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搜辑充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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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草工程
(隋唐五代，公元589年至公元960年)
经数百年分裂之后，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隋、唐和秦、汉两朝一样，在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前，有一个虽然完成统一大业，但却寿命短促的朝代。隋代只有30年历史，因此这一时期有一些名医是跨朝代的。应该承认的是，隋朝短短的数十年间，也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医学成就(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等)。强盛的李唐王朝开创了封建王朝上升时期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表现在本草发展上，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药学著作和开展全国药物调查这样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创举。在《本草经集注》这一本草雏型基础上，医药家们更广泛地搜集了前代的药学资料，使原来雏型期的本草各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充实，使之逐渐丰满起来，日趋成熟。
唐代发达的文化艺术，为本草著作增添了新的风彩和种类。频繁的中外交流为中药学灌注了新的血液，出现第一批外来药物专著。文化水平较高的士大夫们撰写的本草，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书籍的编写形式，以及寻求便于阅读和检索的办法。这一些成就，构成了本时期药物学在搜辑充实阶段的特征，为印刷术应用于本草书籍准备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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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草主流
本草发展到隋唐，药物的数量和用药经验已经基本能满足一般临床治疗的需要。但在此以前，由于国家分裂等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药物品种混乱现象，没有得到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因而直接关系到用药的安全和有效。陶弘景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束缚了他的眼界，靠“一家撰制”无法解决这一本草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学术问题。唐.孔志约在《新修本草.序》 中客观地评价了陶弘景的得失，肯定了他“兴言撰辑，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经方，润色医业”的功绩，也分析了他失误的原因：“然而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新修本草》就是在汲取《本草经集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手编撰的。国家的统一，政府的支持，克服了“闻见阙于殊方”的困难；集体编修，儒士与医家相结合，避免了“诠释拘于独学”的弊病。似乎可以这样说，《新修本草》的产生，是文化发达的体现，也是本草发展的必然。
唐显庆二年(657)，在苏敬这位熟谙医药的官员倡导下，政府批准组织了20多个人的编写班子，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基础上重新编修本草。其主要目的是要改变当时“承疑行妄，曾无有觉”的状态，核定药物名实，确保用药的有效和安全。历史雄辩地证明，这次编撰《新修本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不仅表现在产生了《新修本草》一本书以及该书内容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编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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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编写方式不外二条：“上禀神规，下询众议”，讲的是广泛征集资料并加以分析讨论；“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则是动员全国力量，调查征求药物。这二种办法都是本草史上的创举。《本经》、《别录》虽然也是集体创作，但那是不同时代集体经验的集合，与《新修本草》集体讨论、共同撰修有本质的不同。人们之所以把《新修本草》视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不仅仅在于它是政府颁行的官修本草，而且在于它的编纂方式(集体讨论、广泛调查等)确实使该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也许在法律效力等方面《新修本草》与现在意义的药典还有不少差距，但它的编写程序和组织形式，至今编写药典仍未脱其旧轨。 