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人群”的帽子别乱扣(阳光漫笔)
近日某媒体一篇题为《陕西省少女成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报道说，近两年来，陕西省艾滋病发病增长较快，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调查显示，少女在性关系中的脆弱性和易受到性歧视的影响，使她们成为了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不知从何时起，“高危人群”成了一个社会流行语，“禽流感高危人群”、“亚健康高危人群”、“电脑病高危人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说到艾滋病高危人群，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性工作者、吸毒者及男同性恋者，可少女成了艾滋病高危人群，闻所未闻。
该报道说，至今年10月底，陕西全省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632例。632例中有多少人是少女，报道没有提及，即使少女所占比例较高，以陕西省几千万人口计算，少女人数也有好几百万，少女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也不过几万分之一，这样一个感染率，能称作“高危人群”吗？
我倒不是抠字眼、算细账，而是想表明，在没有足够数据支持、缺乏严谨统计分析的情况下，只凭一些有限的、简单的个案比对，就贸然将某一个群体定义为某种疾病的高危人群，恐怕有失偏颇。尤其是将一个省的少女整体称作“艾滋病高危人群”，更加不妥。
实际上，我们往往将某一个群体称作“高危人群”(比如白领是电脑病高危人群，吸毒者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这种说法并不科学。2002年5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议，会议给艾滋病高危人群下的定义是：具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行为的人。
很显然，依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这个定义，高危人群之“高危”，指的是“高危行为”，是否“高危”只与一个人的行为有关，而与其性别、年龄、籍贯、职业等无关。只有成天坐在电脑前的白领才是电脑病的高危人群，而不经常用电脑的白领则不是高危人群，反之，即使不是白领，如果他成天坐在电脑前，也是电脑病的高危人群。对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这个定义，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将一个省的少女说成是艾滋病高危人群，无疑是荒谬的；而动辄不加区分地将“高危人群”这顶帽子扣在某种性别、某一年龄、某一职业的人群头上，显然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百拇医药(晏 扬)
不知从何时起，“高危人群”成了一个社会流行语，“禽流感高危人群”、“亚健康高危人群”、“电脑病高危人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说到艾滋病高危人群，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性工作者、吸毒者及男同性恋者，可少女成了艾滋病高危人群，闻所未闻。
该报道说，至今年10月底，陕西全省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632例。632例中有多少人是少女，报道没有提及，即使少女所占比例较高，以陕西省几千万人口计算，少女人数也有好几百万，少女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也不过几万分之一，这样一个感染率，能称作“高危人群”吗？
我倒不是抠字眼、算细账，而是想表明，在没有足够数据支持、缺乏严谨统计分析的情况下，只凭一些有限的、简单的个案比对，就贸然将某一个群体定义为某种疾病的高危人群，恐怕有失偏颇。尤其是将一个省的少女整体称作“艾滋病高危人群”，更加不妥。
实际上，我们往往将某一个群体称作“高危人群”(比如白领是电脑病高危人群，吸毒者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这种说法并不科学。2002年5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议，会议给艾滋病高危人群下的定义是：具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行为的人。
很显然，依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这个定义，高危人群之“高危”，指的是“高危行为”，是否“高危”只与一个人的行为有关，而与其性别、年龄、籍贯、职业等无关。只有成天坐在电脑前的白领才是电脑病的高危人群，而不经常用电脑的白领则不是高危人群，反之，即使不是白领，如果他成天坐在电脑前，也是电脑病的高危人群。对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这个定义，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将一个省的少女说成是艾滋病高危人群，无疑是荒谬的；而动辄不加区分地将“高危人群”这顶帽子扣在某种性别、某一年龄、某一职业的人群头上，显然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百拇医药(晏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