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乱危害女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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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2日
性乱，女性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按理性道德的要求男女青年都保持婚前的童贞，然而传统的性道德却片面要求女性保持童贞，对男性却要宽容得多。从表面上看，这完全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和对女性的束缚，其实却包含有对女性保护的合理内涵。女童过早性交的害处显然大于男孩，青春期前女童的阴道粘膜是单纯柱状上皮，经不起摩擦，而且容易受感染。处女膜的存在，从生物学上就设置了阴道保护幼女生殖系统健康，防止污物进入阴道的解剖学屏障。女性要到性发育成熟后，阴道粘膜才演变成为能经受摩擦的鳞状上皮，所以过早的两性行为对女性会造成损害。
封建社会，单方面要求女性保护婚前童贞，对男性却无此约束，还包含着另一层对女性的保护。古代，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条件下，如果不对处女提出这一苛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婚前性行为，而且必然要引起未婚先孕。男性在没有婚姻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只图性满足而并不对性行为的后果负责；女性则不然，要对怀孕承担全部责任。在古代，堕胎有生命危险；在私有制社会中要是生下私生子，此后的出嫁就会遇到极大的麻烦，况且私生子又由谁来抚养。即使是现代，未婚女性虽然采取避孕措施，失败也是常事。人工流产同样损害女性健康，因人工流产引起大出血、子宫穿透伤、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见。美国有许多州不准人工流产，女童生孩子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少女的身心健康,也给非婚生子女带来灾难,并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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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乱对于成年女性健康的损害也是极为明显的。健康的、不性乱的女性阴道中存在正常的微生物群落，和人体保持共生关系，不同的微生物之间则保持着稳定的微生物生态平衡。这种人和微生物以及微生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对于维护女性生殖系统的健康是必需的，一夫一妻的性生活不会扰乱这种平衡。性乱可以破坏这种平衡，即使在没有性病病原体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非特异性感染，造成女性生殖系统的炎症，如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
性乱还使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高。通过性传播的Ⅰ型疱疹病毒和乳头状病毒，可以诱发子宫颈癌或生殖系统其它部位的恶性肿瘤。欧洲有过一项有关调查报告表明，丈夫在外搞性乱，妻子虽守本分，生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也高于丈夫没有外遇的妇女。丈夫淫乱却使妻子受害。所以性道德对于保护女性的健康意义更大。
性传播疾病
近四、五十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和抗菌药物的日益增多，多种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却越来越高，性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本世纪60年代以前，常见性病只有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肿四种，现在则增加了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以衣原体感染为主的非淋病性尿道炎等发病率很高的常见性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性传播疾病范围内的疾病已达20余种。近十年来更出现了使整个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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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有2亿5千万人通过性交感染性传播疾病，全世界的性病发病率都呈上升趋势。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强调性病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灾难，慢性生殖器炎症、盆腔炎、不育症、宫外孕、早产、死产、宫颈癌等严重损害女性健康，甚至造成死亡。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增加3—5倍。
以上事实表明医学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医学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的流行，人类必须对性行为的放纵进行反思，对破坏了性道德合理成份的“性解放”重新 进行认识。
远古时代，部落内部的性乱交不会造成性病广泛蔓延。某个部落即使出现性病，流行也局限在这一部落内。当发生致命的性病流行时，充其量使这一部落毁灭，病原体也随之一起消失。在族外婚时代，性病流行也只能影响几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
古代人类的活动受到地理环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群交往很少，性病只能在当地流行，很难向其它地域扩散。我国明宋以前的古代医籍上大致只有淋病的记载，欧洲原先也没有梅毒。医学史的记载表明梅毒原自美洲，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水手们把梅毒带到欧洲，引起欧洲的梅毒流行，以后又从欧洲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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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国际、洲际的人群大规模流动，也促成了各种性病流行范围的扩大。原来在南部非洲某个地区流行的艾滋病，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成为全球性的灾难就是性传播疾病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对于这种既无特效药又无疫苗的致命性传染病来说，唯一能够制止其疫情发展的有效措施就是制止性乱，人人洁身自爱，重整为“性解放”所破的性道德观念。艾滋病虽然也通过血液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但这些途径都是性传播的延续，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性传播一停止，艾滋病的流行也会最后结束。
