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大名医与中西医结合
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及孔伯华是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享誉全国的四位著名中医临床学家，因四位先生均悬壶于北京，而并称北京四大名医。在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方面，四位老先生均具有十分开明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主张中西医团结合作，促进中西医学交流，共同为人民健康服务。以下简要介绍四大名医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与实践。
积极探索中西医理论的结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与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及当时的中西医学的交流不同，已经走上实验医学的西方近代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医学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前途、中医药学与近代医学的关系有不同的主张与见解。北京四大名医均主张要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事业，同时要与近代医学的学者团结合作，为人民解除病痛。其中肖龙友、施今墨先生提出了中西医学理论结合的问题，并作了积极的探索。
肖龙友先生论及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中医、西医均是生命科学，在所作《七律》中有“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的诗句。他强调：“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囿，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
施今墨先生是近代中国推进中西医结合最积极的中医学者之一，他强调中西医学理论的结合，提出“中医积累千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其真理”。他在解放后全国政协会议上一篇题为《重视祖国医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文章中，提出要“填平中西医之间的理论不同的鸿沟”，使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统一起来，而且明确地提出：“这种创造性的新中国医学，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独特医学。”施今墨是最早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中医学者，他把西医的一种疾病分成几个证型，并且在不同的证型之间寻找
普遍规律。1954年曾撰文《编辑中医统一标准用书》，提倡简化中医病名，引用西医病名。
临证摒弃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取长补短
清末到民国之初，北京的中医多以私人诊所形式开业应诊，以后逐渐有外国人进入北京，开设西医院。四位老中医悬壶应诊期间，不但在中医界内团结同道，积极维护中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在临床诊病时摒弃门派之见，与西医积极合作，取长补短。
孔伯华老先生早年曾应聘于外城官医院，曾多次与西医学者共同组成防疫队，深入晋绥鼠疫流行地区，开展防疫工作。肖龙友先生民国时期与德国医师狄博尔有良好的合作，经常应其邀请到当时的德国医院(即现在北京医院之前身)为一些疑难重症会诊，如脑炎、黑热病、糖尿病等，是最早被邀请前往西医医院会诊的中医专家。汪逢春先生在北京西河沿行医时，每逢初一、十五停诊，讨论病例，期间经常邀请著名西医专家如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等一同研究各种疑难病案。
施今墨先生1920年曾在北京和平门内西养马营创设中西医院，使用西医诊疗仪器，进行中医辨证。1924年在自己的诊所开始使用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并设立化验室。1945年施今墨和西医孟昭威教授发起，创办了“中国医药学会”。他向孟昭威先生请教，借鉴西药剂型，改进中药剂型。在以后多年的医疗实践中，施今墨先生创制了多种以现代医学病名命名的中成药，如“气管炎丸”等。施今墨先生主张借鉴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医药逐步实现现代化。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在今天看来，施今
墨先生在当时的年代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积极促进中医教育，主张中西兼授四位名老中医均积极推进中医教育。民国时期，汪逢春曾在北京天安门内侧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孔伯华与肖龙友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施今墨则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们在教学中以开明的态度，引入现代医学知识，以中医为主，中西兼授。华北国医学院课程兼设了中西两套课程，中医开设有医史、内经、伤寒、金匮、温病、诸病源候论，以及内科、妇科、儿科、外科、针灸、本草、处方、脉学等课程；西医开设有西医学、解剖学、病理学、法医学、眼科学及耳鼻喉科学，同时设有德文、日文课程，并参加北大医学院的病理生理幻灯教习及尸体解剖等课程，学制4年。体现了中医为主，中西兼授、融会贯通的教学方针，施今墨之子施小墨先生撰文记载：“根据当时的材料进行测算，中西医的课程比例大
致为7∶3，同时编写了一套完整教材”。这也是首创的新型中医高等学府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后，几位名老中医更加积极的投身中医事业，更加热心中医教育，也更加支持中西医结合。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征询施今墨、肖龙友及孔伯华等人创办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的建议和方案。1952年，孔伯华老先生曾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以促进中医教育。1954年肖龙友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1956年国家采纳他的提案，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创办了四所高等中医学院，学院均采取了以培养中医人才为目标的办院方针，设立了中医为主，中西兼授的课程。
促进中西医学交流，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大名医中的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先生尚健在。他们有感于旧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与压制，新中国政府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顾年事已高，倾注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党和政府的中医药政策献计献策，促进中西医学交流，发展中医药事业。
建国后肖龙友先生先后担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孔伯华先生先后担任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主席团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施今墨先生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9年施今墨先生重病中预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供医学院校解剖、研究之用。他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自愿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的中医学家。
三位中医名家以宽阔的胸怀和高超的学识，积极促进中西医学的交流。他们身体力行，与西医进行广泛合作，同西医的一些知名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先后在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人民医院、儿童医院等大型西医医院应诊，为中西医学交流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作出了贡献。(佘靖 刘红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