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我办好了返城手续，准备返回长沙。我在县城的汽车站掏出可怜的那一点钱，买了一张长途车票。剩余的，我很小心地收藏起来，到了冷水滩，我还得买火车票呢。我走出了车站。车站离县人民医院只有半里之遥，我知道队长就住在那个医院里，他病了，听说病得很重。一个贫苦的农民，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是绝对不会来县城看病的，而且还住院。那种巨大的开销，对一个终日只在田间劳作的人，对于每天只有几毛钱收入，而且那可怜的几毛钱还得养家糊口的贫苦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山一样沉重的负担。

    去不去医院看看他呢？我在犹豫着。

    我实在没有办法从我收藏在内衣口袋的那一点可怜的旅费中，抽出一张来为他买一点点心。空着手去看望一个病人，而且是于我有很大帮助的病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的心在痛苦地受着折磨。

    我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山区小县的大马路上漫无目的走了好一阵子，才决心去医院看一看他。但是，一走近医院的大门，我又止步不前了。后来终究还是没有走进医院的大门里。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开往冷水滩的长途汽车，直到那时，我才后悔没有和他道别。我口袋里揣着一张户口迁移证，这张迁移证，对于一个下乡十五年的老知青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恩赐，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没有一点儿的喜形于色。我因我没有在队长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去看望他，而感到遗憾、内疚和悔恨。我对不起这个心地善良的队长，是的，很对不起这个对我情谊深厚的队长。

    回到了城里，有时也想起要写一封信去那个小小的湘南山村，问问他的近况，但每每一拿来起笔，就又搁下了。我无法下笔。我相信他也知道他在住院的时候，我在县城。他一定无法理解，我为什么竟没有去和他道别。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他也许认定了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对此，我能做出何种解释？

    我在那个小小的山村生活了好多年，他对我可谓关怀备至。记得那是1969年的寒冬，知青农场撤消之后，我们被再次分配到公社插队。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我们的车一停，就有几个人从街口一座黑暗的木房的屋檐下，钻了出来。那是来接我们的农民。他们一大早就接到公社的通知。从那时起，他们就站在街头等着我们的到来。却没想到竟等了我们一整天。在那个年月里，大家都很穷，穿着破而单薄。可想而知，他们整天都在冰天雪地的街口等候，那严寒是多么的难以忍受的了。他们个个都冷得缩头缩脑，连说话都说不圆了。我们一家被分在洞仔上生产队。队长是一个中年人，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很善良。晃动着的手电筒，使我看见他的脸上漾溢着一种慈和善良的笑纹。他高声地喊着我的姓名，然后接过我们的行李。他挑着我们的行李，一边走，一边还老是提醒着我们：小心走，乡下的路不好走。走不惯，会跌跤的。我知道我那行李的分量，一只箱子装着不少的书。书是最重的东西。我抢着要和他换着挑，但他死也不肯。他说我走不惯夜路，路又不熟。我们就只好跟随着他。一到生产队，他就领着我们到他家里吃晚饭。那一餐晚饭，虽说不是很丰盛，却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顿美餐。因为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农场一撤，锅都砸了，早晨大约只吃了几个冷红薯。那几天，我们就在他家里搭伙。后来终于要自起炉灶了，便与村里的人去山里砍柴火。来回二三十里山路，回来时，我的肩膀磨肿了，痛得不行。村里的人都先下山往回走了，山路上只剩下我和队长的儿子火旺。那时的火旺，才十二岁。我艰难地挑着柴担，那柴担已经如同山一般的沉重。我想，我是到不了家了。我正想放下担子歇气，一抬头，发现远远的那山垭口，有一个人，站在寒风里，向山路这边张望。那是队长。他是下工之后，专门来接我的。因为像火旺这样的村里的孩子，打一担柴，如同家常便饭。他走上前来，即抢过了我的柴担。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之后，我和他结成一对好朋友。大队需要民办教师，他力排众议，推荐了我；水库工地需要战报编辑，他鼓励我去。一旦我遇上什么想不通的事，他就宽慰我，开导我。他虽是一介草民，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在我一生中，有许多的事，都烟灰飞散，而我的这个队长，却始终深埋在我的心底，时时想起他来，犹如站在身旁。但我却负了与他的友情!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为了这件事，在遗憾，在自责。

    前年，从江永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来了一个农民朋友。我向他打听队长的情况，他说，他早已作古了。我听了，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我不敢再向他细问，心里头却在思谋，他大约就是死在那个医院里，或许就在那次病后不久。从此，我的内心更加不安。仅仅因为那个一念之差，竟然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不起了，我的队长。我的心中，常常这样在呼唤。因为常常想起你来，便于心的深

    (完) (作者:郭光锴)(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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