严重的问题在于“性解放”的鼓吹者不肯放弃性乱行为。当西方社会饱受艾滋病灾祸而有人提出必须重视性道德时，“性解放”者却声称“现代医学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进行预防，而且今后还会有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决不能因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废。”
然而严峻的客观现实却与“性解放”者的主观臆断完全相反。首先是现代医学无力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性病流行。现代医学技术对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远不如性道德对性放纵行为的约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严重缺乏，人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对性行为的约束，才能使这些国家免于艾滋病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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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后终止艾滋病流行的。哥伦布的水手把梅毒带到欧洲后，在欧洲引起严重流行。16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侯，就有人制造了阴茎套用于预防梅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海军虽然向官兵分发了避孕套，并鼓励使用，但患性病的军人仍有28万人之多。避孕套在使用时因为破裂和滑脱，失败率可达10%以上；用于避孕的年失败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败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是冒险的，不安全的。
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会比用以避孕更差。一次射精有上亿个精子，却只有一个精子有机会通过宫颈、宫腔、输卵管这条唯一的通道与卵子结合，而且每月只有一次排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每毫升精液中有1千万到1亿个艾滋病病毒，病毒比精子小得多，可以通过受到轻微擦伤的任何部位的皮肤、粘膜侵入人体，不论是阴部或是躯体的其它部位，所以受感染的通道是无数的。可以受孕的卵子只有一个，而可以受HIV感染的T4淋巴细胞每毫升血液中就有800个以上，再加上具有CD4受体可受感染的其它细胞，数量就更大。从时间上说，受感染的机会也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次性交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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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失败机会更多还在于精液的外溢。1990年加拿大有一项研究，先在避孕套内放入染料，然后用于性交，结果发现在100次性交中有65到75次精液从阴茎根部外泄。溢出的少量精液不致引起怀孕，却可以造成艾滋病毒感染,因为性交时肉眼看不见的皮肤或粘膜轻微擦伤是经常发生的,HIV完全有可能从溢出的精液中通过破口侵入人体。退一步讲，避孕失败是可以补救的，更不会影响人的生命，而预防艾滋病失败却是无法挽回的。
把一种有10%以上失败率的不可靠的方法称之为安全性行为，让轻信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参与性乱活动，这样的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无论如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按照我国严禁卖淫嫖娼和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法律，也遵照我国的性道德传统，我们在对被收容教养的卖淫妇女进行教育，或者在回答性病患者的问题时，只能告诉他们要遵守性道德，洁身自爱，不应再搞卖淫嫖娼或性乱活动，而不是教这些人如何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至于在广大青少年和普通群众中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则无异于鼓励和教唆性乱，因为遵守性道德的健康人并不需要用避孕套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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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只有在一方患有性病或感染HIV的夫妻中，才应该要求他们使用避孕套。与此同时必须告诉他们不能用凡士林、液体石腊，或含这一类矿物油的搽脸油滑润避孕套，以免促使避孕套破裂。此外还应当说明避孕套的使用失败率，让他们清楚了解避孕套并非万无一失的安全套。不这样细致解释就是不负责任。
西方社会因为性乱盛行无法收敛，提倡使用避孕套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在我国就不应盲目仿效，否则只会起到促进性乱和扩大艾滋病传播的作用。
