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校刊汇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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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

    赵匡胤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商业交通的便利，随之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印刷业在宋代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为医药书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北宋帝王和高级官员中，许多人对医药文献的整理抱有浓厚的兴趣。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整理了一批最重要的医药典籍，这对此后的中医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医药书籍逐渐从士大夫阶层转向一般的医生。医学教育的面不断扩大，对医学理论的钻研风气日趋浓烈。尤其是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也对医学理论产生影响。但是，北宋的医学理论探讨还未来得及掀起高潮，金兵就迫使宋室南迁。由此肇始，金元时期兴起了医学争鸣，出现了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历史现象。因此，北宋时期的医药功绩主要是书籍校勘整理。本草学著作在北宋百余年的时间内就已由中央政府进行了三次编修。与整理其它前代医学著作不同的是，除了校勘之外，还增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际用药经验总结，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官修本草的高潮。这些工作结束了本草书全靠手抄流传的历史。直到今天，除了少数出土药书和类书中散存的药学资料之外，我们所能见到的北宋以前的绝大部分本草文献都集中在这一时期的《证类本草》之中。因此，北宋本草实际上成为整个本草史上的枢纽和主焦点。我们把宋代称为校刊汇总期，主要是指北宋的业绩。南宋时期，本草与国运同衰。此时私人所撰本草增多，对北宋主要本草进行节纂、改编，简化本草以符实用，成为此时本草发展的潮流。为此，我们在介绍这一时期本草主流的发展概况时，分成北宋和南宋两个部分。

    北宋的药典性本草在本草史上，北宋的药典性本草(古代政府主持编纂并颁行的药物书)发展到鼎盛阶段。如果仔细描绘一下它的发展曲线，可见有三个波峰，且一波高过一波。这三次本草发展高潮虽然都是围绕着整理汇纂本草资料而起，但各具特色，分别完成了独特历史重任。

    第一波：时间在北宋初期，代表作是《开宝本草》。唐代本草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但是手抄传播限制了它的流传。唐本《图经》和《药图》很快就散佚了，正文部分到北宋初也已是“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阕”。官府藏书尚且如此，民间的流传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本草自身发展需要解决这一资料散佚残缺的新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宋代初期皇帝对方药感兴趣到这般程度：在太宗还未登上宝座之前，就爱好收藏方剂，这些方剂成为宋初《太平圣惠方》的组成部分之一；当太祖四方征战的时候，居然已经注意到调查药物，网罗人才，征集药图了。这可以从《开宝本草》几段记载中得到明证。

    “据皇朝收复岭表，询其事于人，殊无蛇屎事”(金屑条)；

    “皇朝收复岭表，得广州医官，问其事，曾无慎火成树者，盖陶之误尔”(景天条)；

    “按广州送丁香图，树高丈余……”(丁香条)。

    北宋时，印刷术已经很发达了，这时才从刻佛经、儒书、经史著作发展到医书。就在赵宋建国后13年(973年)，校刊本草提到议事日程并立即付诸实行。首次校修组织了刘翰、马志等九名医药人员又请翰士学士扈蒙、卢多逊为之刊正。《开宝新详定本草》校修完毕后，宋太祖亲自写序，由国子监镂板。这毕竟是第一次出版印刷的本草书，经验不足，未能完全符合朝廷的意愿，所以次年再次校修，增派了编书经验极丰富的翰林学士李昉 等儒臣参与刊定，编成《开宝重定本草》。连续两次校修本草，反映了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关于《开宝本草》详细工作，中编该条已有介绍。必须再次予以赞扬的是，编写人员在本草典籍由传写变为版刻的转折性历史时期，明智地选择了完整保存古本草内容的编纂法，并想出了使文献标识法适合雕版印刷的新方法。具体表现在他们以《新修本草》为底本，校正增补，汲取其成功的经验，丰富其体例和内容，使中国药典性本草有了第一个定本。由雕版的阴、阳文代替朱墨分书，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它虽然也补充了134种药品和一些注说、引文，但这并不是它的特殊贡献。如果在这一关键时刻，采用不注文献出处的实用性临床药物书的编纂法，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象现在这样清晰的了解此前本草发展的脉络了。当然，不可否认，《新修本草》是宋初本草发展的基石和蓝本，它的编纂法也成为《开宝本草》的楷模。

    (摘引自《历代文献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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