最值得引为自豪的是，在一千三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利用封建集权的优势，竟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上进行了一次药物实际调查。这是中国药物史，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壮举。据现有资料表明，这次调查地域反映到书中的有13道133州,可见药品来源之广。调查方式因史料简略,只粗知是“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其成果集中在《新修本草药图》和《本草图经》中。虽然，这份成果没能保存多久，但它的编写方式却直接给后世提供了经验，引出了宋代《嘉祐本草图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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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新修本草》，不过只是原书54卷中的20卷正文，它同样为本草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进一步完善了本草编纂体例：编撰者保留了《本草经集注》原来诸药书写体例，对新加注文冠以“谨按”， 粘附于陶弘景注说之后。又模仿《本经》、《别录》药条书写顺序，撰成新药条文(增写了用法等)，末注“新附”二字以示区别。这一做法被宋代官修本草采纳，从而使本草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 针对陶弘景分类过粗的缺点，该书将类别扩大为九类，原草木类析为草、木两类，虫兽类析为禽兽、虫鱼两类。虽无分类方法上的突破，但却更为细致。在此以前虽有药图出现，然而象此书这样，使正文、药图、图经三部分各自成册，相辅而行的作法，仍属首创。从此综合性本草附图几乎成了一定之规。
2. 对药物品种和其他内容进行了全面订正，这是该书在内容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它不仅纠正了陶弘景注说中的许多错误，也对《本经》、《别录》的某些阙误予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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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选了新药114种。更有意义的是增补了当时的许多外来药，丰富了我国药物的品种和内容。《新修本草》问世之后，不胫而走，成为我国和日本医学生的必修教本,促进了两国药物学的发展。此后， 陈藏器针对《新修本草》进行补遗、解纷，编《本草拾遗》；后蜀韩保昇重加增广，修成《重广英公本草》(《蜀本草》)，形成了隋唐五代本草主流。
《本草拾遗》是唐代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据现有资料看，其成就仅次于《新修本草》。陈藏器在《新修本草》撰成后80余年，凭个人之力，予以订补，成绩显赫。他拾掇遗逸药品至少有692种， 其中常用药虽然不多，但却是考察古代用药情况的宝贵资料。书中还含有许多其它自然科学成就的记载。明代李时珍非常崇拜陈藏器，说他“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微。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他编《本草纲目》，直接从陈藏器本草中汲取经验。陈藏器参考的各类书籍达116种，这在当时已是前无古人的。他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纠正了《新修本草》的一些失误。他记载的“十剂”说，是对中药方剂理论的重大贡献。五代后蜀的《重广英公本草》(《蜀本草》)对《新修本草》第一次进行校补。主修人韩保昇为翰林学士，富有才学，补充了许多注释内容，引述了部分唐本《图经》的内容，还增添了新药14种。《蜀本草》增加的内容绝大多数切于实用，涉及的面也很广，举凡效用、品种，每出新见。对《本经》文后的七情内容还进行了一些统计归纳，“十八反”即来源于这一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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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五代本草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是在资料蒐集还是在实际用药经验总结方面，都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使本草学真正充实起来。政府组织编修本草从唐代肇始，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官修本草。这一阶段蒐集整理本草的经验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本草旁支
如果从本草种类来看，唐代还比不过魏晋南北朝。但这并不表示退步，因为这段时间的本草内容更切实用，更少受迷信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另外，此时出现了一些新种类的本草著作，如外域药物类本草等。