再有，性病特效药并不能有助于控制性病流行。美国的“性革命”在本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这一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转变实际上开始于40年代，或者还要早一些。本世纪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动摇了宗教迷信，由于西方的性道德是基督教宗教戒律的一部分，因此在否定宗教的同时，也对性道德进行了摒弃。西方妇女为摆脱宗教封建束缚而提出的“性解放”，在争取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地位平等的妇女权利时，却包括了反对宗教的性约束。这为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争取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同时，提倡自尊自重很不一样。根据美国著名性学家金赛的调查，三、四十年代时性乱现象已经很盛行。然而，实际上却还有不少人因慑于梅毒、淋病而不敢参与性乱。40年代后期青霉素问世，治疗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药。当时有人认为性病从此可以得到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药促进了“性解放”，原来畏惧性病的人，这时便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性病也即随之加速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1950年得到报告的淋病发病数是30万例，50年代前期淋病有所下降，反映出青霉素的治疗作用。但是到50年代后期起，由于“性解放”引起的性乱，淋病发病迅速回升，60年代“性革命”高峰时期淋病发病率几成直线上升，1970年增加到62万例。当时抗青霉素的淋球菌耐药菌株还极少，淋病发病人数猛增并非耐药之故。此后能治疗淋病的抗菌药物虽越来越多，但1988年美国报告的淋病人数却上升到180万例。梅毒发病情况也只是稍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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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青霉素作为淋病、梅毒的特效药，虽然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却不可能控制性病的发展。由于性道德的沦丧，人们在性行为上的放纵，青霉素更起到促成性乱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从40年代后期青霉素的出现，到60年代“性革命”的高峰，并不是时间上的偶合，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当前，艾滋病的威胁已经使美国的性乱有些收敛，近年来美国女大学生中已开始出现女贞处女，少女未婚怀孕率也有所下降，要求遵守性道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当今这一代美国青年已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性行为上放任不羁，这是性道德回归的表现。但是可以预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药出现，将有可能使性乱再度加剧，艾滋病的流行也将更加严重。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可以挽救病人生命的特效药，而是说要控制性病流行，只能依靠由性道德所维系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可能依靠特效药。
还有，当前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疫苗预防艾滋病。自从1983年初发现HIV以后，不少国家先进的实验室立即投入疫苗研制，人们把战胜艾滋病的希望寄托于
疫苗的研制成功。近几年来，有些学者尽管一再声称自己的工作已获得重大进展，并将着手临床试验，但却很少有人对本世纪内能生产出成功的疫苗抱乐观态度。原因是“病入基因”的艾滋病毒破坏了免疫系统本身，尤其是选择性地损害在细胞免疫中起关键作用的T4淋巴细胞，使免疫系统功能全面瘫痪。另一个重要原因是HIV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在由RNA转录DNA时，极易出现误录而发生变异，造成病毒抗原的不稳定性。HIV的发现者，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泰尼埃教授于1991年宣布了一项令人忧虑的研究结果，他的实验室发现晚期艾滋病人血液中出现能攻击自身免疫系统的CD8和CD38T淋巴细胞。这一发现如经确认，就意味着使用疫苗的结果反而会招致对免疫系统的进一步破坏，乃至永远也不可能有预防艾滋病的疫苗。蒙泰尼埃为人类发现了HIV，是否他又证实了人类不可能研制成功艾滋病疫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也只有依靠性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性行为，才能帮助人类最后战胜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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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艾滋病决不是人类最后和最危险的性病。自从欧美“性革命”发生以来的三、四十年间，性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愈，直至出现了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艾滋病的出现，应该使无视性道德的人省悟。人们应该意识到只要性乱不终止，新的比艾滋病更凶险的性病迟早会降祸于人类。实际上这种祸患已经隐伏在人类中间，略早于HIV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Ⅰ、Ⅱ两型病毒(HTLV-Ⅰ、HTLV-Ⅱ)与HIV一样同属逆转录病毒，也是通过性和血液传播，HTLV-Ⅰ可以引起恶性淋巴肉瘤，而且已经在日本、巴勒的海等地区流行。1991年美国在献血者中发现这两种病毒的感染率已高达43/10万。这一事实表明新的性传播疾病的出现是不会有终止的。1992年7月，世界第八届艾滋病大会上，一些学者总共报告了至少100例具有典型流行病史和临床症状的艾滋病人，他们的血液中不能测出现在已知的HIV抗体，提示除HIV1和HIV2之外，还存在未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的变异型。病毒在变异在进化，人类与病毒的生存竞争永远不会停止。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在与某种病毒的抗争中显然处于劣势，而药物又帮助人类取胜时，性道德却可以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
