里长江，源于涓流。这一时期在各种医书与非医书中的点点滴滴的药学知识，就是渊源流长的本草学的滥觞。
一.“药”字与药物
在我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医药起源的神话传说，它们只能部分地反映远古先民们发明医药的艰难和医药发明的某些形式(如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等等)。文字出现以后，药物发展的进程才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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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未见有“药”字。据统计，甲骨文中动植物的名称多达60余种，尽管它们后来被收入本草，但在甲骨文中还没有作为药用的证据。
“药”字的出现，至少已见于周朝的典籍。如《书经》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廖”；《周礼》云：“医师掌医之政，聚毒药以供医事”，等等。生理活性较猛烈的药物，往往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到，但由于对这些药物的使用还缺乏精确的控制用量，所以“药”与“毒”往往极为接近，中毒的事常有发生。《周礼》以“毒药”供医事，可见一斑。早期典籍中有不少用药唯慎的记载，就是当时用药情况的反映。《论语》记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早期的药物在概念上比现在要狭窄一些，这是受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
文物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一个药字，其形作 ，其后，秦小篆作 。后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从草，乐音”。虽然今人对古代药字的形、声有多种理解，但药是一种治病的物品(多为草类)，基本上无可非议。在先秦的非医药典籍中，已有许多有关药物的记载。《诗经》载植物178种，动物160种(共338种)，其中不少可供药用。《三海经》中的动植矿物数量更多，可作药用的不下百种，有些药功用已很明确，甚至还有兼治两种疾病的物品如“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食之则益寿”的记载，说明已有配伍的用药形式。这里所说的“草”，已依稀现出了后世用“本草”称药物的形迹。也反映了有些药物已比较常用，为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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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书中的药学内容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中，有4种含药物的医书，里面记载着许多药物处方(283首)，据考证，其药物数量已有396种。其中约抄写与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更是考察先秦药物发展的珍贵史料。该书使用药物的种类已比较广泛，据初步考证，总数已达247种。《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特点，即药物的产地、形态也见于方书中，这是当时方、药内容揉合的明证。此外，该书在药物的贮藏、制剂和炮制、配伍用药等方面也有不少记载，表明当时对药物已有更深入细致的认识。
先秦时期对药物性质有了初步的理论归纳，如有毒无毒及五味等。五味不仅是味觉的尝试结果，而且已与当时出现的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管子》更将五味与五脏相结合。这些内容在《内经》中更为多见，五味进一步与五体、五窍、五色、五气等相配属。阴阳学说也用于归纳药物的味及其它性质。不仅如此，药性还与运气岁时、五方、五宜、五过相关联，显示了更为复杂的层次。药物配伍已有君臣佐使之分，这甚至已超越了当时的组方水平。《内经》这些与药性理论相关的论说有些是用药实践的总结，有一些也许是哲学模式在中医药学中的理论演绎。它们都已成为后世丰富和发展中药理论的原则，发挥着指导用药的作用。与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同时期的药学相比， 中药在数量、特效药的使用方面并没有占领先地位， 然而对药性的理论归纳却引人注目。中药理论始终与中医基本理论相协调、相适应，这就奠定了中药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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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初的药学著作
“药食同源”是关于药物起源的说法之一。这种说法并不很全面，但它毕竟揭示了食物在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内经》中列举的药物极为有限，而谷、畜、果、菜的名称却频繁出现，并用于调养人体。这些食物始终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组成部分，直到梁.陶弘景分类药物时，七类之中还有四类(虫兽、果、菜、米食)与食物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古人对食物的认识比对药物(狭义的药)来的更早、更细腻、也更深入。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先秦时期对饮食宜忌的记载甚多。《周礼.天官》分医为四,食医即赫然占一席地位。《汉书艺文志》还没有记载一部真正意义的药学专著，但却唯独著录了《神农黄帝食禁》七卷。这部著作早已失传，但从《千金要方》卷26引用的“黄帝云”条文来看，此类以“食禁”(或食忌)为名的著作皆局限于食物的服用禁忌，而不是用于治疗。如“黄帝云：服大豆屑忌食猪肉；炒豆不得与一岁已上，十岁已下小儿食；食竟啖猪肉，必拥气死”。
依现在的中药学体系来说，食疗著作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但从中药发展的历史来看，食物宜忌似乎还要早于一般的药物治疗记载。它很可能是食医们的经验总结。那么先秦只有《神农皇帝食禁》一本食疗书吗？这时有没有专门的药学著作出现呢？完全可能有。公乘阳庆传给淳于意的《药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先秦已经出现了总结药物、药效和药性理论的专著，却没有更多的理由证实现存的《神农本草经》也产生于先秦。在没有确凿的、为人们公认的证据之前，我们不敢贸然断言先秦已出现《神农本草经》及其“注本”。当然，战国末期和秦汉已非常接近，汉代出现的众多本草著作也许有可能在战国末期已具雏形，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包含着先秦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然而对于“先秦”这样一个纵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来说，它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本草酝酿和萌芽的状态。
(摘引自《历代文献精华》),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