1、临床药学类本草：这种分类名词也许并不准确，本书借此名称来归类隋唐五代出现的更适合临床医生使用的一类药书。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又各有不同。例如：《药性论》是隋唐间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它虽以“药性”名书，但和明清时期一些药性理论著作有所不同。从内容涉及面来说，它可以算得上综合性本草，但它的中心是围绕临床用药。这表现在该书对药物的君、臣、佐、使的属性比较重视(每药均予以注明)，显然是出于组方的需要。又该书已经较多的在药效之后附上方剂和用法，方药结合，便于实际用药。也通过以方注药的方法，加深对药物的理解。本草著作从医方中独立出来，至此又与方剂融合，但方剂在本草中只起着辅助的作用，这表明本草又向一个新的高度发展。本草附方影响到唐代《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书，也对后世本草发生作用。明.李时珍认为，假如本草去掉方剂，“是有体无用矣”。体、用关系说明了药书附方的意义。此外，《药性论》中少量记载了药物对脏腑、经络、肢体等特定部位的作用，以及一些实用的制药方法，这些都与实际用药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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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药性论》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节要性的本草，如王方庆《药性要诀》、杨损之《删繁本草》、江承宗《删繁要言永 》、杜善方《本草性事类》、后蜀.张文懿《本草括要诗》，乃至唐.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要录纂要》一节，目的都在于使本草简便，易用易记。歌诀类的本草在这个时期已露端倪。据现存《删繁本草》佚文来看，它删的可能是唐《新修本草》之繁。本草发展就像这样一幅情景：许多溪流汇入江河，但江河之水又常被开沟作渠，引灌到更多的地方。从主流本草节纂、改编，形成某一专门本草，这在明清以后已是司空见惯。唐代此类节要本草数量还很有限，可是已显露出了和久必分的趋势。到五代末期，与宋初交差的时间里，出现了《日华子本草》这样一部著名的临床药学文献。它的主要内容也是药性功效和附方，故《嘉佑本草》称赞它：“其言近用功效甚悉”。作者是南方人，总结了许多当时的用药经验，可靠性强，对后世的临床用药颇有影响。该书没有局守成规，对药性有新的归纳，其中凉性药有53种，为前代本草所未载；还补记了、涩、滑等药味，从而丰富了药物性味内容。书中首先收载了延胡索、自然铜、仙茅等药物，兼带记录了一些药材质量和炮制方面的知识。隋唐五代这些颇有新鲜内容的药性本草在宋代被汇入本草的主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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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物音义及异名专著：近人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中指出，汉唐诸儒抱残守缺， 在学术理论上不能会通创新，但在“医家义疏之学”方面却有一定建树。对于本草来说，唐代音义方面著作突然增多，也可以说是义疏之学盛行的反映。见于著录的音义类本草书有隋.姚最《本草音义》，唐.甄立言《本草音义》，孔志约《本草音义》，杨玄(操)《本草注音》，李含光《本草音义》，殷子严《本草音义》，以及《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的《本草音》等，在唐代本草中占的比例较大。所惜此类书至今连一部也未流传下来，只有李含光《本草音义》还有少数佚文散在。由这些佚文可知，此类著作通过对药名的发音、意义进行训释，达到辨证药物基原的目的。
药物的增多，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现象也就多起来。检索异名的专著应运而生。隋代僧行距《诸药异名》(《旧唐书经籍志》记作释行智《诸药异名》)即其中之一。后世本草虽很少有这方面的专著，但某些综合性本草中常记有这一内容。魏晋南北朝服食炼丹风气甚盛，炼丹家们常用隐名来记载所用药物，以增加神秘感和保密性。唐梅彪《石药尔雅》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后唐侯宁极的《药名谱》，则似乎和炼丹隐名无多大关系。此类著作实用性小，故不受医药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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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也好，异名也好，都是为了提高本草著作的可读性和可查性。药物分类除了显示诸药内在联系之外，方便检索也是其目的之一。唐代萧炳的《四声本草》既是着眼于检索方便而分类的，它按每药名称头一字的四声归类药物，可以说是现在按笔画、拼音、部首等排列药物的开山鼻祖。近代萧步丹《岭南采药录》即直接仿照萧炳的办法来分类药物。
3、海药及外域药物专著：唐代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交通促进了中外交流，药物交流也在其中。此时出现了郑虔的《胡本草》七卷，是我国最早的反映外域及少数民族的专著。如果说《胡本草》有可能偏重于西北和北方地区外来药的话，那么五代时李洵《海药本草》及佚名氏《南海药谱》则确凿无疑的记载了南方及南洋的药品。这些著作出现把当时的外来药相对集中的作一介绍，主要是有关资料的汇集，较少实际调查。
