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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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医家彭履祥，涉迹医林已有五十八年，多多少少有些成功经验。一路曲径多歧、碰壁受挫也多，因此常得到启发，偶尔竟有一鳞半爪的心得体会。为了共同探讨如何学习中医的问题，不揣浅陋，谈谈个人的认识，以期能给后学之人更多启示。
五十春秋溯旧踪
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中医家庭，祖父、叔父、舅父、岳父都是中医。在族亲的影响下，对济世活人的医学，逐渐产生了爱好。但在他尚未开始学医时，祖父、叔父相继去世，两年之间，全家七口，相继病死者五人。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使他二十岁时毅然放弃私塾教育工作，立志学医。所幸，舅父徐立三是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名重乡邑的老中医，念在他志诚心切，允于从学。但命他先读医书十年，而不必急于临床，并开列了一大堆必读经典及应济鉴的医籍书目。从此，他一面奔波于生活，一面拚命苦读硬背。开始一段，越读越糊涂，常被一些名词要语难住。由于当时参考书籍有限，很多内容只能囫囵吞下。五年过去了，熟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原著，同时读了一些名家注释，如张志聪《灵素节要》，张世贤《图注难经》，尤怡《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柯琴《伤寒来苏集》，陈修园《伤寒论浅注》、《长沙方论》、《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论》等，其他如《涉湖脉学》、《医门法律》、《医方集解》、《金匮翼》、《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张氏医通》、《医宗金鉴》、《时方妙用》、《时方歌括》等也都涉猎过。后来，逐渐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基本知识，对许多初读未能理解的内容，也逐步加深了理解。老师提前同意他进入临床学习。在他开始接触病人时，感到无从入手，实际病证，与书本难以对号，似是而非，不易抓住纲领，更难彼此鉴别。辨证立法，遗方用药，亦无定准，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老师知道的东西，自己有许多不知道，这就促使他进一步广泛阅读各家论著，涉猎各家医案医话，增加临床知识，提高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水平。经过三年随师临证学习，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较大的收益，所读理论渐渐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临床运用也能灵活自如，不再问津无路了。此时才深到以往熟读硬背的大量功夫，并非白费气力。后来马齿徒增，记忆减退之年，读书虽然易于理解，但却难以牢记。相反，早年熟读的理法方药内容，不仅长期不忘，随着反复运用，认识更能不断加深。这种学习方法是其先师所坚持主张的，名曰：“由深出浅法”。他非常反对学医伊始，就上临床，以图速成，或只读一点浅显实用的临床医书，不求深造。他认为，这样学医，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不可能达到以医理精深，临床更难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只能成为不谙医理，学识肤浅的庸医。先师常以其学医经历和所走弯路启发他们：他少年时代从学的第一位老师不主张多书，仅使学生随其应诊配药，理论知识很少讲授，听凭学生自己济鉴选读，随证年余，收效甚微，书读不进去，体会不深，开卷了然，闭卷茫然。第二位老师则主张认真读书，规定背诵，熟读大量古典医籍，花了几年时间，熟读了《内》、《难》、《伤寒》、《金匮》等书。但是这位以研究儒学为主的老师，理论脱离实际，不善于临证医疗所授理论，仅从纸上谈兵，较少临床体会。最后从学的第三位老师，既肯定以往认真读书是正确的途径，又指出博鉴不够，缺乏对脉学、温病学、时病学等方面的学习，尤其缺乏临证运用的技巧训练。这样，继续再读一些有关书籍，并经老师在实践中指点启发，收获就大有长进。先师回忆说，他学医虽有决心，读书也能刻苦，记忆力亦属较强，但若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没有名师指点，仍不能成功。因此，先师在自办医学教育活动中，对几十名学生提出了三条原则性要求：一是要有较高的古文水平；二是先要专心熟读指定的经典和临床医籍，不许过早随师临证；三是临证学习，要求注重理法的活用，不得随意抄录一方一药。对于学生临床中提出的理法方药的不妥之处，他总是一一纠正，并指明理论根据在某书某卷，令去自读，加深体会。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老师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在他门下从学的学生，凡能照此施行，都学得比较成功，确实培养了一批真正懂得中医的人才。