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松
1939年，他从美国回北平后，任职于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刚上任，当时负责耳鼻咽喉科的刘瑞华即告诉他，耳鼻咽喉科病房里住着一名喉阻塞的患儿，经气管切开后，呼吸困难已解除，但一直堵不了管，因而长期住院，大家束手无策，喉阻塞的原因不明。张庆松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和进行有关检查，确定引起喉阻塞的原因是对牛奶的变态反应。从其饮食中排除牛奶后，患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喉的呼吸功能，顺利地堵管、拔管而出院。此后，张庆松将本例连同在美国见到的两个类似病例，先后以喉变态反应为题，在国内外杂志上作了报道。他总结到：“以上所报告之三病例，皆极有兴趣，且予吾人以极有价值之教训。第一病例除喉部发生病态外，尚有鼻部及皮肤症状。第二病例喉部及气管支气管皆发生同一病变。第三病例喉部及肠胃部同时发生病态。此三例皆已确实证明与变态反应有关，且皆系对牛乳发生过敏性者。仅用饮食治疗法，即可立见功效。著者深信喉部变态反应症，绝非如常人想象之稀罕，故吾人诊治喉部阻塞疾病时，当注意有变态反应之可能。”
在1940年发表于美国Archives of Otokaryngokogy(《耳鼻喉科文集》)的Rekation of akkergy and tonsikkectomyinchik-dren：in cidence of respiratory akkergy in cases of routine tonsik-kectomy(儿童扁桃体切除与变态反应的关系：常规扁桃体切除病例中呼吸道变态反应的发生率)一文中，张庆松根据对200例扁桃体切除手术的分析，发现26例(13%)的发病与变态反应有关，根本没有手术适应证；切除扁桃体不仅不能解决患儿原来的病状，而且加重或产生各种新的呼吸疾患，因而认为这些患儿进行手术是错误的。这项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滥行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情况在欧美普遍存在；例如当时美国每年行此手术123.5万人次，而其中16万人次是不该做此手术的；在美国，有的医院甚至把扁桃体切除手术作为儿童的一项常规手术。美国医学会对此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发表评论，呼吁耳鼻喉学界重视此问题。张庆松的这个观点震动了国际耳鼻喉科学界，以后的许多资料(如扁桃体是免疫器官，至少在婴幼儿时期是有功能的)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 百拇医药
1953年，在《变态反应性鼻炎及鼻窦炎》一文中，他指出，在前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所见的鼻病患者中，40.3%是变态反应性的；并指出，在单纯性变态反应性鼻炎和鼻窦炎，手术疗法是绝对禁忌的。鉴于当时医学界对变态反应的了解普遍不够，许多变态反应性鼻炎和鼻窦炎患者进行了不必要的手术，其结果不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手术的后遗症，所以这篇文章是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一○八聋人调查》是张庆松在40年代进行的工作，对象是北平市立聋哑学校和北平私立聋哑学校全体聋哑人和门诊患者。1956年，他在《一○八聋人调查》一文中指出，30例属于先天性聋，78倒属后天性聋；在后天性聋中，急性传染病致聋占绝对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曾对聋哑人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例数较多，而且与他的论文相比，后天性聋在其中所占比例也显著下降，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对聋症发生率的影响。
1955年至1956年间，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曾收治多名恶性肉芽肿患者，治疗效果大多不满意，死亡者多。张庆松根据此病的一般过程，病理特点，治疗反应，在《恶性肉芽肿》一文中，提出了变态反应发病机制的可能性。当时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由于免疫学的发展，后来对这一类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证明恶性肉芽肿有不同的临床类型，其中的Wegener肉芽肿病确属变态反应Ⅲ型病变，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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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型鼻窦炎是耳鼻咽喉科的多发病，过去治疗以手术为主，但效果常不理想。张庆松在《慢性化脓性鼻窦炎治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写到：“鼻窦根治术往往在清除病变组织的同时，也破坏了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结构，其结果不仅影响治愈，反而增加病人痛苦”。他根据变态反应学的发展、鼻和鼻窦生理学的发展，以及磺胺制剂和抗生素治疗的进步，预言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治疗将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他写到：“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治疗过去是以外科疗法为主，很少采用内科疗法。现在则采用综合内科和外科疗法，两者并重。外科疗法则以保守性为主。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演变预测，随着耳鼻咽喉内科学包括变态反应学、生物化学、内分泌学、抗生素学和维生素学的发展，将来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发病率将会大大降低，它的治疗将逐步趋向于耳鼻咽喉内科学的范围。”后来的情况完全证实了他当初预言的正确性。
1961年初，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曾连续见到两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第一例为鼻咽纤维血管瘤，因经鼻腔采取活组织引起出血不止，经用纱布条填塞后止血，但纱布条不能撤除，每抽换纱布均引起大出血。由于长期不能撤除填塞物，出现局部感染，体温上升，用青霉素不能控制感染，乃加用链霉素肌肉注射及氯霉素口服，但局部感染有增无减，又加用红霉素静脉滴注，仍无效。鉴于出血及炎症均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决定于全身麻醉下行肿瘤切除术。术后出血停止，继续应用上述4种抗生素，但体温不降，并开始腹泻稀便，血培养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诊断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及菌血症。经用新生霉素口服后病情迅速好转，于手术后一个月痊愈出院。此后不久，又收入一例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乳突炎合并化脓性脑膜炎患者，由于入院时给予氯霉素口服，手术后也合并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由于当时耳鼻咽喉科临床医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这一严重并发症普遍缺乏认识，张庆松结合此两病例撰写了《耳鼻咽喉科所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抗菌素的严重并发症》一文，指出本病的发生是由于长期大剂量应用抗生素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所致。建议应严格掌握抗生素的应用，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大剂量长期应用。严格控制医院内的交叉感染，严格无菌操作，改善病人一般情况等是预防本病的重要措施。, http://www.100md.com