4、食疗类本草：隋唐以前食物类著作并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注重的是烹调藏制。有些食禁之类的书又都侧重在饮食如何调配以防病，避免饮食不得法，损害人体。直到唐代，以饮食物用于治病才得到系统总结，并有发明动物脏器疗法等许多著名的食疗成就。孙思邈《千金药方》 食疗专卷已经涉及到许多食疗经验。他的弟子孟诜又撰《食疗本草》，是为唐代著名的食疗专著。该书不仅辑录了许多食物的性味、功效及用法，还提出了饮食与地区间的关系等问题，内容全面，丰富多采。唐昝殷的《食医心鉴》也是很有名的食疗书，但它重在出示食疗处方，而不象本草著作那样以单味药为叙述单元。 唐代见于著录的还有隋.诸葛颖《淮南王食经》120卷，加上《淮南王食目》10卷、《淮南王食经音》13卷，共计143卷，堪称食经之冠，惜原书片纸无存。留有少量佚文的有《新撰食经》7卷，马琬《食经》、崔禹锡《食经》、朱思简《食经》、严龟《食法》等多种食经(其中有的撰年不详)，可见于《医心方》引录。唐代丰富的食疗著作为本草这一富有特色的分支增添了不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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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草图谱类：唐代最富盛名的药物图谱是《新修本草药图》(25卷)。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药图都是大副的挂图式的图卷，不便于将解说词写在图上，于是又另撰《图经》7卷，“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在此之前，还有多种药图流传，如徐仪《药图》、王定《本草训戒图》等，均为唐人所绘。另外有一些采药或芝草类的图，年代不明(如《日本国见在目录》所记《采药图》、《杂药图》、《芝草图》、《仙草图》等)。一般说来，此类药图以隋以前流传较多，唐代即便有，也多为魏晋六朝之余韵。值得一提的是《天宝单方药图》，该书有图有方，相辅而行，实用性较强。它在北宋时尚有残卷留存，给苏颂撰《本草图经》以很大的启示。
6、单味药专著：隋唐以前大有市场的菌芝、金石类专著在唐代已在走下坡路。 史志中虽然仍有著录，数量已不太多。唐人对芝草兴趣不大，可见于《新修本草》在六种芝草下的注文。这些注文极简单，毫无吹捧之词，且云：“但芝自难得，纵获一二，岂得终久服耶”。表示了不经意的态度，而不象陶宏景所说“此六芝皆仙草之类”云云。唐.李翱《何首乌传》虽然还称不上专书，但说它是较早的单味药专论似不为过。此文不免还有些传奇色彩，但毕竟较系统的介绍了该药发明史、形态、用法等。中国本草中单味药专论或专书在后世出现较多，推本溯源，当以《何首乌传》为其滥觞。唐代本草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当时印刷术虽已发明，但还不够发达，未见有唐代雕版印刷的医药书。当北宋时将本草著作印刷发行之后，本草学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 http://www.100md.com
经数百年分裂之后，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隋、唐和秦、汉两朝一样，在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前，有一个虽然完成统一大业，但却寿命短促的朝代。隋代只有30年历史，因此这一时期有一些名医是跨朝代的。应该承认的是，隋朝短短的数十年间，也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医学成就(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等)。强盛的李唐王朝开创了封建王朝上升时期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表现在本草发展上，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药学著作和开展全国药物调查这样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创举。在《本草经集注》这一本草雏型基础上，医药家们更广泛地搜集了前代的药学资料，使原来雏型期的本草各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充实，使之逐渐丰满起来，日趋成熟。
唐代发达的文化艺术，为本草著作增添了新的风彩和种类。频繁的中外交流为中药学灌注了新的血液，出现第一批外来药物专著。文化水平较高的士大夫们撰写的本草，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书籍的编写形式，以及寻求便于阅读和检索的办法。这一些成就，构成了本时期药物学在搜辑充实阶段的特征，为印刷术应用于本草书籍准备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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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草主流
