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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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物制品生产研究基地 中央防疫处原设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35年迁至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防疫处又于1938年春迁到长沙。汤飞凡到长沙时，防疫处已濒临解体。同年10月下旬武汉告急，国民政府又迁至重庆，卫生署接受汤飞凡的建议，决定将防疫处迁往昆明。1939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
防疫处重建没有经费，汤飞凡到昆明时只剩下300银元。他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和几位厅长的支持和帮助，借到一笔信用贷款，用很少的钱在西山脚下滇池边上高峣镇买到一片荒滩，建造房屋。他一边建新址，一边借省立昆华医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简单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汤飞凡把钱集中用在主要的实验室上，其他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当地农村的办法，建造简易房屋。迁入新址后，他亲自带领职工在业余时间铲除荆棘，种植花木，铺设道路。大家在欢乐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他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他们还能接生。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办了一所子弟小学，规模虽小，但教学质量不低。那时昆明常遭空袭，各学校都将各种课程集中安排，教师每周只需在城里呆一两天，其余的时间住在乡间。防疫处请到了几位大学助教、讲师，小学也就是他们的家。教师、学生、家长关系融洽，孩子们在学校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下，职工的生活稳定了下来，但物价不断上涨，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在夫人何琏的倡议和带动下，汤飞凡组织家属养猪、养鸡、种菜，除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外，还有剩余拿到城里去卖。时间不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小的储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倒是件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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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没有因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彻底改造了旧防疫处，停止制造过时的或证明无效的制品，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或引进，改革了旧工艺。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1943年，他们还制造出我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1943年有一篇关于该防疫处的特写：“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车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文中还说：“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取水)。……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这段描写生动、真实，但还只局限于印象，实际上防疫处不仅是个“工厂”，它还是当时大后方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当时曾在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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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建生物制品生产研究基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呈准保留昆明处作为分处。昆明大部分职工都不愿离开，仅少数原从北平来的人员“复员”回到北平。
汤飞凡1945年秋到北平，发现原防疫处址已被日军在投降前破坏，必须重建。政府不给建设经费，需自筹经费，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经过奔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到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捐到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施工。他经常到工地巡视，那怕见到一根2尺长的管子也要捡起来交给监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动。新址于1945年冬开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大而且有所扩展，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
和在昆明一样，防疫处还是边建设边生产，1946年春天已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可是1946年6月内战全面开始。1947年防疫处新址落成不久，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北平局势日益混乱，无法正常工作。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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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对人民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职工的努力下，制品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但与亚非拉国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有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的人员需注射黄热病疫苗。此种疫苗国内没有，汤飞凡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扑灭天花，我国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当时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产供应单位。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该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年底，每天产量已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我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百拇医药
防疫处重建没有经费，汤飞凡到昆明时只剩下300银元。他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和几位厅长的支持和帮助，借到一笔信用贷款，用很少的钱在西山脚下滇池边上高峣镇买到一片荒滩，建造房屋。他一边建新址，一边借省立昆华医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简单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汤飞凡把钱集中用在主要的实验室上，其他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当地农村的办法，建造简易房屋。迁入新址后，他亲自带领职工在业余时间铲除荆棘，种植花木，铺设道路。大家在欢乐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他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他们还能接生。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办了一所子弟小学，规模虽小，但教学质量不低。那时昆明常遭空袭，各学校都将各种课程集中安排，教师每周只需在城里呆一两天，其余的时间住在乡间。防疫处请到了几位大学助教、讲师，小学也就是他们的家。教师、学生、家长关系融洽，孩子们在学校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下，职工的生活稳定了下来，但物价不断上涨，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在夫人何琏的倡议和带动下，汤飞凡组织家属养猪、养鸡、种菜，除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外，还有剩余拿到城里去卖。时间不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小的储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倒是件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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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1945年秋到北平，发现原防疫处址已被日军在投降前破坏，必须重建。政府不给建设经费，需自筹经费，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经过奔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到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捐到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施工。他经常到工地巡视，那怕见到一根2尺长的管子也要捡起来交给监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动。新址于1945年冬开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大而且有所扩展，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
和在昆明一样，防疫处还是边建设边生产，1946年春天已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可是1946年6月内战全面开始。1947年防疫处新址落成不久，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北平局势日益混乱，无法正常工作。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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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对人民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职工的努力下，制品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但与亚非拉国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有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的人员需注射黄热病疫苗。此种疫苗国内没有，汤飞凡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扑灭天花，我国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当时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产供应单位。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该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年底，每天产量已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我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