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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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短期内查清血吸虫病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和感染血吸虫的人数，毛守白从当时尚处于开创阶段的免疫诊断研究入手，并经改进，创用肝卵抗原代替成虫抗原作皮内试验，证明其效价不低于成虫抗原。由于取材于感染家兔的肝脏，诊断用抗原可以大量制备。1957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推广应用肝卵抗原作皮内试验，并结合对皮内试验阳性者进行粪便检查，很快完成了6000余万人的普查任务，从而迅速地掌握了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和感染人数的情况，为制定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为提供血吸虫病实验研究的手段，毛守白于50年代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抓住血吸虫生活史的各个环节，建立了人工饲养钉螺、血吸虫毛蚴实验感染钉螺、血吸虫尾蚴感染实验动物、血吸虫童虫体外培养，以及血吸虫病实验治疗、抗血吸虫药物筛选等一系列实验方法和常规，推进了血吸虫病的科学研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防治工作。
毛守白在主持发展抗血吸虫新药的研究中，由于抓住了化学合成、筛选、药理和临床试验等主要环节，开展多学科研究，并与生产、防治单位协作攻关，使在研制口服、高效、安全、短疗程的抗血吸虫新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曾沿用了几十年的锑剂终于被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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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守白和同事们通过对来自各地的钉螺标本进行比较研究，作出了“中国大陆的钉镙是一个同属种，即湖北钉螺”的结论，并指出以往国外学者提出的以齿舌公式作为钉螺分类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从而澄清了20余年来国际寄生虫学界认为“中国大陆的钉螺有十几个种”的错误论点。以后，国内外陆续有人从细胞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方面，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正确结论。
毛守白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的进展和经验，主编了近80万字的专著《血吸虫病学》。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主要著作尚有《寄生虫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及《中国人体寄生虫病文献提要》。他还担任了《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顾问及《美国临床寄生虫学进展》编委。
毛守白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深受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推举或受聘担任的其他职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兼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全国丝虫病防治科研技术指导组顾问，全国包虫病防治中心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血吸虫病专家咨询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设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主任，中美医药卫生科技合作协议寄生虫病领域中方协调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法国国家药物科学院通讯院士等。他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传我国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重大成就，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84年5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授予毛守白“里昂·伯尔纳”基金奖，以表彰他在社会医学，特别是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1989年，由法国佩皮尼昂大学提名，经法国国家教育、体育与青年部批准，授予毛守白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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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贯彻科研工作为防治服务的方法 毛守白在从事和领导寄生虫病研究工作中，积极贯彻科研工作为防治服务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验室与现场相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探索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律，验证实验室研究的成果，他不畏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身背行囊，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到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农村，建立防治试点。他常教导青年科研人员要深入农村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在不断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寄生虫病给流行区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毛守白十分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教育和培养。他主持了十余期全国性的和由研究所举办的高级寄生虫病学进修班，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和担任讲课任务。70年代后期起，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他亲自为所内举办的英语和法语提高班讲课，有时还利用节假日在自己家中辅导学员，提高了他们的外语水平，为中青年科研骨干进行对外学术交流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条件。他还告诫青年科研人员，在努力学习外语的同时，切不要忽视学习中文。为此，他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中文学习班，以提高科技论文的写作水平。他常说：“没有坚实的中文基础，是无法学好任何一门外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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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守白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亦深为同事及晚辈们所称道。他虽长期患有眼疾，视力十分不好，但经手的大量中外文学术文稿，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文化大革命”中，毛守白身陷逆境，被送往江西农村，搞了半年多血吸虫病粪检普查。农民送来的粪样，全用纸包着，上面的姓名写得歪歪扭扭，时间一长，纸湿透了，字迹更模糊。毛守白为防止弄混名字，检查时总把粪样拿到离眼睛仅二三厘米的近处仔细辨认。同事们纷纷要来帮助，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搞寄生虫的，还在乎这些味道？”他惜时如金，决不愿无谓浪费片刻的工作时间。到外地开会、讲学，他常常是上午结束，下午便返回，甚至下午结束，晚上就返回。无论是从国外或国内某地出差后回到上海，次日早晨他必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室。在担任寄生虫病研究所名誉所长职务以后，虽日常事务有所减轻，但他仍坚持每天到研究所上班，著述、文稿审校、讲学、技术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在他的心目中，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闲得住呢!, 百拇医药