历史上，性道德对人类性行为的约束使优生成为可能，性道德也保护了人类避免性病之害。合理的性道德不仅在古代有力地维护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当今的事实还表明性道德将继续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呈现巨大的作用。性道德传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唯一已经连绵不断地发展了六千年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其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不可能与性道德的存在无关的。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把性道德中的合理成份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继承，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性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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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单方面要求女性保护婚前童贞，对男性却无此约束，还包含着另一层对女性的保护。古代，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条件下，如果不对处女提出这一苛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婚前性行为，而且必然要引起未婚先孕。男性在没有婚姻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只图性满足而并不对性行为的后果负责；女性则不然，要对怀孕承担全部责任。在古代，堕胎有生命危险；在私有制社会中要是生下私生子，此后的出嫁就会遇到极大的麻烦，况且私生子又由谁来抚养。即使是现代，未婚女性虽然采取避孕措施，失败也是常事。人工流产同样损害女性健康，因人工流产引起大出血、子宫穿透伤、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见。美国有许多州不准人工流产，女童生孩子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少女的身心健康,也给非婚生子女带来灾难,并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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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乱对于成年女性健康的损害也是极为明显的。健康的、不性乱的女性阴道中存在正常的微生物群落，和人体保持共生关系，不同的微生物之间则保持着稳定的微生物生态平衡。这种人和微生物以及微生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对于维护女性生殖系统的健康是必需的，一夫一妻的性生活不会扰乱这种平衡。性乱可以破坏这种平衡，即使在没有性病病原体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非特异性感染，造成女性生殖系统的炎症，如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
性乱还使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高。通过性传播的Ⅰ型疱疹病毒和乳头状病毒，可以诱发子宫颈癌或生殖系统其它部位的恶性肿瘤。欧洲有过一项有关调查报告表明，丈夫在外搞性乱，妻子虽守本分，生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也高于丈夫没有外遇的妇女。丈夫淫乱却使妻子受害。所以性道德对于保护女性的健康意义更大。
性传播疾病
近四、五十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和抗菌药物的日益增多，多种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却越来越高，性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本世纪60年代以前，常见性病只有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肿四种，现在则增加了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以衣原体感染为主的非淋病性尿道炎等发病率很高的常见性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性传播疾病范围内的疾病已达20余种。近十年来更出现了使整个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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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有2亿5千万人通过性交感染性传播疾病，全世界的性病发病率都呈上升趋势。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强调性病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灾难，慢性生殖器炎症、盆腔炎、不育症、宫外孕、早产、死产、宫颈癌等严重损害女性健康，甚至造成死亡。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增加3—5倍。
以上事实表明医学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医学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的流行，人类必须对性行为的放纵进行反思，对破坏了性道德合理成份的“性解放”重新 进行认识。
远古时代，部落内部的性乱交不会造成性病广泛蔓延。某个部落即使出现性病，流行也局限在这一部落内。当发生致命的性病流行时，充其量使这一部落毁灭，病原体也随之一起消失。在族外婚时代，性病流行也只能影响几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
古代人类的活动受到地理环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群交往很少，性病只能在当地流行，很难向其它地域扩散。我国明宋以前的古代医籍上大致只有淋病的记载，欧洲原先也没有梅毒。医学史的记载表明梅毒原自美洲，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水手们把梅毒带到欧洲，引起欧洲的梅毒流行，以后又从欧洲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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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国际、洲际的人群大规模流动，也促成了各种性病流行范围的扩大。原来在南部非洲某个地区流行的艾滋病，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成为全球性的灾难就是性传播疾病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对于这种既无特效药又无疫苗的致命性传染病来说，唯一能够制止其疫情发展的有效措施就是制止性乱，人人洁身自爱，重整为“性解放”所破的性道德观念。艾滋病虽然也通过血液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但这些途径都是性传播的延续，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性传播一停止，艾滋病的流行也会最后结束。
