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100md.com
2001年2月18日
恶梦：住宾馆住进了无菌病房
27岁的爱沙尼亚小伙子凯尔德是帕尔努的一位会计。一天，他翻阅报纸时无意瞥见了一条消息，招聘某种“维生素实验”人员。当然，开出的条件是非常诱人的：免费提供赴瑞士的往返机票，在一家舒适的旅馆度过无忧无虑的两星期，还可获得数百美元，这可比在爱沙尼亚干几个月活儿的工资还要高许多呢!
今年10月，凯尔德终于踏上旅途，乘飞机奔赴巴塞尔。他坐在机舱里俯瞰着飞机下的景色，鲜花点缀的群山和别具特色的教堂尖顶，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心中不禁美滋滋地想到，自己可能住进三星级宾馆。然而，当他到达巴塞尔，走进目的地时，心都凉透了。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无菌诊所，里面放满了床位。他被告知将接受药物试验，而该药物试验究竟是何种用途则一概不知。此时，他虽有心打退堂鼓，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晚，还有费用、语言、人生地不熟等诸多问题，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语书写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至于德文说的是什么，他根本搞不清楚。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药片。
凯尔德呆过的这家诊所最后被瑞士当局勒令关闭。据警方称，到那家诊所关闭时，它已经为世界最著名的制药公司进行了大约161起药物试验。
卑鄙隐瞒药物毒性的试验
长期以来，全球制药行业中广泛遵循一种行事原则，即在作人体药物试验时，必须遵循“明白无误地告知当事人药物试验可能出现的危害并征得其同意”。这些原则禁止胁迫、或以各种伎俩诱骗病人参加试验，同时允许病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试验。
然而，全球药物界的研究者和医生认为，老的原则实际上已被打破，不讲道德的操作者根本不将上述原则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其它一些案子中，这些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到诸多问题，如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目不识丁的村民与西方的病人相比，对现代医药知识一点不懂，尽管可能对他作出临床试验有危害的解释，但他仍可能会作出违背真实意图的决定。
最近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对500多位美国和海外的调查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在临床试验中的病人承诺程序主要是为研究者逃避法律诉讼和制裁而设，而决非是出于保护病人的目的。
承诺临床试验的挡箭牌
由西方社会福利研究委员会对药物试验基地所作的检查暴露了这种告诉病人实情并征得同意过程的严重问题，该委员会主席安吉拉·鲍文说：“许多次，我们在一个试验基地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简略的同意表格。”
一个南非的医学委员会调查了参加试验的病人，发现参加某次爱滋病试验的88%的女性病人说，她们是被迫参加的，她们如果不参加试验的话，就可能丧失在医院接受护理的资格。
在那些接受试验的病人中有时往往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今年春季访问匈牙利的精神病院时发现的。那儿正在进行一种抗精神病ARIPIPRAXOLE的药物试验，这是由奥茨卡制药公司开发的。
那些被囚禁的病人基本上丧失了人格和自由。这就是25岁的亚当姆·诺瓦克为何在医院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他在试验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就一直被关在医院里近两个星期，当时医生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一种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这家公司称，他签了同意书，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当你像那样被囚禁，并处于那样的境地，那么，你就会真正理解它的意义了。”诺瓦克先生说。他是全球600名在那项研究中接受药物试验的人之一。
可悲参加试验竟为优质护理
一位在匈牙利国家肺部药物学院任职的医生纳吉抱怨说：“现在药品实验方面的信息太多，也太专业化，医学术语也太多。它们应当写得更加简洁明白些。”他说，“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误。”
而很多时候，病人认为加入试验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唯一途径。在东欧和中欧由国家开设的拥挤的精神病医院中，同意参加临床试验可以让病人成为忙碌医生的优先看病之例。
“病人们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病人间的等级制度，对他们来说，最有益的交易就是参加试验。”尼罗·古拉医院的拉特瓦利说，“如果你不参加试验，那么，你只是我的那一大群病员中的一位，你也不会从我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不认为那会具有胁迫性或是逼他们说同意，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58岁的蒂伯·托斯是拉特瓦利的病人之一，1967年以来，他一直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他说，医生的重视是他同意参加最近一次药物试验的原因。“当我有机会吞服药片，有机会继续得到医生的监护时，我非常乐意参加试验。我签字的同意表格就像是一份小合同。我必须签合同，与我想交谈的每个人聊天，与我的家人交谈。”
托思先生回忆说，在一次比较性试验中，医生曾告诉他，服用某一种药物可能会引起头痛。“说句公道话，我无法记住当时这位医生告诉我的每句话，因为我从一种病情状态转移到另一种。”
在美国，精神病人可以期盼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在东欧，同意的表格上只要有“美国”两个字就足够了。45岁的特杰克是布达佩斯的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她同意接受约翰逊药品公司的一种叫里斯帕里糖的药物试验。她说她理解在自己同意的表格中大致罗列的危险性，但她仍决定参加试验，原因是她相信美国的药品。“我相信它们会很快治愈我的病。”她说。36岁的萨姆是一位癫痫病人，他也是抗发作药物试验的参加者。他说，他理解匈牙利人所作的讨价还价的努力。“我期望匈牙利公司也能制造出类似的药物，这样我们就不是唯一的试验对象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新药都是来自美国，而我们则是试验这种药物的人群。”
27岁的爱沙尼亚小伙子凯尔德是帕尔努的一位会计。一天，他翻阅报纸时无意瞥见了一条消息，招聘某种“维生素实验”人员。当然，开出的条件是非常诱人的：免费提供赴瑞士的往返机票，在一家舒适的旅馆度过无忧无虑的两星期，还可获得数百美元，这可比在爱沙尼亚干几个月活儿的工资还要高许多呢!