本草发展到隋唐，药物的数量和用药经验已经基本能满足一般临床治疗的需要。但在此以前，由于国家分裂等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药物品种混乱现象，没有得到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因而直接关系到用药的安全和有效。陶弘景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束缚了他的眼界，靠“一家撰制”无法解决这一本草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学术问题。唐.孔志约在《新修本草.序》 中客观地评价了陶弘景的得失，肯定了他“兴言撰辑，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经方，润色医业”的功绩，也分析了他失误的原因：“然而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新修本草》就是在汲取《本草经集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手编撰的。国家的统一，政府的支持，克服了“闻见阙于殊方”的困难；集体编修，儒士与医家相结合，避免了“诠释拘于独学”的弊病。似乎可以这样说，《新修本草》的产生，是文化发达的体现，也是本草发展的必然。
唐显庆二年(657)，在苏敬这位熟谙医药的官员倡导下，政府批准组织了20多个人的编写班子，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基础上重新编修本草。其主要目的是要改变当时“承疑行妄，曾无有觉”的状态，核定药物名实，确保用药的有效和安全。历史雄辩地证明，这次编撰《新修本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不仅表现在产生了《新修本草》一本书以及该书内容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编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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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编写方式不外二条：“上禀神规，下询众议”，讲的是广泛征集资料并加以分析讨论；“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则是动员全国力量，调查征求药物。这二种办法都是本草史上的创举。《本经》、《别录》虽然也是集体创作，但那是不同时代集体经验的集合，与《新修本草》集体讨论、共同撰修有本质的不同。人们之所以把《新修本草》视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不仅仅在于它是政府颁行的官修本草，而且在于它的编纂方式(集体讨论、广泛调查等)确实使该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也许在法律效力等方面《新修本草》与现在意义的药典还有不少差距，但它的编写程序和组织形式，至今编写药典仍未脱其旧轨。 最值得引为自豪的是，在一千三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利用封建集权的优势，竟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上进行了一次药物实际调查。这是中国药物史，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壮举。据现有资料表明，这次调查地域反映到书中的有13道133州,可见药品来源之广。调查方式因史料简略,只粗知是“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其成果集中在《新修本草药图》和《本草图经》中。虽然，这份成果没能保存多久，但它的编写方式却直接给后世提供了经验，引出了宋代《嘉祐本草图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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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新修本草》，不过只是原书54卷中的20卷正文，它同样为本草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进一步完善了本草编纂体例：编撰者保留了《本草经集注》原来诸药书写体例，对新加注文冠以“谨按”， 粘附于陶弘景注说之后。又模仿《本经》、《别录》药条书写顺序，撰成新药条文(增写了用法等)，末注“新附”二字以示区别。这一做法被宋代官修本草采纳，从而使本草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 针对陶弘景分类过粗的缺点，该书将类别扩大为九类，原草木类析为草、木两类，虫兽类析为禽兽、虫鱼两类。虽无分类方法上的突破，但却更为细致。在此以前虽有药图出现，然而象此书这样，使正文、药图、图经三部分各自成册，相辅而行的作法，仍属首创。从此综合性本草附图几乎成了一定之规。
2. 对药物品种和其他内容进行了全面订正，这是该书在内容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它不仅纠正了陶弘景注说中的许多错误，也对《本经》、《别录》的某些阙误予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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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选了新药114种。更有意义的是增补了当时的许多外来药，丰富了我国药物的品种和内容。《新修本草》问世之后，不胫而走，成为我国和日本医学生的必修教本,促进了两国药物学的发展。此后， 陈藏器针对《新修本草》进行补遗、解纷，编《本草拾遗》；后蜀韩保昇重加增广，修成《重广英公本草》(《蜀本草》)，形成了隋唐五代本草主流。
