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走了，爸爸妈妈别哭(人间有爱)
上海“星星港”帮父母走出丧子之痛
在上海，每天有18—20个孩子因为疾病和意外事故离去；一年中，有6500多对父母失去孩子。2003年7月的一天，当一位失去稚子的王女士通过网络发现，原来遭受丧子之痛的并非她一人时，她想到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家长集合到一起，互帮互助，走出困境。于是，在十几户家庭的共同参与下，一个名叫“星星港”关爱组织的大家庭诞生了。
2005年9月，“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在上海青浦区民政局注册成立。在社工、心理学家等志愿者的帮助下，“星星港”以定期聚会、个别交流、网上沟通等形式，帮助不少失去爱子的家长走出了困境。就像其网站首页上写的一样：“有了这样一个港湾，有了命运与共的兄弟姐妹，波涛汹涌的大海不再使我们绝望，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不能笑了”
2005年9月18日，周阿姨相依为命的女儿在抢救50天后遗憾地告别了人世。治病耗尽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2.8万元医疗费，但女儿临终前却偷偷嘱托大夫，将积攒的几千元钱捐给了孤儿院。回忆起这一幕，周阿姨仍止不住伤心：“女儿给我写过一张字条，上面有十几句‘妈妈，放弃我，放弃我’。她怕我会把所有钱用来给她治病，她怎么不相信我呢？”
, 百拇医药
更让周阿姨心碎的是，她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却挽不回女儿的生命——自责化成止不住的泪水，从此她“不能笑了”。每月800元钱的退休工资，先要省下一部分还欠款，而女儿的安葬费却没有着落。有热心人要捐钱，上海福寿园也曾主动提出免费提供存放骨灰的格位，她都断然谢绝了。半年多了，周阿姨始终没有将女儿病逝的消息告诉旁人，邻居们都是听到她一次次在深夜哭泣之后才知道真相的。
“不愿跟别人讲，讲了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没有人会明白的。”周阿姨选择了自己承担痛苦。但是，自从遇到了“星星港”里有相同遭遇的家庭，她终于可以稍微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感受了：“有几位家长还来家里看我，跟他们讲讲，一起哭一下，感觉好多了……跟他们在一起，心情在慢慢变平静。”
“你们的孩子有1.86米吗”
与周阿姨一样，“星星港”的另一位成员蒋良(化名)也一直没有告诉朋友自己的儿子因车祸去世的消息。为了回避邻居猜测，他甚至卖掉房子，彻底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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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个孩子的墓地前后相邻，蒋良与另一位“星星港”的家长相识了。“怎么去跟别人说孩子已经去世了？我真的开不了口啊!但在这个组织里面，我找到了可以讲诉的地方”。在这个群体里，蒋良看到了很多刚失去子女的父母痛不欲生的模样。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感受，他感叹道：“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想跟别人讲，一直在逃避……作为过来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
同病相怜的真情让蒋良开始试着帮助别人，出钱出力，甚至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我经常用激将法，告诉其他父母‘我的儿子有1.86米，你们的孩子有吗？也许你们的孩子个个都很优秀，但我的孩子通过8年半工半读的努力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学位。’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挑起话头。我以前从不喝酒，但为了让这些兄弟姐妹敞开胸怀，我就陪他们一起喝。慢慢的，以前不说话的人都开始说话了。”
“我曾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张易(化名)17岁的女儿在即将赴英国就读剑桥大学预科班时，被诊断出患有肝癌，短短3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虽然他可以用“女儿17年的生命是快乐的，我做了一切父亲该做的”来安慰自己，但满怀痛苦的他依然不断抱怨着“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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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张易像往常一样到福寿园给女儿扫墓，结果发现墓前多了一个落款为“星星港”的花束——这是“星星港”的一个惯例，只要发现早逝孩子的墓地，就会送上一个花束，同时给家长带来一声问候。带着这份温暖，张易成了“星星港”的一员。
刚加入时，张易的一些朋友都劝他要慎重，“这样一个组织可能经常会触景伤情，没什么好处”，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与进来了。张易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感到震惊：“我们的集体出游和别人不一样。面对群山，我们会放声大喊孩子的名字。茶话会时，大家总会说说自己的经历，免不了哭，但总比一直闷着好。”后来，张易开始参加慰问新成员的“家访”活动。“几次家访之后，我发现原来有些家庭更加不幸。一些家庭因为给孩子看病，导致生活困苦不堪；还有一些孩子是被飞来横祸击倒的，家长的精神因此濒临崩溃”。