再从历史上看，古代许多名医，大多通晓经典医著和系统的中医理论。很多有独创的医家，也正是前人所积累知识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划分阶段，也有它的缺点，不利于快出人才，而在理论学习阶段，由于选择和鉴别能力较差，必然形成兼收并蓄，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学习条件不同了，要求应当提高，理论和实践应恰当结合。尤其临床课的学习，要一面读书，一面临床，收获适应更大，理解就更快。但坚实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基础理论，必须反复揣摩，加深体会，甚至死记熟读才行。因为读熟才能深刻体会，领会才能终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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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迹医林无捷径
大凡一门学问，要想学懂它，精通它，必须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才能达到目的。何况中医学原是文辞古奥，理论精深，是涉及面很广的自然科学，初学者若无坚定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决心，虽有良师益友，也难真正入门。或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或仅获皮毛、技艺平庸。他曾见到，随先师门下从学者，先后不下三、四十人，但学就功成而有作为的却为数不多。我国古代多数医家，他们之所以有成就，并非学习条件如何优越，或者偶逢捷径、一鸣惊人，或者得到什么秘方绝招。相反，他们大多数的条件都不大好，例如，在温病学研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吴鞠通，是完全靠自己的刻苦钻研而成功的。东汉医家张仲景也并非天生的“医圣”，而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医学名著。清代名医尤在泾自幼家境贫寒，但由于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奋攻读，终于在医学和文学上达到以了较高的造诣。现在，我们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但要真正升堂入室，必须培养和树立四“心”：
(一) 民族自尊心 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一整套医学体系，它的理论是建立在朴素的辨证唯物论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指导思想，以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为其出发点，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学说为其理论核心，以医疗实践为据，以辨证论治为治疗原则，经过数千的的不断实践和总结提高，流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中医学特别的部分古代医药学书籍中掺杂了一些糟粕，但这和其他科学一样，不应当特别非议，不能吹毛求疵，更不能以此断定“中医不科学”。解放前，由于反动官僚买办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他们确实曾以此为借口，千方百计扼杀、取缔和消灭中医，在此情况下，他之所以能坚持学下去，并克服种种困难，进成都“四川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正是由于民族自尊心所驱使。当前，保质保量地培养中医人才，建立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医队伍，发掘整理宝贵的中医药学遗产，逐步实现中医现代化，对于我们民族的后裔，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青中年同道，更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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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救死扶伤 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因此，必须从解除伤病员痛苦出发，激发自己的事业心，认真学习，精益求精，掌握真实本领。历史上许多医家，多在“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严重现实面前，认识到“医乃身之性命之学，坐而言，即当起而行”的重要性，激起“博鉴群书，寝食俱废”的学习精神。而是想胜任“人之安危系于一医”的重大责任，必须深入细致，刻苦钻研，具备真才实学。反之，将学医视为儿戏，马虎敷衍，或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就有贻误病情、草菅人命的危险，致使病者“不至于病，而死于医”。不能错误的认为“中医药的运用要求不严，不易出医疗事故。”若辨证不明，多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则无效失治，重则有饮药而人废之虑。故前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白虎入口，寒极必亡”等警句，何况中药也包括不少毒剧性烈之品，更不可妄投乱用。
