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历史观"看中医发展
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秦汉时期经典著作问世，金元时期学派争鸣，明清时期温病崛起，皆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再假以历史的机缘才出现的少有的亮点。如今我们正处变革之中，多有痛苦与困惑，但若放开眼光，则会发觉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中医学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
以“大历史观”看中医发展
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曾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认为人们研究问题多戴上了显微镜，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
自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规模迅速扩大，中医的存亡与发展问题便备受争议，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将中医列入“伪科学”，“取消”之语未了。而中医药业内人士无论是在临床还是科研方面，亦仍是觉得困难重重，倍感困惑。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医及其发展问题？借助于“大历史观”，放开眼光，打开思路，或许有助于我们将其认识清楚。
, 百拇医药
黄仁宇曾指出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要有四海为家的精神。显然倘若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某时某地，而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则往往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理论是独具特色的，仿佛特别高人一等而独冠全球。但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考查这一问题，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医有阴阳五行，希腊医学有四元素理论；中医有脏腑学说，藏医则用龙、赤巴、培根解释人体现象；中医用四气五味言说药理药性，蒙医则有二基、八性、十六功、六味的用药学说。甚至连被绝大部分人认为独具特色的经络学说，亦经学者考证认为人类医学发展的萌芽阶段都有类似channel或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的叙述，古埃及、古印度、甚至远在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都有类似经络的沟通内外、行气输血的系统，而采用的疗法也包括有针刺放血、推拿、热灸、拔火罐和膏药加热贴敷等。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人类文明早期由于各地医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不同，从而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人体周围的环境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这些早期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各地医家用不同的方式对观察到的现象和实践经验的言说。其他古代医学理论在文明的发展变迁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废弃淘汰，而中医理论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得以传承至今并仍在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只有从这一点上来考察中医理论才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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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古代学术体系的特点？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论述亦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相互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这段对王莽新政的评述不但适用于古代中国政治史，推而广之及于古代医学理论甚至整个古代中国文明史，亦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其特点。
理论与实践在草创之时虽能达成某种默契，但随着实践经验的发展、丰富与积累，理论体系的发展很可能会跟不上相应的步伐。因为古代技术条件不成熟，要处理的问题需阐释的机制又过于复杂，超过了现实的能力，于是只能凭想象和虚构来填补，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具体到中医理论，这种“凡事都能互相关联、对称均衡的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亦比比皆是，比如五行配属中为了实现对称均一而做的某些削足适履的调整，而这些模型化的理论对临床实践能起多大的促动作用抑或有何实际的指导意义，则令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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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些并非为了批判或否定中医理论。时至今日科技如此发达，能阐明的具体机制还是少之又少，我们又怎能苛求古人。然而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经验事实的积累之后，人们又往往急于知道其原因，这本是人的天性。由于社会发展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便只能用模拟与联想的思维方式来言说实践经验，故这些早期的医学理论都带有经验的、自然哲学思辨的性质。这样以“大历史观”放开眼界来看待中医问题，应该有助于我们得出客观而公正的结论。一方面防止将中医神秘化，把其说成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也避免因现代科学暂时无法解释而随便将中医列为“伪科学”。
中医药的实际治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无论是在临床实践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疗效的稳定性上，还是在中药方剂、经络实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都是困难重重，备受争议。成果不是没有，但有影响的、原创性的、实用物化型的成果则很少。如此举步维艰、步步荆棘，让人倍感困惑迷茫。
但反观西方医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其带有经验的、哲学思辨的性质而被排斥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西方医学能步入飞速发展的轨道，也是多个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凭着不信权威、尊重事实、理性批判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最终使之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等一系列基础学科搭建的平台上，从而不断吸取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迅速拓宽视野发展自己的基础理论和诊疗技术，并在20世纪进入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基因研究的领域。而中医药的现代化不仅要求保持其原有的特色，还要能阐明具体的机制，从而对其进行优化，提高疗效，提高可重复性和稳定性，这一历程当然是充满挑战无法一蹴而就的。比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提取青蒿素，但若要阐明青蒿“清透虚热、凉血除蒸”的本质则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适合于中医研究的思路和技术平台尚未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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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曾说历史的演进“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起来却仍合理”。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问世，金元时期学派争鸣精求理论，明清时期温病学派崛起皆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再假以历史的机缘才出现的少有的亮点。如今我们正处变革之中，故多有痛苦与困惑，但若放开眼光，则会发觉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中医学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而如何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并结合自身优势实现中医药的成功转型，则是我们大家共同肩负的任务。