看到这些，张易回想起女儿生前经常帮助同学的画面。“把她的爱心传递下去吧”，他开始为大家策划一些活动。今年春节，他把33位家长组织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与外界的喧哗隔绝，在岛上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我总是给他们‘画饼’，画幸福生活的‘大饼’。现实已经不能改变，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孩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他笑着对记者说，“也许内心仍在滴血，但生活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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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哀思，表达感情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在“星星港”，这首《让世界充满爱》是大家最钟爱的歌。这种永不放弃、互相关爱的气氛也感染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如今，“星星港”的成员已增加到80多户，甚至得到了民政部门的支持。
说起“星星港”，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丛中教授告诉记者，当人们处于巨大的创伤之中时，互助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系统，能起到关键作用。他指出，遭遇了丧子之痛后，如果家长闭门不出，悲伤只能越来越重。这时候，一定要像“星星港”的家长们那样把心里话表达出来。“是不是找青山呼喊不重要，用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是要说出来”，这样才能缓解悲伤、振作精神。而且，增加人际交往对抚平伤痛很有帮助。另外，写一些关于孩子的回忆录、日记，收藏孩子的一些照片、玩具，清明节去扫墓，都能让家长们“寄托哀思、表达感情”。
最后，丛中教授告诉记者，除了成立互助组织，请专业人士进行心理辅导也是必要的。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心理学家已参与到“星星港”的工作中来，帮助不幸的家长早日走出困境。, http://www.100md.com(徐 佶 吴 翔)
在上海，每天有18—20个孩子因为疾病和意外事故离去；一年中，有6500多对父母失去孩子。2003年7月的一天，当一位失去稚子的王女士通过网络发现，原来遭受丧子之痛的并非她一人时，她想到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家长集合到一起，互帮互助，走出困境。于是，在十几户家庭的共同参与下，一个名叫“星星港”关爱组织的大家庭诞生了。
2005年9月，“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在上海青浦区民政局注册成立。在社工、心理学家等志愿者的帮助下，“星星港”以定期聚会、个别交流、网上沟通等形式，帮助不少失去爱子的家长走出了困境。就像其网站首页上写的一样：“有了这样一个港湾，有了命运与共的兄弟姐妹，波涛汹涌的大海不再使我们绝望，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不能笑了”
2005年9月18日，周阿姨相依为命的女儿在抢救50天后遗憾地告别了人世。治病耗尽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2.8万元医疗费，但女儿临终前却偷偷嘱托大夫，将积攒的几千元钱捐给了孤儿院。回忆起这一幕，周阿姨仍止不住伤心：“女儿给我写过一张字条，上面有十几句‘妈妈，放弃我，放弃我’。她怕我会把所有钱用来给她治病，她怎么不相信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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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周阿姨心碎的是，她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却挽不回女儿的生命——自责化成止不住的泪水，从此她“不能笑了”。每月800元钱的退休工资，先要省下一部分还欠款，而女儿的安葬费却没有着落。有热心人要捐钱，上海福寿园也曾主动提出免费提供存放骨灰的格位，她都断然谢绝了。半年多了，周阿姨始终没有将女儿病逝的消息告诉旁人，邻居们都是听到她一次次在深夜哭泣之后才知道真相的。
“不愿跟别人讲，讲了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没有人会明白的。”周阿姨选择了自己承担痛苦。但是，自从遇到了“星星港”里有相同遭遇的家庭，她终于可以稍微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感受了：“有几位家长还来家里看我，跟他们讲讲，一起哭一下，感觉好多了……跟他们在一起，心情在慢慢变平静。”
“你们的孩子有1.86米吗”