(三) 恒心 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朱熹解释：“医所以寄生死。”可见古人对医学的要求是很高的。孙中山先生说：“有恒为成功之母。”学医更是这样。要不断学习，点滴积累，活到老，学到老，切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金元名家朱丹溪在功成名就的暮年，仍千里迢迢寻访葛可久，不耻下问，邀同会诊，以弥补自己针灸学方面的不足。明代李时珍跋涉万水千山，坚持实践广泛求救，历时 四十二年，写出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清初江南名医叶天士，勤奋一生，拜师从学十七人，终于建立了“卫气营血”学说，开拓了温热病辨证的先河。综观前辈们走过的治学道路可知，重视“恒心”的培养，乃是中医的基本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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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人来信征集“秘方”，而且说明要有“特效”。实在没有万灵的秘方，他只知道方药是必须辨证运用才能取效的。有些人以为《医学一见能》、《医学五则》、《验方新编》、《医学捷径》、《汤头歌诀》这类的医方书籍，简单易懂，学了就能用。其实不然，这类书真通常了通了也不简单，因为这些著作中反映的理法方药和整个中医学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文字方面提纲挈领，或偏重于具体运用而已。所谓秘方、验方，与其他常用方剂一样，既有一定的适应症，也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一方治百病，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因此，不能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去代替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的努力。
(四) 匠心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医临床治病，是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实际运用的艺术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这就有个“匠心”的问题。古代中医曾以技艺优劣、疗效高低而分为上工、中工、下工，除反映医理深浅、学识多寡的意义之外，很重要的方面是反映“工功”程度的差别。俗云：“知常达变”、“圆机活法”，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匠心”的总结和概括。历代不少名医，正是在熟谙医理的基础上，临证善于思考，变通匠心独到，运筹灵活，妙手回春，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仅从不少中医著名方剂的配伍、组织构思来分析，亦可体会先哲郑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匠心”之一斑。如九味羌活汤之用苓、地，归脾汤之佐木香，千金还坂汤麻黄、肉桂之合配，严氏乌梅丸合乌梅、僵蚕、米醋三味为一方，喻昌针对上脱、下脱活用参附汤二药之剂量，郑钦安当归补血汤所用之麦芽、葱白、酒，三化汤之用羌活，当归四逆汤中之木通，鸡鸣散中的苏叶，阳和汤内之麻黄，以及三因白散子滑石、附片同用，升降攻的大黄配伍深义等等，此类例子，在前经验中比比绵是，堪为后学者师以为法。先师曾用真武汤治疗多汗及无汗两种病症，俱获显效，询其原因，竟从灵活增减白芍剂量而致。因此，治贵权变，重视“匠心”，是学习中医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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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习艺贵权变
陆士谔曾说，“读收难，读医书尤难；读医书得真诠，则难之尤难。”在这方面，前人介绍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作借鉴。多数医家的著作，在序言、凡例等卷首篇章中，往往首先谈到写作目的和阅读方法以及要读者注意的关键问题或内容重点，如陈修园的“读书十劝”，就针对如何读仲景《伤寒》、《金匮》而言，张璐的“医门十戒”是针对医生应具医德而言；徐灵胎对学医应读哪些书，提出了建议，但有厚古非今之弊，不必照搬。惟唐立三的《吴医泄讲》和陆士谔的《医学南针》等书所倡导的学习方法，比较完备和实用。他们分别提出“读书四字诀”、“读书十则”，确有见地，值得参考。综合起来，约有几点：