严重的问题在于“性解放”的鼓吹者不肯放弃性乱行为。当西方社会饱受艾滋病灾祸而有人提出必须重视性道德时，“性解放”者却声称“现代医学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进行预防，而且今后还会有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决不能因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废。”
然而严峻的客观现实却与“性解放”者的主观臆断完全相反。首先是现代医学无力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性病流行。现代医学技术对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远不如性道德对性放纵行为的约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严重缺乏，人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对性行为的约束，才能使这些国家免于艾滋病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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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后终止艾滋病流行的。哥伦布的水手把梅毒带到欧洲后，在欧洲引起严重流行。16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侯，就有人制造了阴茎套用于预防梅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海军虽然向官兵分发了避孕套，并鼓励使用，但患性病的军人仍有28万人之多。避孕套在使用时因为破裂和滑脱，失败率可达10%以上；用于避孕的年失败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败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是冒险的，不安全的。
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会比用以避孕更差。一次射精有上亿个精子，却只有一个精子有机会通过宫颈、宫腔、输卵管这条唯一的通道与卵子结合，而且每月只有一次排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每毫升精液中有1千万到1亿个艾滋病病毒，病毒比精子小得多，可以通过受到轻微擦伤的任何部位的皮肤、粘膜侵入人体，不论是阴部或是躯体的其它部位，所以受感染的通道是无数的。可以受孕的卵子只有一个，而可以受HIV感染的T4淋巴细胞每毫升血液中就有800个以上，再加上具有CD4受体可受感染的其它细胞，数量就更大。从时间上说，受感染的机会也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次性交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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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失败机会更多还在于精液的外溢。1990年加拿大有一项研究，先在避孕套内放入染料，然后用于性交，结果发现在100次性交中有65到75次精液从阴茎根部外泄。溢出的少量精液不致引起怀孕，却可以造成艾滋病毒感染,因为性交时肉眼看不见的皮肤或粘膜轻微擦伤是经常发生的,HIV完全有可能从溢出的精液中通过破口侵入人体。退一步讲，避孕失败是可以补救的，更不会影响人的生命，而预防艾滋病失败却是无法挽回的。
把一种有10%以上失败率的不可靠的方法称之为安全性行为，让轻信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参与性乱活动，这样的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无论如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按照我国严禁卖淫嫖娼和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法律，也遵照我国的性道德传统，我们在对被收容教养的卖淫妇女进行教育，或者在回答性病患者的问题时，只能告诉他们要遵守性道德，洁身自爱，不应再搞卖淫嫖娼或性乱活动，而不是教这些人如何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至于在广大青少年和普通群众中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则无异于鼓励和教唆性乱，因为遵守性道德的健康人并不需要用避孕套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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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只有在一方患有性病或感染HIV的夫妻中，才应该要求他们使用避孕套。与此同时必须告诉他们不能用凡士林、液体石腊，或含这一类矿物油的搽脸油滑润避孕套，以免促使避孕套破裂。此外还应当说明避孕套的使用失败率，让他们清楚了解避孕套并非万无一失的安全套。不这样细致解释就是不负责任。
西方社会因为性乱盛行无法收敛，提倡使用避孕套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在我国就不应盲目仿效，否则只会起到促进性乱和扩大艾滋病传播的作用。
再有，性病特效药并不能有助于控制性病流行。美国的“性革命”在本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这一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转变实际上开始于40年代，或者还要早一些。本世纪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动摇了宗教迷信，由于西方的性道德是基督教宗教戒律的一部分，因此在否定宗教的同时，也对性道德进行了摒弃。西方妇女为摆脱宗教封建束缚而提出的“性解放”，在争取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地位平等的妇女权利时，却包括了反对宗教的性约束。这为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争取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同时，提倡自尊自重很不一样。根据美国著名性学家金赛的调查，三、四十年代时性乱现象已经很盛行。然而，实际上却还有不少人因慑于梅毒、淋病而不敢参与性乱。40年代后期青霉素问世，治疗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药。