今年10月，凯尔德终于踏上旅途，乘飞机奔赴巴塞尔。他坐在机舱里俯瞰着飞机下的景色，鲜花点缀的群山和别具特色的教堂尖顶，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心中不禁美滋滋地想到，自己可能住进三星级宾馆。然而，当他到达巴塞尔，走进目的地时，心都凉透了。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无菌诊所，里面放满了床位。他被告知将接受药物试验，而该药物试验究竟是何种用途则一概不知。此时，他虽有心打退堂鼓，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晚，还有费用、语言、人生地不熟等诸多问题，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语书写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至于德文说的是什么，他根本搞不清楚。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药片。
凯尔德呆过的这家诊所最后被瑞士当局勒令关闭。据警方称，到那家诊所关闭时，它已经为世界最著名的制药公司进行了大约161起药物试验。
卑鄙隐瞒药物毒性的试验
长期以来，全球制药行业中广泛遵循一种行事原则，即在作人体药物试验时，必须遵循“明白无误地告知当事人药物试验可能出现的危害并征得其同意”。这些原则禁止胁迫、或以各种伎俩诱骗病人参加试验，同时允许病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试验。
然而，全球药物界的研究者和医生认为，老的原则实际上已被打破，不讲道德的操作者根本不将上述原则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其它一些案子中，这些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到诸多问题，如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目不识丁的村民与西方的病人相比，对现代医药知识一点不懂，尽管可能对他作出临床试验有危害的解释，但他仍可能会作出违背真实意图的决定。
最近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对500多位美国和海外的调查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在临床试验中的病人承诺程序主要是为研究者逃避法律诉讼和制裁而设，而决非是出于保护病人的目的。
承诺临床试验的挡箭牌
由西方社会福利研究委员会对药物试验基地所作的检查暴露了这种告诉病人实情并征得同意过程的严重问题，该委员会主席安吉拉·鲍文说：“许多次，我们在一个试验基地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简略的同意表格。”
一个南非的医学委员会调查了参加试验的病人，发现参加某次爱滋病试验的88%的女性病人说，她们是被迫参加的，她们如果不参加试验的话，就可能丧失在医院接受护理的资格。
在那些接受试验的病人中有时往往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今年春季访问匈牙利的精神病院时发现的。那儿正在进行一种抗精神病ARIPIPRAXOLE的药物试验，这是由奥茨卡制药公司开发的。
那些被囚禁的病人基本上丧失了人格和自由。这就是25岁的亚当姆·诺瓦克为何在医院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他在试验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就一直被关在医院里近两个星期，当时医生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一种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这家公司称，他签了同意书，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当你像那样被囚禁，并处于那样的境地，那么，你就会真正理解它的意义了。”诺瓦克先生说。他是全球600名在那项研究中接受药物试验的人之一。
可悲参加试验竟为优质护理
一位在匈牙利国家肺部药物学院任职的医生纳吉抱怨说：“现在药品实验方面的信息太多，也太专业化，医学术语也太多。它们应当写得更加简洁明白些。”他说，“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误。”
而很多时候，病人认为加入试验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唯一途径。在东欧和中欧由国家开设的拥挤的精神病医院中，同意参加临床试验可以让病人成为忙碌医生的优先看病之例。
“病人们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病人间的等级制度，对他们来说，最有益的交易就是参加试验。”尼罗·古拉医院的拉特瓦利说，“如果你不参加试验，那么，你只是我的那一大群病员中的一位，你也不会从我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不认为那会具有胁迫性或是逼他们说同意，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58岁的蒂伯·托斯是拉特瓦利的病人之一，1967年以来，他一直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他说，医生的重视是他同意参加最近一次药物试验的原因。“当我有机会吞服药片，有机会继续得到医生的监护时，我非常乐意参加试验。我签字的同意表格就像是一份小合同。我必须签合同，与我想交谈的每个人聊天，与我的家人交谈。”
托思先生回忆说，在一次比较性试验中，医生曾告诉他，服用某一种药物可能会引起头痛。“说句公道话，我无法记住当时这位医生告诉我的每句话，因为我从一种病情状态转移到另一种。”
在美国，精神病人可以期盼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在东欧，同意的表格上只要有“美国”两个字就足够了。45岁的特杰克是布达佩斯的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她同意接受约翰逊药品公司的一种叫里斯帕里糖的药物试验。她说她理解在自己同意的表格中大致罗列的危险性，但她仍决定参加试验，原因是她相信美国的药品。“我相信它们会很快治愈我的病。”她说。36岁的萨姆是一位癫痫病人，他也是抗发作药物试验的参加者。他说，他理解匈牙利人所作的讨价还价的努力。“我期望匈牙利公司也能制造出类似的药物，这样我们就不是唯一的试验对象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新药都是来自美国，而我们则是试验这种药物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