一曰“信”。要学好中医，首先必须相信。陆士谔初学中医时，存在“中医不如西医”的思想，收获不大。后因自病咳血，服用西药转剧，延其师诊治，聆听“木火弄金”之理，服药速愈，才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可以信赖的，读起中医理论就有些体会了。但内心尚有“中医学术偏于理想”，“西医学偏于实验”的看法。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很精深的，认病之细，在许多方面超出当时西医；其阴阳五行海陆空说，确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指导思想，从此，信心更为坚定，重读《素问》，收获迥然不同。现在我们学习中医，也同样存在一个“信”的问题，如果根本就不相信或者半信半疑那就谈不上认真读书和真正掌握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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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静”。读书要心静，有计划有秩序地反复诵读，潜心默索，知其然，更当穷究其所以然，不能企图省力，心粗气浮，但得一鳞半爪，不求甚解。理解若有片面，则难深探奥旨。例如个人早年尝读《伤寒论》少阴病提纲云：“为阴之为病，脉微细……”初未静心细读，误将微细二脉混在一起体会。后读陈修园注云：“微者薄也，属阳气虚；细者小也，属阴血虚。”陈元蔚云：“心病于神则脉微肾病于精则脉细。”互参体会，始得要领。
三曰“细”。要善于剔除错处，淘汰衍说，辨别讹字。更需扩大眼界，善于互参，求其正反，识其正旨，知其隅反。陈修园说，“读仲景书，当于无字处求字，无方处索方，才可谓之能读。”柯琴也说：“读仲景书，不仅知其正面，须知其反面，应知其侧面，看出底板。”这是由于仲景书多有引彼而例此，因此而及彼，以及兜转、省文、前详后略等笔法，若不细心阅读，前后互参，是不能读懂的。其他古典医籍亦相类似。唐立三引朱丹溪紫苏饮加补气药治其族妹难产，是从读“瘦胎饮”治疗湖阳公主难产案的反面悟出。吴瑭读《临床指南医案》，认出叶天士的青蒿鳖甲汤是从小柴胡汤小变鸸为，是读书善识反面的例子。我曾在临床教学中，用小柴胡汤治疗妊娠恶阻，同学认为效果满意。后同学们诊治一例顽固性恶阻，同学认为效果满意。后同学们诊治一例顽固性恶阻，再用则不效，邀我会诊。察此患者体甚壮实，面赤舌红，口渴少津，脉弦数，乃肝胃热盛阴伤之征，改用益胃汤获效，也是从反面辨证治疗收到的效果。越硬骨头可创“水生金”的理论，是从“金生水”的对面悟出。认为肺主出气，肾主纳气。凡气从脐下上逆，此肾虚不能纳气。毋治肺，当壮水之主，或益火之源，使金从水生。他常用人参蛤蚧丸治疗久疗不愈的哮喘而收显效，即从此理得之。唐立三读《素问·通评虚实论》中“肠澼便血、身热者死，寒者生”一段，据吴崑解释：“孤阳独存故死。”唐氏从实际出发，认为肠澼便血证中，只有阴气竭的身热不已，乃属不治；若表邪下陷于阳明，治痢药中加粉葛升有气可愈；阴盛格阳，下血身热，虽属危证，亦有用温药而生者，不必拘泥于俱死之说，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凡是书中有总结性的论点，不能仅从片面绝对理解。如所谓“胀不死的痢疾，饿不死的伤寒”，若不识正旨，不明名读，滑口念过，就可能曲解原意。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论述的救逆法，很多在针对疾病医治不当而形居的种种坏证而设，使学者从误治救逆的逆证治疗中吸取教训，启发思路。读书须善于前后互参，临床亦应仔细研究分析病因、病史及治疗前后经过，作为矫正认识、修订治则，正确遗方用药的根据。回忆四十年前随师诊治一“睁眼瞎”患者，双目不红不肿，似若常人，但不能见物者六年，屡经中西医诊治无效。先生诊视良久，询其病由经过，遂嘱写一桂枝汤全方，令服十二剂。当时，他甚感迷惑不解，经老师分析：病起于风热小恙，目赤头痛，若以辛凉轻剂即可外解，而医者投过剂苦寒，邪闭于里；另一医见苦寒不愈，改用辛温，又不效；继进补益肝肾之剂，致使外邪内陷，营养紊乱，气血不能上荣于目，故双目虽睁而不能视物，他无所苦，惟时微恶风寒可征，用桂枝汤外和营卫、内调阴阳。患者服之裤剂，果然双目已能看报纸大字，恶寒消失，仍于原方增黄芪一味，继服十余剂而完全恢复视力。此是善于借鉴前失、辨识今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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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定读活，切忌拘泥呆板。如仲景《伤寒论》，其药理方药，六经辨证，不可看成只能用于伤寒，同样亦可适用于其他疾病；《金匮》所论杂病治疗法则，亦可运用于所列病种以外的疾病。读仲景书如此，读其他各家著作，也应有客观而灵活的眼光。中医学虽有各家学说，但其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故病虽不同，病因病机相同，则辨证、治则即可互通互用。所谓“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即此而言。他在临床上常用温经汤治男子肝经虚寒之寒疝、腹痛；用百合地黄汤治心肺阴伤之瘿气；用仙方活命饮治湿热血郁之历节；用黄鳝汤代替鲤鱼汤治疗脾虚水肿；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治疗脾气下陷，肺气上逆，阳虚外感，或久咳遗尿症，皆能收到预期之效。王孟英治百合病，因“百合无觅处，遂以苇茎、麦冬、丝瓜子、冬瓜皮、知母为方服之，一剂知，二剂已。”说明书读活了，扩大眼界，便能举一反三，运用自如。