当时有人认为性病从此可以得到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药促进了“性解放”，原来畏惧性病的人，这时便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性病也即随之加速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1950年得到报告的淋病发病数是30万例，50年代前期淋病有所下降，反映出青霉素的治疗作用。但是到50年代后期起，由于“性解放”引起的性乱，淋病发病迅速回升，60年代“性革命”高峰时期淋病发病率几成直线上升，1970年增加到62万例。当时抗青霉素的淋球菌耐药菌株还极少，淋病发病人数猛增并非耐药之故。此后能治疗淋病的抗菌药物虽越来越多，但1988年美国报告的淋病人数却上升到180万例。梅毒发病情况也只是稍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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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青霉素作为淋病、梅毒的特效药，虽然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却不可能控制性病的发展。由于性道德的沦丧，人们在性行为上的放纵，青霉素更起到促成性乱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从40年代后期青霉素的出现，到60年代“性革命”的高峰，并不是时间上的偶合，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当前，艾滋病的威胁已经使美国的性乱有些收敛，近年来美国女大学生中已开始出现女贞处女，少女未婚怀孕率也有所下降，要求遵守性道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当今这一代美国青年已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性行为上放任不羁，这是性道德回归的表现。但是可以预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药出现，将有可能使性乱再度加剧，艾滋病的流行也将更加严重。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可以挽救病人生命的特效药，而是说要控制性病流行，只能依靠由性道德所维系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可能依靠特效药。
还有，当前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疫苗预防艾滋病。自从1983年初发现HIV以后，不少国家先进的实验室立即投入疫苗研制，人们把战胜艾滋病的希望寄托于
疫苗的研制成功。近几年来，有些学者尽管一再声称自己的工作已获得重大进展，并将着手临床试验，但却很少有人对本世纪内能生产出成功的疫苗抱乐观态度。原因是“病入基因”的艾滋病毒破坏了免疫系统本身，尤其是选择性地损害在细胞免疫中起关键作用的T4淋巴细胞，使免疫系统功能全面瘫痪。另一个重要原因是HIV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在由RNA转录DNA时，极易出现误录而发生变异，造成病毒抗原的不稳定性。HIV的发现者，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泰尼埃教授于1991年宣布了一项令人忧虑的研究结果，他的实验室发现晚期艾滋病人血液中出现能攻击自身免疫系统的CD8和CD38T淋巴细胞。这一发现如经确认，就意味着使用疫苗的结果反而会招致对免疫系统的进一步破坏，乃至永远也不可能有预防艾滋病的疫苗。蒙泰尼埃为人类发现了HIV，是否他又证实了人类不可能研制成功艾滋病疫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也只有依靠性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性行为，才能帮助人类最后战胜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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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艾滋病决不是人类最后和最危险的性病。自从欧美“性革命”发生以来的三、四十年间，性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愈，直至出现了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艾滋病的出现，应该使无视性道德的人省悟。人们应该意识到只要性乱不终止，新的比艾滋病更凶险的性病迟早会降祸于人类。实际上这种祸患已经隐伏在人类中间，略早于HIV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Ⅰ、Ⅱ两型病毒(HTLV-Ⅰ、HTLV-Ⅱ)与HIV一样同属逆转录病毒，也是通过性和血液传播，HTLV-Ⅰ可以引起恶性淋巴肉瘤，而且已经在日本、巴勒的海等地区流行。1991年美国在献血者中发现这两种病毒的感染率已高达43/10万。这一事实表明新的性传播疾病的出现是不会有终止的。1992年7月，世界第八届艾滋病大会上，一些学者总共报告了至少100例具有典型流行病史和临床症状的艾滋病人，他们的血液中不能测出现在已知的HIV抗体，提示除HIV1和HIV2之外，还存在未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的变异型。病毒在变异在进化，人类与病毒的生存竞争永远不会停止。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在与某种病毒的抗争中显然处于劣势，而药物又帮助人类取胜时，性道德却可以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
历史上，性道德对人类性行为的约束使优生成为可能，性道德也保护了人类避免性病之害。合理的性道德不仅在古代有力地维护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当今的事实还表明性道德将继续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呈现巨大的作用。性道德传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唯一已经连绵不断地发展了六千年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其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不可能与性道德的存在无关的。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把性道德中的合理成份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继承，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性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历史使命。
朝华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