“求同存异”使中医走向了西化，实践证明，解剖实证、物理、化学方法不能纳入中医体系，依靠它们也不能发展中医学术。由“求同存异”转向“求异存同”，既是中医学科所以能够自立的依据，也是发展中医学术的一个策略。, http://www.100md.com(杨益昌 北京中医药大学)
以“大历史观”看中医发展
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曾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认为人们研究问题多戴上了显微镜，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
自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规模迅速扩大，中医的存亡与发展问题便备受争议，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将中医列入“伪科学”，“取消”之语未了。而中医药业内人士无论是在临床还是科研方面，亦仍是觉得困难重重，倍感困惑。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医及其发展问题？借助于“大历史观”，放开眼光，打开思路，或许有助于我们将其认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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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曾指出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要有四海为家的精神。显然倘若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某时某地，而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则往往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理论是独具特色的，仿佛特别高人一等而独冠全球。但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考查这一问题，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医有阴阳五行，希腊医学有四元素理论；中医有脏腑学说，藏医则用龙、赤巴、培根解释人体现象；中医用四气五味言说药理药性，蒙医则有二基、八性、十六功、六味的用药学说。甚至连被绝大部分人认为独具特色的经络学说，亦经学者考证认为人类医学发展的萌芽阶段都有类似channel或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的叙述，古埃及、古印度、甚至远在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都有类似经络的沟通内外、行气输血的系统，而采用的疗法也包括有针刺放血、推拿、热灸、拔火罐和膏药加热贴敷等。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人类文明早期由于各地医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不同，从而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人体周围的环境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这些早期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各地医家用不同的方式对观察到的现象和实践经验的言说。其他古代医学理论在文明的发展变迁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废弃淘汰，而中医理论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得以传承至今并仍在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只有从这一点上来考察中医理论才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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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古代学术体系的特点？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论述亦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相互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这段对王莽新政的评述不但适用于古代中国政治史，推而广之及于古代医学理论甚至整个古代中国文明史，亦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其特点。
理论与实践在草创之时虽能达成某种默契，但随着实践经验的发展、丰富与积累，理论体系的发展很可能会跟不上相应的步伐。因为古代技术条件不成熟，要处理的问题需阐释的机制又过于复杂，超过了现实的能力，于是只能凭想象和虚构来填补，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具体到中医理论，这种“凡事都能互相关联、对称均衡的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亦比比皆是，比如五行配属中为了实现对称均一而做的某些削足适履的调整，而这些模型化的理论对临床实践能起多大的促动作用抑或有何实际的指导意义，则令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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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些并非为了批判或否定中医理论。时至今日科技如此发达，能阐明的具体机制还是少之又少，我们又怎能苛求古人。然而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经验事实的积累之后，人们又往往急于知道其原因，这本是人的天性。由于社会发展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便只能用模拟与联想的思维方式来言说实践经验，故这些早期的医学理论都带有经验的、自然哲学思辨的性质。这样以“大历史观”放开眼界来看待中医问题，应该有助于我们得出客观而公正的结论。一方面防止将中医神秘化，把其说成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也避免因现代科学暂时无法解释而随便将中医列为“伪科学”。
中医药的实际治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无论是在临床实践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疗效的稳定性上，还是在中药方剂、经络实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都是困难重重，备受争议。成果不是没有，但有影响的、原创性的、实用物化型的成果则很少。如此举步维艰、步步荆棘，让人倍感困惑迷茫。
但反观西方医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其带有经验的、哲学思辨的性质而被排斥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西方医学能步入飞速发展的轨道，也是多个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凭着不信权威、尊重事实、理性批判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最终使之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等一系列基础学科搭建的平台上，从而不断吸取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迅速拓宽视野发展自己的基础理论和诊疗技术，并在20世纪进入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基因研究的领域。而中医药的现代化不仅要求保持其原有的特色，还要能阐明具体的机制，从而对其进行优化，提高疗效，提高可重复性和稳定性，这一历程当然是充满挑战无法一蹴而就的。比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提取青蒿素，但若要阐明青蒿“清透虚热、凉血除蒸”的本质则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适合于中医研究的思路和技术平台尚未建立起来。
, 百拇医药
黄仁宇曾说历史的演进“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起来却仍合理”。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问世，金元时期学派争鸣精求理论，明清时期温病学派崛起皆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再假以历史的机缘才出现的少有的亮点。如今我们正处变革之中，故多有痛苦与困惑，但若放开眼光，则会发觉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中医学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而如何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并结合自身优势实现中医药的成功转型，则是我们大家共同肩负的任务。
“求同存异”使中医走向了西化，实践证明，解剖实证、物理、化学方法不能纳入中医体系，依靠它们也不能发展中医学术。由“求同存异”转向“求异存同”，既是中医学科所以能够自立的依据，也是发展中医学术的一个策略。, http://www.100md.com(杨益昌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