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医药
余云岫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鲁迅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胡适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丁文江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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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丁文江做过一副对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李敖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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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周作人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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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 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
梁漱溟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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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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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有些所谓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词语，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位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像“‘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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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严复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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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曾国藩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教子书>
吴汝纶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传统中医连人体和疾病的基本形态都不曾做过起码的合乎实际的观察，难怪清末的“古文老师”吴汝纶都认为“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郭沫若“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巴金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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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胡适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丁文江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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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丁文江做过一副对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李敖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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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周作人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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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 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
梁漱溟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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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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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有些所谓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词语，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位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像“‘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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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严复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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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教子书>
吴汝纶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传统中医连人体和疾病的基本形态都不曾做过起码的合乎实际的观察，难怪清末的“古文老师”吴汝纶都认为“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郭沫若“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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