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与蝗虫的斗争
自古以来，昆虫与人类总是利与害并存。而在各种类型的虫灾中，蝗灾是最骇人听闻、破坏性最大的一种。它对农业、牧业甚至林业均可造成毁灭性破坏。
蝗虫(飞蝗、土蝗)是一种暴发性害虫，发生种类多，为害重。蝗虫是以成虫、若虫(蝗蝻)咬食植物的叶和茎，食性杂，主要取食禾本科植物，饥饿时也取食大豆等双子叶植物。大发生时，可将作物吃成光秆，造成绝产。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蝗灾和对付蝗虫方法的记载。 《诗经·大田》说“去其螟蜇，及其蟊贼，无害我田樨”，还说：“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意思是要积极地除去虫害，还采取了用火杀虫的方法。就中国历史记载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公元1911年的2000多年中，大蝗灾发生约538次，平均每三四年就要发生一次，给人类造成很大损失。在长期的斗争中，人们加深了对蝗虫的生物学认识，找到了不少有效的治蝗方法，出现了不少为民除害的历史人物。
早在《礼记·郊特性》中，写有年终祭礼(即“蜡祭”)的《蜡辞》说：“士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用祈祷的方式，求昆虫不要为害，反映了早期先人对虫害的反应。
王充在《论衡·顺鼓篇》中说：“蝗虫时生，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率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蝗虫的生态习性和危害情况，以及采取掘沟捕蝗的历代相沿办法。《汉书·丰帝纪》记公元二年大旱“遗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记载了发动群众悬赏捕蝗的最早事例。《资治通鉴》记有孝武太元七年(382年)前秦符坚派军队协且民众灭蝗的事例。
到了宋代，人们认识到蝗虫生活史上的卵的阶段，开始注意掘卵灭蝗，在斗争中取得了主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答朱采捕蝗诗》里写道：
大凡万事悉如此，祸当早绝防其微。
蝇头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难施。
只惊群飞自天降，不究生子由山陂。
官书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罚反自欺。
反映了当时捕蝗斗争的另一些情况。
中国还是全世界最早的治蝗法规——公元1075年的《熙宁诏》的制定者。第二道治蝗法规是公元1182年的《淳熙敕》。最早的治蝗手册是公元1193年的《捕蝗法》。以后历代都把捕蝗列为国家要政。许多治蝗著作如明徐光启的《除蝗疏》、清顾彦的《治蝗全书》对治蝗都有详细的论述。
除蝗虫外，在中国历史上，对其他农业生产上常见的害虫入螟虫、粘虫、野蚕、蝼蛄等等的危害和防治方法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记述。, 百拇医药
蝗虫(飞蝗、土蝗)是一种暴发性害虫，发生种类多，为害重。蝗虫是以成虫、若虫(蝗蝻)咬食植物的叶和茎，食性杂，主要取食禾本科植物，饥饿时也取食大豆等双子叶植物。大发生时，可将作物吃成光秆，造成绝产。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蝗灾和对付蝗虫方法的记载。 《诗经·大田》说“去其螟蜇，及其蟊贼，无害我田樨”，还说：“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意思是要积极地除去虫害，还采取了用火杀虫的方法。就中国历史记载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公元1911年的2000多年中，大蝗灾发生约538次，平均每三四年就要发生一次，给人类造成很大损失。在长期的斗争中，人们加深了对蝗虫的生物学认识，找到了不少有效的治蝗方法，出现了不少为民除害的历史人物。
早在《礼记·郊特性》中，写有年终祭礼(即“蜡祭”)的《蜡辞》说：“士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用祈祷的方式，求昆虫不要为害，反映了早期先人对虫害的反应。
王充在《论衡·顺鼓篇》中说：“蝗虫时生，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率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蝗虫的生态习性和危害情况，以及采取掘沟捕蝗的历代相沿办法。《汉书·丰帝纪》记公元二年大旱“遗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记载了发动群众悬赏捕蝗的最早事例。《资治通鉴》记有孝武太元七年(382年)前秦符坚派军队协且民众灭蝗的事例。
到了宋代，人们认识到蝗虫生活史上的卵的阶段，开始注意掘卵灭蝗，在斗争中取得了主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答朱采捕蝗诗》里写道：
大凡万事悉如此，祸当早绝防其微。
蝇头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难施。
只惊群飞自天降，不究生子由山陂。
官书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罚反自欺。
反映了当时捕蝗斗争的另一些情况。
中国还是全世界最早的治蝗法规——公元1075年的《熙宁诏》的制定者。第二道治蝗法规是公元1182年的《淳熙敕》。最早的治蝗手册是公元1193年的《捕蝗法》。以后历代都把捕蝗列为国家要政。许多治蝗著作如明徐光启的《除蝗疏》、清顾彦的《治蝗全书》对治蝗都有详细的论述。
除蝗虫外，在中国历史上，对其他农业生产上常见的害虫入螟虫、粘虫、野蚕、蝼蛄等等的危害和防治方法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记述。,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