至于剔错、辨讹，去伪取真，也是读书必下的功夫。因书上的东西，不可能完美无缺，有不切合实际理论和片面、主观的认识，有引证错误的。至于传抄、印刷之误就更多。唐立三举例李东垣把“损者益之，劳者温之”二语，误为《内经》原文者；又如《病机十九条》中“诸痉强直，皆属于湿”一条的“诸”、“皆”二字，实欠准确恰当；再如张洁古说“暑必挟湿”，而王孟英则说：“暑不挟湿”，二家之说，各执一端，均欠全面。读经典著作，对随文敷衍，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注释，不可盲从。如张景岳评陈言的“胃疟起于饮食”的说法，张氏认为“凡先因于疟，而后食滞者有之，未有不因于外邪而单有食疟。”这是符合实际的评论。再如陈元蔚在论枳实的功用时说：“枳实形圆臭香，香主枢，圆主转。”这咱解释过于牵强，不能置信。传抄、印刷之误，若不校正，一字之差，毫厘千里。当然，要做到发现错讹，鉴别真伪，除心细眼明外，还在于见识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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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讲求方法，临床学习也也选择正确的方法。临床学习第一阶段的任务和目的，是将所学的书本知识印证于病人，将抽象理论运用于解释具体证候，从而以此指导诊断和治则。书本上的论述是经过各理论、系统化的，与临床实际不可能处处吻合、对号入座，所以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疾病虽千变万化，但有其规律可循。症候虽千差万别，真假混杂，用四诊八纲细心诊察，结合分析，是能摒去假象，抓住关键，评估清病证的。所以在临床学习中，不但要学习老师选方遗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老师诊察疾病和立法选方用药的理论依据等。如果只知抄录一方一药，忽视了用理论去指导临床，可能应付地成为以药试病或头痛医头的医生。有了一些临床知识以后，更须注意理论学习，用理论指导实践，再以实践来检验理论正确与否。所谓灵活运用，是在大的原则法度指导下，选择最合适的具体方药而言。孙真人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孟轲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即是此理。
各家之长当汇通
选择必读书和参考书，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历代积累下来的医籍，可谓“汗牛充栋”，若不加以选择，不仅精力有限，而兼收并蓄，莫衰一是，收效也不好。因此，如何有重点、有主次、在计划地选读适当的医籍，对初学者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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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中医学院教材为基础 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作用学习入门的教材，对于在校同学和个人自学都较适合。彭老认为，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修订的第二版统编教材较好，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基本反映出中医学的本来面目，归纳了历代医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所采集的理法方药比较平正，学术理论观点较为统一，并以现代语言为主体编写成的。虽有小疵，尚不掩瑜。若能按先基础、后临床的次序，逐章仔细阅读，同时参读历代名著有关部分，通读以后，反过来再从临床到基础进行复习，收效就更大。
(二)选读参考医著 不论经典和后世医著，在通读的基础上，应重点选择其主要部分加以熟读，后世的注释则以参阅为主，然而其中注释论述精粹，归纳全面的，亦可熟读。
《内经》，在通读的基础上，重点熟读和详读一些重要专论，如有关阴阳、脏象、经络、诊法、病机等。至于参读注家，可选薛生白《医经原旨》，简要易懂；徐灵胎《内经诠释》，扼要适用；张景岳《类经》，注释平正，分类周详，便于查阅；张隐庵、马元台等注家亦应合参；张隐庵编写的十二经络歌和经穴分寸歌等，便于诵读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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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为解释《灵》、《素》之疑难而设问，结合《内经》学习，侧生记忆其理论原理。
《伤寒论》除“平脉法”不必作原文读外，其余全部原条语言尖细读熟读，再选择理论平正的注释，作为辅导理解的资料参读。该书注家很多，我个人认为，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和陈修园编纂的《伤寒论浅注》及《长沙方论》比较平正。后者既采纳其他几十家注释精练平正部分，又有编者的按语和小结，为便于记忆，对每一方剂编写了歌括和方论，不但简明易记，而且尽量将主治、大法、煎服法编入歌中，并将药物剂量、加减法等如实地编写进去，对初学者都是适用的。当然，注家亦各有所长，各有不足，对于不恰当的意见，昼省略和剔除。