为提供血吸虫病实验研究的手段，毛守白于50年代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抓住血吸虫生活史的各个环节，建立了人工饲养钉螺、血吸虫毛蚴实验感染钉螺、血吸虫尾蚴感染实验动物、血吸虫童虫体外培养，以及血吸虫病实验治疗、抗血吸虫药物筛选等一系列实验方法和常规，推进了血吸虫病的科学研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防治工作。
毛守白在主持发展抗血吸虫新药的研究中，由于抓住了化学合成、筛选、药理和临床试验等主要环节，开展多学科研究，并与生产、防治单位协作攻关，使在研制口服、高效、安全、短疗程的抗血吸虫新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曾沿用了几十年的锑剂终于被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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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守白和同事们通过对来自各地的钉螺标本进行比较研究，作出了“中国大陆的钉镙是一个同属种，即湖北钉螺”的结论，并指出以往国外学者提出的以齿舌公式作为钉螺分类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从而澄清了20余年来国际寄生虫学界认为“中国大陆的钉螺有十几个种”的错误论点。以后，国内外陆续有人从细胞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方面，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正确结论。
毛守白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的进展和经验，主编了近80万字的专著《血吸虫病学》。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主要著作尚有《寄生虫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及《中国人体寄生虫病文献提要》。他还担任了《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顾问及《美国临床寄生虫学进展》编委。
毛守白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深受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推举或受聘担任的其他职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兼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全国丝虫病防治科研技术指导组顾问，全国包虫病防治中心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血吸虫病专家咨询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设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主任，中美医药卫生科技合作协议寄生虫病领域中方协调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法国国家药物科学院通讯院士等。他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传我国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重大成就，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84年5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授予毛守白“里昂·伯尔纳”基金奖，以表彰他在社会医学，特别是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1989年，由法国佩皮尼昂大学提名，经法国国家教育、体育与青年部批准，授予毛守白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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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贯彻科研工作为防治服务的方法 毛守白在从事和领导寄生虫病研究工作中，积极贯彻科研工作为防治服务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验室与现场相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探索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律，验证实验室研究的成果，他不畏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身背行囊，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到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农村，建立防治试点。他常教导青年科研人员要深入农村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在不断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寄生虫病给流行区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毛守白十分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教育和培养。他主持了十余期全国性的和由研究所举办的高级寄生虫病学进修班，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和担任讲课任务。70年代后期起，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他亲自为所内举办的英语和法语提高班讲课，有时还利用节假日在自己家中辅导学员，提高了他们的外语水平，为中青年科研骨干进行对外学术交流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条件。他还告诫青年科研人员，在努力学习外语的同时，切不要忽视学习中文。为此，他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中文学习班，以提高科技论文的写作水平。他常说：“没有坚实的中文基础，是无法学好任何一门外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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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守白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亦深为同事及晚辈们所称道。他虽长期患有眼疾，视力十分不好，但经手的大量中外文学术文稿，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文化大革命”中，毛守白身陷逆境，被送往江西农村，搞了半年多血吸虫病粪检普查。农民送来的粪样，全用纸包着，上面的姓名写得歪歪扭扭，时间一长，纸湿透了，字迹更模糊。毛守白为防止弄混名字，检查时总把粪样拿到离眼睛仅二三厘米的近处仔细辨认。同事们纷纷要来帮助，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搞寄生虫的，还在乎这些味道？”他惜时如金，决不愿无谓浪费片刻的工作时间。到外地开会、讲学，他常常是上午结束，下午便返回，甚至下午结束，晚上就返回。无论是从国外或国内某地出差后回到上海，次日早晨他必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室。在担任寄生虫病研究所名誉所长职务以后，虽日常事务有所减轻，但他仍坚持每天到研究所上班，著述、文稿审校、讲学、技术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在他的心目中，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闲得住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