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余医生在做什麽？
余卫华夫妇都是医务工作者，1999年6月，他们的孩子在广州一家大医院出生，一个小时后离奇夭折，医院坚持自己没有过失，而余医生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是一起医疗事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本身也是医务人员的余卫华并没有提请卫生部门进行医疗鉴定。他的观点是，目前医疗鉴定严重滞后于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已形成为害社会的一大“公害”，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对医疗鉴定乃至医疗官司都没有信心。
本报讯 日前，本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余卫华医生丧子的遭遇(见2月22日《他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一文)。余卫华医生的遭遇经披露后引起多方反响，全国各地传媒和网友通过余医生的遭遇，对目前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展开激烈的讨论。一个月时间过去了余医生在做什么？记者日前再一次见到余医生。
余医生最近在“中国法治网”开设专栏，针对关于改革医疗事故处理机制发表意见，同时在报纸、电视上发表文章。一些和他同样遭遇或关心他的人通过网上、电话、书信往来和他交流意见。
, 百拇医药
余医生说，他现在不是孤军作战，已有多位同他一样遭遇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和他联系上。感慨的是，医疗事故伤害对他们来说不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是他们为了讨回公道而付出的心力、财力和体力。不少人在逐层的医疗鉴定中，花费了无数的精力、金钱，有的人为了求个明白还自学医学，不懈的努力和抗争，均以失败告终。
一位增城的农妇日前辗转找到余医生，哭诉了她的遭遇，丈夫患上脑瘤，在市内一家大医院做手术后双目失明、神经失常，院方否定了农妇认为医疗事故的疑问，没有什么文化的她竟狠下心钻研专业医书，现在她可以引经据典，如数家珍列举其中种种疑点，然而院方还是迟迟没有答复。
余医生对记者说，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在组织者、鉴定人员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他说，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是当事医院的上司，就像“老子给儿子鉴定”，你能肯定这个老子在鉴定中会铁面无私吗？此外，医疗事故的发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而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下属医院是否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发生医疗事故，与卫生行政部门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所以卫生局判了下属的错也就间接判了自己的错，这不仅是“老子给儿子鉴定”的问题，还包括“老子的自我鉴定”问题。
, 百拇医药
余医生认为，这种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最终的结果，使部门保护主义深深渗透到医疗事故鉴定法规之中，他呼吁为医疗事故立法。
2月份以来，余卫华联合国内几位医疗纠纷的患方当事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卫生部递交了一份公开信(见下文)，含泪陈词，恳请人大“开门立法”。
右眼患了病 左眼却挨刀
心脏不舒服 子宫却没了
尸体存九年 只为讨公道
人大、国务院、卫生部领导，起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各位尊敬的专家：
我们是全国各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我们不仅受到医疗事故的伤害，而且是不公正的处理的牺牲品，让我们无法忍受。
我们无法忍受，家属为了讨回公道，把死者尸体冰冻9年，上访9年(辽宁本溪)。
, 百拇医药
我们无法忍受，做心脏手术却把子宫切掉，又把腿搞瘸，却不是医疗事故(上海)。
我们无法忍受，右眼患病，左眼挨刀，却不是医疗事故(浙江杭州)。
擦干了眼泪，我们在抗争中渐渐明白不公正的根源所在——部门保护主义已经制定在法规之中，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目前处理医疗事故的法规就已经倾斜，使我们不能讨回公道。由于《立法法》尚未出台，立法规范不完善，使得《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由卫生部门自己起草，并由自己执行，规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唯一依据”，白纸黑字写出的家规大于国法；极力玄化专业性、风险性。专业特点成了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借口。
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卫生部门不适当地要求规定扩大或固定自己的权力、利益，淡化、回避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强调权力而不强调责任，只强调卫生部门的利益，忽视患者的利益，致使《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缺乏公正性和科学性，违反基本法理，最终就会造成法律法规难以执行，乃至有法如无法的严重后果。
, 百拇医药
从新《办法》透露出的一些条款来看，不平等条约依然深藏其中。面对新修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起草，我们作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作为有代表性的一员，大声疾呼：“开门立法!让我们说话!”