《本草拾遗》是唐代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据现有资料看，其成就仅次于《新修本草》。陈藏器在《新修本草》撰成后80余年，凭个人之力，予以订补，成绩显赫。他拾掇遗逸药品至少有692种， 其中常用药虽然不多，但却是考察古代用药情况的宝贵资料。书中还含有许多其它自然科学成就的记载。明代李时珍非常崇拜陈藏器，说他“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微。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他编《本草纲目》，直接从陈藏器本草中汲取经验。陈藏器参考的各类书籍达116种，这在当时已是前无古人的。他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纠正了《新修本草》的一些失误。他记载的“十剂”说，是对中药方剂理论的重大贡献。五代后蜀的《重广英公本草》(《蜀本草》)对《新修本草》第一次进行校补。主修人韩保昇为翰林学士，富有才学，补充了许多注释内容，引述了部分唐本《图经》的内容，还增添了新药14种。《蜀本草》增加的内容绝大多数切于实用，涉及的面也很广，举凡效用、品种，每出新见。对《本经》文后的七情内容还进行了一些统计归纳，“十八反”即来源于这一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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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五代本草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是在资料蒐集还是在实际用药经验总结方面，都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使本草学真正充实起来。政府组织编修本草从唐代肇始，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官修本草。这一阶段蒐集整理本草的经验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本草旁支
如果从本草种类来看，唐代还比不过魏晋南北朝。但这并不表示退步，因为这段时间的本草内容更切实用，更少受迷信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另外，此时出现了一些新种类的本草著作，如外域药物类本草等。
1、临床药学类本草：这种分类名词也许并不准确，本书借此名称来归类隋唐五代出现的更适合临床医生使用的一类药书。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又各有不同。例如：《药性论》是隋唐间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它虽以“药性”名书，但和明清时期一些药性理论著作有所不同。从内容涉及面来说，它可以算得上综合性本草，但它的中心是围绕临床用药。这表现在该书对药物的君、臣、佐、使的属性比较重视(每药均予以注明)，显然是出于组方的需要。又该书已经较多的在药效之后附上方剂和用法，方药结合，便于实际用药。也通过以方注药的方法，加深对药物的理解。本草著作从医方中独立出来，至此又与方剂融合，但方剂在本草中只起着辅助的作用，这表明本草又向一个新的高度发展。本草附方影响到唐代《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书，也对后世本草发生作用。明.李时珍认为，假如本草去掉方剂，“是有体无用矣”。体、用关系说明了药书附方的意义。此外，《药性论》中少量记载了药物对脏腑、经络、肢体等特定部位的作用，以及一些实用的制药方法，这些都与实际用药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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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药性论》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节要性的本草，如王方庆《药性要诀》、杨损之《删繁本草》、江承宗《删繁要言永 》、杜善方《本草性事类》、后蜀.张文懿《本草括要诗》，乃至唐.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要录纂要》一节，目的都在于使本草简便，易用易记。歌诀类的本草在这个时期已露端倪。据现存《删繁本草》佚文来看，它删的可能是唐《新修本草》之繁。本草发展就像这样一幅情景：许多溪流汇入江河，但江河之水又常被开沟作渠，引灌到更多的地方。从主流本草节纂、改编，形成某一专门本草，这在明清以后已是司空见惯。唐代此类节要本草数量还很有限，可是已显露出了和久必分的趋势。到五代末期，与宋初交差的时间里，出现了《日华子本草》这样一部著名的临床药学文献。它的主要内容也是药性功效和附方，故《嘉佑本草》称赞它：“其言近用功效甚悉”。作者是南方人，总结了许多当时的用药经验，可靠性强，对后世的临床用药颇有影响。该书没有局守成规，对药性有新的归纳，其中凉性药有53种，为前代本草所未载；还补记了、涩、滑等药味，从而丰富了药物性味内容。书中首先收载了延胡索、自然铜、仙茅等药物，兼带记录了一些药材质量和炮制方面的知识。隋唐五代这些颇有新鲜内容的药性本草在宋代被汇入本草的主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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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物音义及异名专著：近人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中指出，汉唐诸儒抱残守缺， 在学术理论上不能会通创新，但在“医家义疏之学”方面却有一定建树。对于本草来说，唐代音义方面著作突然增多，也可以说是义疏之学盛行的反映。见于著录的音义类本草书有隋.姚最《本草音义》，唐.甄立言《本草音义》，孔志约《本草音义》，杨玄(操)《本草注音》，李含光《本草音义》，殷子严《本草音义》，以及《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的《本草音》等，在唐代本草中占的比例较大。所惜此类书至今连一部也未流传下来，只有李含光《本草音义》还有少数佚文散在。由这些佚文可知，此类著作通过对药名的发音、意义进行训释，达到辨证药物基原的目的。