与周阿姨一样，“星星港”的另一位成员蒋良(化名)也一直没有告诉朋友自己的儿子因车祸去世的消息。为了回避邻居猜测，他甚至卖掉房子，彻底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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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个孩子的墓地前后相邻，蒋良与另一位“星星港”的家长相识了。“怎么去跟别人说孩子已经去世了？我真的开不了口啊!但在这个组织里面，我找到了可以讲诉的地方”。在这个群体里，蒋良看到了很多刚失去子女的父母痛不欲生的模样。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感受，他感叹道：“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想跟别人讲，一直在逃避……作为过来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
同病相怜的真情让蒋良开始试着帮助别人，出钱出力，甚至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我经常用激将法，告诉其他父母‘我的儿子有1.86米，你们的孩子有吗？也许你们的孩子个个都很优秀，但我的孩子通过8年半工半读的努力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学位。’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挑起话头。我以前从不喝酒，但为了让这些兄弟姐妹敞开胸怀，我就陪他们一起喝。慢慢的，以前不说话的人都开始说话了。”
“我曾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张易(化名)17岁的女儿在即将赴英国就读剑桥大学预科班时，被诊断出患有肝癌，短短3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虽然他可以用“女儿17年的生命是快乐的，我做了一切父亲该做的”来安慰自己，但满怀痛苦的他依然不断抱怨着“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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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张易像往常一样到福寿园给女儿扫墓，结果发现墓前多了一个落款为“星星港”的花束——这是“星星港”的一个惯例，只要发现早逝孩子的墓地，就会送上一个花束，同时给家长带来一声问候。带着这份温暖，张易成了“星星港”的一员。
刚加入时，张易的一些朋友都劝他要慎重，“这样一个组织可能经常会触景伤情，没什么好处”，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与进来了。张易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感到震惊：“我们的集体出游和别人不一样。面对群山，我们会放声大喊孩子的名字。茶话会时，大家总会说说自己的经历，免不了哭，但总比一直闷着好。”后来，张易开始参加慰问新成员的“家访”活动。“几次家访之后，我发现原来有些家庭更加不幸。一些家庭因为给孩子看病，导致生活困苦不堪；还有一些孩子是被飞来横祸击倒的，家长的精神因此濒临崩溃”。
看到这些，张易回想起女儿生前经常帮助同学的画面。“把她的爱心传递下去吧”，他开始为大家策划一些活动。今年春节，他把33位家长组织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与外界的喧哗隔绝，在岛上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我总是给他们‘画饼’，画幸福生活的‘大饼’。现实已经不能改变，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孩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他笑着对记者说，“也许内心仍在滴血，但生活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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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哀思，表达感情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在“星星港”，这首《让世界充满爱》是大家最钟爱的歌。这种永不放弃、互相关爱的气氛也感染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如今，“星星港”的成员已增加到80多户，甚至得到了民政部门的支持。
说起“星星港”，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丛中教授告诉记者，当人们处于巨大的创伤之中时，互助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系统，能起到关键作用。他指出，遭遇了丧子之痛后，如果家长闭门不出，悲伤只能越来越重。这时候，一定要像“星星港”的家长们那样把心里话表达出来。“是不是找青山呼喊不重要，用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是要说出来”，这样才能缓解悲伤、振作精神。而且，增加人际交往对抚平伤痛很有帮助。另外，写一些关于孩子的回忆录、日记，收藏孩子的一些照片、玩具，清明节去扫墓，都能让家长们“寄托哀思、表达感情”。
最后，丛中教授告诉记者，除了成立互助组织，请专业人士进行心理辅导也是必要的。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心理学家已参与到“星星港”的工作中来，帮助不幸的家长早日走出困境。, http://www.100md.com(徐 佶 吴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