一、起草制订新的医疗事故法律法规，要有患者一方的代表参与，可能的话应直接参加立法的起草，至少是参与讨论，参与立法听证会，要带有辩论性质的充分发言。
二、法案应该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向人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找出所在的法律漏洞。
三、为了公平起见，草案由与医患双方无利害关系的司法部门负责起草，或牵头起草。
四、为了解决错综复杂的行政司法的矛盾，需要制订一部《医疗事故法》而不是《办法》，理顺相抵触和无法操作的条款，对于现今中国最大投诉热点之一的医疗纠纷，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
在此，我们自荐做患者一方代表，因为我们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患者，是最特殊的患者，只有我们才真正有心为患者说话。, 百拇医药
本报讯 日前，本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余卫华医生丧子的遭遇(见2月22日《他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一文)。余卫华医生的遭遇经披露后引起多方反响，全国各地传媒和网友通过余医生的遭遇，对目前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展开激烈的讨论。一个月时间过去了余医生在做什么？记者日前再一次见到余医生。
余医生最近在“中国法治网”开设专栏，针对关于改革医疗事故处理机制发表意见，同时在报纸、电视上发表文章。一些和他同样遭遇或关心他的人通过网上、电话、书信往来和他交流意见。
, 百拇医药
余医生说，他现在不是孤军作战，已有多位同他一样遭遇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和他联系上。感慨的是，医疗事故伤害对他们来说不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是他们为了讨回公道而付出的心力、财力和体力。不少人在逐层的医疗鉴定中，花费了无数的精力、金钱，有的人为了求个明白还自学医学，不懈的努力和抗争，均以失败告终。
一位增城的农妇日前辗转找到余医生，哭诉了她的遭遇，丈夫患上脑瘤，在市内一家大医院做手术后双目失明、神经失常，院方否定了农妇认为医疗事故的疑问，没有什么文化的她竟狠下心钻研专业医书，现在她可以引经据典，如数家珍列举其中种种疑点，然而院方还是迟迟没有答复。
余医生对记者说，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在组织者、鉴定人员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他说，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是当事医院的上司，就像“老子给儿子鉴定”，你能肯定这个老子在鉴定中会铁面无私吗？此外，医疗事故的发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而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下属医院是否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发生医疗事故，与卫生行政部门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所以卫生局判了下属的错也就间接判了自己的错，这不仅是“老子给儿子鉴定”的问题，还包括“老子的自我鉴定”问题。
, 百拇医药
余医生认为，这种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最终的结果，使部门保护主义深深渗透到医疗事故鉴定法规之中，他呼吁为医疗事故立法。
2月份以来，余卫华联合国内几位医疗纠纷的患方当事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卫生部递交了一份公开信(见下文)，含泪陈词，恳请人大“开门立法”。
右眼患了病 左眼却挨刀
心脏不舒服 子宫却没了
尸体存九年 只为讨公道
人大、国务院、卫生部领导，起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各位尊敬的专家：
我们是全国各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我们不仅受到医疗事故的伤害，而且是不公正的处理的牺牲品，让我们无法忍受。
我们无法忍受，家属为了讨回公道，把死者尸体冰冻9年，上访9年(辽宁本溪)。
, 百拇医药
我们无法忍受，做心脏手术却把子宫切掉，又把腿搞瘸，却不是医疗事故(上海)。
我们无法忍受，右眼患病，左眼挨刀，却不是医疗事故(浙江杭州)。
擦干了眼泪，我们在抗争中渐渐明白不公正的根源所在——部门保护主义已经制定在法规之中，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目前处理医疗事故的法规就已经倾斜，使我们不能讨回公道。由于《立法法》尚未出台，立法规范不完善，使得《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由卫生部门自己起草，并由自己执行，规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唯一依据”，白纸黑字写出的家规大于国法；极力玄化专业性、风险性。专业特点成了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借口。
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卫生部门不适当地要求规定扩大或固定自己的权力、利益，淡化、回避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强调权力而不强调责任，只强调卫生部门的利益，忽视患者的利益，致使《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缺乏公正性和科学性，违反基本法理，最终就会造成法律法规难以执行，乃至有法如无法的严重后果。
, 百拇医药
从新《办法》透露出的一些条款来看，不平等条约依然深藏其中。面对新修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起草，我们作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作为有代表性的一员，大声疾呼：“开门立法!让我们说话!”
一、起草制订新的医疗事故法律法规，要有患者一方的代表参与，可能的话应直接参加立法的起草，至少是参与讨论，参与立法听证会，要带有辩论性质的充分发言。
二、法案应该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向人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找出所在的法律漏洞。
三、为了公平起见，草案由与医患双方无利害关系的司法部门负责起草，或牵头起草。
四、为了解决错综复杂的行政司法的矛盾，需要制订一部《医疗事故法》而不是《办法》，理顺相抵触和无法操作的条款，对于现今中国最大投诉热点之一的医疗纠纷，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
在此，我们自荐做患者一方代表，因为我们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患者，是最特殊的患者，只有我们才真正有心为患者说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