在1940年发表于美国Archives of Otokaryngokogy(《耳鼻喉科文集》)的Rekation of akkergy and tonsikkectomyinchik-dren：in cidence of respiratory akkergy in cases of routine tonsik-kectomy(儿童扁桃体切除与变态反应的关系：常规扁桃体切除病例中呼吸道变态反应的发生率)一文中，张庆松根据对200例扁桃体切除手术的分析，发现26例(13%)的发病与变态反应有关，根本没有手术适应证；切除扁桃体不仅不能解决患儿原来的病状，而且加重或产生各种新的呼吸疾患，因而认为这些患儿进行手术是错误的。这项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滥行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情况在欧美普遍存在；例如当时美国每年行此手术123.5万人次，而其中16万人次是不该做此手术的；在美国，有的医院甚至把扁桃体切除手术作为儿童的一项常规手术。美国医学会对此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发表评论，呼吁耳鼻喉学界重视此问题。张庆松的这个观点震动了国际耳鼻喉科学界，以后的许多资料(如扁桃体是免疫器官，至少在婴幼儿时期是有功能的)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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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变态反应性鼻炎及鼻窦炎》一文中，他指出，在前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所见的鼻病患者中，40.3%是变态反应性的；并指出，在单纯性变态反应性鼻炎和鼻窦炎，手术疗法是绝对禁忌的。鉴于当时医学界对变态反应的了解普遍不够，许多变态反应性鼻炎和鼻窦炎患者进行了不必要的手术，其结果不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手术的后遗症，所以这篇文章是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一○八聋人调查》是张庆松在40年代进行的工作，对象是北平市立聋哑学校和北平私立聋哑学校全体聋哑人和门诊患者。1956年，他在《一○八聋人调查》一文中指出，30例属于先天性聋，78倒属后天性聋；在后天性聋中，急性传染病致聋占绝对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曾对聋哑人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例数较多，而且与他的论文相比，后天性聋在其中所占比例也显著下降，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对聋症发生率的影响。
1955年至1956年间，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曾收治多名恶性肉芽肿患者，治疗效果大多不满意，死亡者多。张庆松根据此病的一般过程，病理特点，治疗反应，在《恶性肉芽肿》一文中，提出了变态反应发病机制的可能性。当时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由于免疫学的发展，后来对这一类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证明恶性肉芽肿有不同的临床类型，其中的Wegener肉芽肿病确属变态反应Ⅲ型病变，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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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型鼻窦炎是耳鼻咽喉科的多发病，过去治疗以手术为主，但效果常不理想。张庆松在《慢性化脓性鼻窦炎治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写到：“鼻窦根治术往往在清除病变组织的同时，也破坏了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结构，其结果不仅影响治愈，反而增加病人痛苦”。他根据变态反应学的发展、鼻和鼻窦生理学的发展，以及磺胺制剂和抗生素治疗的进步，预言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治疗将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他写到：“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治疗过去是以外科疗法为主，很少采用内科疗法。现在则采用综合内科和外科疗法，两者并重。外科疗法则以保守性为主。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演变预测，随着耳鼻咽喉内科学包括变态反应学、生物化学、内分泌学、抗生素学和维生素学的发展，将来慢性化脓性鼻窦炎的发病率将会大大降低，它的治疗将逐步趋向于耳鼻咽喉内科学的范围。”后来的情况完全证实了他当初预言的正确性。
1961年初，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曾连续见到两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第一例为鼻咽纤维血管瘤，因经鼻腔采取活组织引起出血不止，经用纱布条填塞后止血，但纱布条不能撤除，每抽换纱布均引起大出血。由于长期不能撤除填塞物，出现局部感染，体温上升，用青霉素不能控制感染，乃加用链霉素肌肉注射及氯霉素口服，但局部感染有增无减，又加用红霉素静脉滴注，仍无效。鉴于出血及炎症均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决定于全身麻醉下行肿瘤切除术。术后出血停止，继续应用上述4种抗生素，但体温不降，并开始腹泻稀便，血培养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诊断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及菌血症。经用新生霉素口服后病情迅速好转，于手术后一个月痊愈出院。此后不久，又收入一例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乳突炎合并化脓性脑膜炎患者，由于入院时给予氯霉素口服，手术后也合并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由于当时耳鼻咽喉科临床医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这一严重并发症普遍缺乏认识，张庆松结合此两病例撰写了《耳鼻咽喉科所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抗菌素的严重并发症》一文，指出本病的发生是由于长期大剂量应用抗生素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所致。建议应严格掌握抗生素的应用，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大剂量长期应用。严格控制医院内的交叉感染，严格无菌操作，改善病人一般情况等是预防本病的重要措施。,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