《金匮要略》是论杂病证治的专著，原文亦应熟读。但注家很多，可选尤在泾的《金匮心典》，其注释简明，可作入门向导；魏念庭的《金匮本义》，周杨俊、赵开美的《金匮二注》，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及《金匮方歌》等著作，均可参读。其中精粹的论注部分应该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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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学和诊断学的专著不多，大多散在各家综合性的著述之中。《四诊抉微》、《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脉诀规正》、《涉湖脉学》、崔紫虚《四言脉诀》、黄坤载《四圣心源》、《黄氏脉学》等，都是较平正的专著，除重复的内容外，最好尽量多熟读。
温病学以王孟英编纂的《温热经纬》、吴塘的《温病条辨》为主要必读书，包括条文和自注，其他注家和评论作为参考，如章虚谷《医门棒喝》、陆九芝《世补斋医书》、杨粟山《寒温条辨》等。
内、妇、儿、杂病学的历代著述很多，以参阅为主。对有概括性的临床基础著作，如《医宗金鉴》的“杂病心法”、“妇科心法”、“妇科杂病心法”、“外科心法”等，具有提纲挈领，尽量全面概括，理法方药齐备，歌括易于诵读记忆等优点，可作为熟读的临床基本书籍。参阅书籍很多，择其要者读之。如《诸病源候论》是较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千金方》、《外治秘要》是汉唐以来医学发展的大成，尤其《千金方》记载囝不少新的发现和发展，如对虫类药的认识和运用等。金元诸大家对医学的几个方面各有创见，如张子和《儒门事亲》长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刘河间《河间六书》对火热证之治疗；朱丹溪《丹溪心法》、《脉因证治》，不仅对阴虚学说有得，而对“郁证”、“痰证”的研究认识尤有儿到之处。又如李东垣对脾胃阳虚、中气下陷的病机和辨证论治有新的发明，《东垣十书》贯穿了他这一思想。明清以来，如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无论在理论和临床方面，都较全面地阐发和总结了前人的学术经验，尤其后者对阴阳偏颇、水火失济为病的机理和救治法，研究较为深入。王肯堂《证治准绳》是一部较丰富的临床治疗学，既有理法，又有方药。张石顽是一位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家，所著《张氏医通》，理论联系实际较密切。作灵胎《医学源流论》、《杂病源》都是较好的临床基础专论；《慎疾刍言》、《洄溪医案》是他的医话医案专著，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指导意义；《兰台轨范》是杂病治疗专著。喻昌的《医门法律》，既有精彩的医案医话，又有杂病证治和鉴别诊断方面的独特见解，理论精辟，阐发透彻，理法方药严谨。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是简明扼要的临床参考书。李用粹的《证治泄补》，丹波元简的《杂病广要》，都是汇集前人各家精华，各分缕析，既精且详，前者还补上了自己的见争。尤怡的《金匮翼》也是较出色的临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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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都是较好的参阅书籍，虽各有特点，然与中医基本理论并无相悖之处，而其特点，正是各家之长，学者尤宜重视。
中药、方剂学，既是基础，又是临床，可放在基础和临床课之中安排学习，选读易于诵读牢记的书，药物方面可读龚之林的《药性赋》或张洁古的《药性赋》等著作，参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张璐的《本经逢源》等。方剂学可选读汪讱庵的《医方集解》，陈修园的《时方歌括》等，加上《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书中的方剂，基本能满足需要。
其他医案、医话，散在各家著述中，亦有单独论述者。如喻昌的《寓意草》、徐大椿的《慎疾刍言》、《洄溪医案》，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其他还有江瓘汇编的《名医类案》以及后来各家医案、医话专著不少，无可济鉴。但在读这些医案专著时，必须在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以后进行，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另外，应多选读有论有案的书，如哈嘉言的《寓意草》、《先哲格言》之类，读后不仅知其然，更要积压其所以然。当然，所列医籍，仅其中一部分，还有不少参考书，若精力许可，不妨多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