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红包”何日禁
据报载，浙江省宁波市卫生局出台《奖励举报“回扣”有功人员办法》，首次对“红包”和“回扣”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对责任追究的范围予以明确。除医生外，各级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后勤人员也包括在此范围，并与检察院联动。这是首次对“红包”现象，从制度上予以规范。
“红包”在医疗实践中，由来已久，这已成了动手术之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只有塞个“红包”，医生才会更好地动那把手术刀，不塞“红包”，病人和家属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安全感。这就好像去商店买东西，跟店家打招呼，送“红包”，希望买到的不是假货。
根除“红包”，首先医院必须作出某种足可以让病人信得过的承诺。病人之所以非得塞“红包”，这是因为长期的医疗现状使他们相信只有塞“红包”，才能获得更好的服务。医院每每对病人承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医德建设，对于病人来说，那些只是不实际的口号，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足可以使他们消除信任上的危机感的某种承诺。
“红包”从法律上来讲，它是医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得额外经济利益的一种行为，应该属于职务犯罪的范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职务犯罪行为，属于人民检察院自侦的案件，也就是说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自己侦查的案件。对于这样一类案件，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资源有限，应该提倡当事人或者知情人举报，对“红包”这种现象从法律机制上予以规范和处罚，从而禁止“红包”现象的发生。
“红包”问题，说到底是个道德问题，医德是对于一个医生最起码的要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实践了几千年的信条———救死扶伤，如今却受到严重的考验。面对如今的白衣天使，不给钱不开刀，少给钱少动刀，多给钱尽心尽力动刀。医德不仅是病人们的呼唤，也是全社会对医生的企盼。对于医德的界定，医疗行业应该形成自己统一的行业自律性质的行为规范，对于触犯了医德信条的医生，把他排除在白衣天使这个范围之外又何妨!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需要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而败坏一个高大的形象，却只需要那么一两颗老鼠屎。
病人在医生面前，总是最忠实的奴仆，就好比我们立法中的权利的位阶的选择，生命权总是高于财产权，所以病人们宁愿牺牲钱财，而求得生命权的更好维护。这种观念是社会的一种畸形体现，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缺憾。因为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生的义务，病人需要付出大部分的义务，才换来少量的权利。希望“红包”现象早点灭绝，建立起完整的禁止“红包”发生的体系，给病人一个温暖的关怀。(陈枫), http://www.100md.com
“红包”在医疗实践中，由来已久，这已成了动手术之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只有塞个“红包”，医生才会更好地动那把手术刀，不塞“红包”，病人和家属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安全感。这就好像去商店买东西，跟店家打招呼，送“红包”，希望买到的不是假货。
根除“红包”，首先医院必须作出某种足可以让病人信得过的承诺。病人之所以非得塞“红包”，这是因为长期的医疗现状使他们相信只有塞“红包”，才能获得更好的服务。医院每每对病人承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医德建设，对于病人来说，那些只是不实际的口号，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足可以使他们消除信任上的危机感的某种承诺。
“红包”从法律上来讲，它是医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得额外经济利益的一种行为，应该属于职务犯罪的范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职务犯罪行为，属于人民检察院自侦的案件，也就是说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自己侦查的案件。对于这样一类案件，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资源有限，应该提倡当事人或者知情人举报，对“红包”这种现象从法律机制上予以规范和处罚，从而禁止“红包”现象的发生。
“红包”问题，说到底是个道德问题，医德是对于一个医生最起码的要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实践了几千年的信条———救死扶伤，如今却受到严重的考验。面对如今的白衣天使，不给钱不开刀，少给钱少动刀，多给钱尽心尽力动刀。医德不仅是病人们的呼唤，也是全社会对医生的企盼。对于医德的界定，医疗行业应该形成自己统一的行业自律性质的行为规范，对于触犯了医德信条的医生，把他排除在白衣天使这个范围之外又何妨!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需要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而败坏一个高大的形象，却只需要那么一两颗老鼠屎。
病人在医生面前，总是最忠实的奴仆，就好比我们立法中的权利的位阶的选择，生命权总是高于财产权，所以病人们宁愿牺牲钱财，而求得生命权的更好维护。这种观念是社会的一种畸形体现，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缺憾。因为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生的义务，病人需要付出大部分的义务，才换来少量的权利。希望“红包”现象早点灭绝，建立起完整的禁止“红包”发生的体系，给病人一个温暖的关怀。(陈枫),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