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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接轨论的意义(6)
http://www.100md.com 2001年1月16日 中国中医药网
     6 古今接轨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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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四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 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间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 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病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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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 百拇医药(中国中医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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