药物的增多，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现象也就多起来。检索异名的专著应运而生。隋代僧行距《诸药异名》(《旧唐书经籍志》记作释行智《诸药异名》)即其中之一。后世本草虽很少有这方面的专著，但某些综合性本草中常记有这一内容。魏晋南北朝服食炼丹风气甚盛，炼丹家们常用隐名来记载所用药物，以增加神秘感和保密性。唐梅彪《石药尔雅》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后唐侯宁极的《药名谱》，则似乎和炼丹隐名无多大关系。此类著作实用性小，故不受医药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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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也好，异名也好，都是为了提高本草著作的可读性和可查性。药物分类除了显示诸药内在联系之外，方便检索也是其目的之一。唐代萧炳的《四声本草》既是着眼于检索方便而分类的，它按每药名称头一字的四声归类药物，可以说是现在按笔画、拼音、部首等排列药物的开山鼻祖。近代萧步丹《岭南采药录》即直接仿照萧炳的办法来分类药物。
3、海药及外域药物专著：唐代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交通促进了中外交流，药物交流也在其中。此时出现了郑虔的《胡本草》七卷，是我国最早的反映外域及少数民族的专著。如果说《胡本草》有可能偏重于西北和北方地区外来药的话，那么五代时李洵《海药本草》及佚名氏《南海药谱》则确凿无疑的记载了南方及南洋的药品。这些著作出现把当时的外来药相对集中的作一介绍，主要是有关资料的汇集，较少实际调查。
4、食疗类本草：隋唐以前食物类著作并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注重的是烹调藏制。有些食禁之类的书又都侧重在饮食如何调配以防病，避免饮食不得法，损害人体。直到唐代，以饮食物用于治病才得到系统总结，并有发明动物脏器疗法等许多著名的食疗成就。孙思邈《千金药方》 食疗专卷已经涉及到许多食疗经验。他的弟子孟诜又撰《食疗本草》，是为唐代著名的食疗专著。该书不仅辑录了许多食物的性味、功效及用法，还提出了饮食与地区间的关系等问题，内容全面，丰富多采。唐昝殷的《食医心鉴》也是很有名的食疗书，但它重在出示食疗处方，而不象本草著作那样以单味药为叙述单元。 唐代见于著录的还有隋.诸葛颖《淮南王食经》120卷，加上《淮南王食目》10卷、《淮南王食经音》13卷，共计143卷，堪称食经之冠，惜原书片纸无存。留有少量佚文的有《新撰食经》7卷，马琬《食经》、崔禹锡《食经》、朱思简《食经》、严龟《食法》等多种食经(其中有的撰年不详)，可见于《医心方》引录。唐代丰富的食疗著作为本草这一富有特色的分支增添了不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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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草图谱类：唐代最富盛名的药物图谱是《新修本草药图》(25卷)。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药图都是大副的挂图式的图卷，不便于将解说词写在图上，于是又另撰《图经》7卷，“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在此之前，还有多种药图流传，如徐仪《药图》、王定《本草训戒图》等，均为唐人所绘。另外有一些采药或芝草类的图，年代不明(如《日本国见在目录》所记《采药图》、《杂药图》、《芝草图》、《仙草图》等)。一般说来，此类药图以隋以前流传较多，唐代即便有，也多为魏晋六朝之余韵。值得一提的是《天宝单方药图》，该书有图有方，相辅而行，实用性较强。它在北宋时尚有残卷留存，给苏颂撰《本草图经》以很大的启示。
6、单味药专著：隋唐以前大有市场的菌芝、金石类专著在唐代已在走下坡路。 史志中虽然仍有著录，数量已不太多。唐人对芝草兴趣不大，可见于《新修本草》在六种芝草下的注文。这些注文极简单，毫无吹捧之词，且云：“但芝自难得，纵获一二，岂得终久服耶”。表示了不经意的态度，而不象陶宏景所说“此六芝皆仙草之类”云云。唐.李翱《何首乌传》虽然还称不上专书，但说它是较早的单味药专论似不为过。此文不免还有些传奇色彩，但毕竟较系统的介绍了该药发明史、形态、用法等。中国本草中单味药专论或专书在后世出现较多，推本溯源，当以《何首乌传》为其滥觞。唐代本草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当时印刷术虽已发明，但还不够发达，未见有唐代雕版印刷的医药书。当北宋时将本草著作印刷发行之后，本草学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