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割错了梁启超的腰子
作者：老愚人
中西医之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最近的这次争论大约也有数年。在争论中有几个故事：丁文江因不信中医而死；中医为胡适治好了肾病；西医刘瑞恒(还是有名的协和医院院长)为梁启超割错了腰子。前两件事已有祖述宪教授把它弄明白了。关于后一件似乎还有悬疑，现已事过境迁，理清楚是有困难。但不能“以今拟往”，不能添枝加叶，以下的说法我们先要弄清楚。
“四十年后，1971年……”
这是个很别扭的年代，四十年中梁启超有很多机会可以问，在这个别扭的年代，不知梁思成为什么要在这时问，如果不是问，那个医生又为什么要说？又拉来上海的张雷作证，以做成双证使人相信。没有能指实的证据，说是“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为实习医师讲出”这也是为了造成双证，讲是两个实习医师，但这出现一个问题是，是二人同时讲的还是分别讲的，如是分别讲的，又是怎么样汇集到上海张雷和七十年代协和那位医生那里的，只能用一个“巧”字，真实性就大成问题了。
, 百拇医药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
这些话都是现代语言，标签语言。刘瑞恒是院长，是谁来指派，是党委书记吗？当时的协和没有几人能做脏器切除手术，作为医生，刘瑞恒是理应来做这个手术，何况他们还有间接或直接的友情。
1928年11月“为了遮人耳目将其(刘瑞恒)调离医院任卫生部副部长”
谁为谁遮人耳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国中之国的协和医院不可能存在调动关系，也不必为其遮人耳目。倒是辞职的说法比较合理。
“值班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位置”
手术时医生用碘消毒皮肤，要有相当范围的一片，刀口要切在当中，不知那里算标志。印证手术部位的程序很多，可能出错的环节也很多，用碘标错位置的说法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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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
X光片带进手术室主要是为了进一部估量病变，而不是为了分左右。如需依靠X光片分左右，那么做阑尾手术，做疝手术依靠什么？
“直到几十年以后，医学教学在讲X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
为什么要到几十年后，听口气大约是在二十四年之后，如不是现在有人搅起，那时医学界已很少有人知道此事了，又没有说明是外科教学还是放射科教学。
“由于有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病历是病人和医生(医院)所共有，其中包含有病人隐私，医院无权单方面公开，无‘最高机密’之说。并且刘瑞恒有多种手段可以湮灭此事，不必以‘最高机密’归档。
究竟是不是切错了肾？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时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材料，医生、病人和家属，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大家都依据的是《西滢闲话》，我们先看看陈西滢先生是怎么说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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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计就在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了。“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力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发见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尽信医不如无医》陈原《西滢闲话》 224页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教详细的材料，说了三件事，切肾、拔牙、饿饭，三件事缺乏一般的时间的前后联系性，令人难以想象为什么要拔牙，我倒怀疑切、拔牙、饿饭三件事，非一时一事之事，拔牙和切肾并无关联，而是陈西滢先生硬把他联在一起的。有一位是协和的学生陈志潜1929 年毕业，是距事件发生较近的人。他写信给陈西滢，他主要是就陈西滢对科学，对中西医以及对协和的态度谈了些问提题，对切肾的中心问题没有谈，他最后是这样说的“梁任公医治腰病一节事实，我自己不十分明白，所以我说的话是就先生说话动机，态度，功用上设想，并非要与先生，争个‘水落石出’。先生要想分个青红皂白，最好向协和医院办事人直接交涉”见《西滢闲话》，对是否割错腰子，绝口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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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
但有人在这里加了“替协和辩解”话，我不知梁先生为什么要替做错了事的人辩解，这首先有违于科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有人却说为了维护科学，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这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如果是为了维护友情，梁先生有点过分的“费厄泼赖”了吧!我觉得如果为了友情也可以写一篇敷衍的文章，以梁先生文笔完全抒情出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我觉得在这里梁先生的话相当忠肯，决非敷衍之词，他是受手术的本人，如果不是别人别有用心，用歪心思去理解，他本人的话是可信的。在手术之前他对诊查结果“我是逐层逐层(是事物的层次)看的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这是指手术后)“或者‘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只是说肾的病变轻重程度，该不该切，绝没 谈 到“右”错为“左”，“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他前后两句话都是说的右肾，特别是后一句，可以这样理解是：切掉的右肾是有毛病的。切掉没毛病的左肾之说，从何而来呢？我想这完全出于陈西滢先生的臆想，“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这话来的相当突兀，明明梁先生两次说的是右肾，为什么到了陈先生这里就变成了左肾，根据在那里呢？在陈先生的先入之见，认为医生割错了，肾有左右，那就非右即左了，可是并没有这回事，是陈先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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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进一步证明的是梁先生之兄梁仲策(启勋)的《病院笔记》，“经X 光透视见右肾有一黑点，……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一樱桃大的黑点”这是大体所见，不是显微镜检查，“右肾”与“此肾”无人掉换，应是同一肾，肉眼所见与X光结果完全一致，这完全表明了根本不存在刘瑞恒给梁启超割错腰子的问题。
为什么八十年前的旧事今日重提，不过是为了想借此扫西医的门面，固然，陈西滢先生是名人，名人也有不理智的时候，也可能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但我们后人可以用自己的头脑认真思考，不可有先入之见，先入为主那是最害人的，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梁先生的说法，而偏偏不信还加以曲解，却相信陈先生的错误说法。勿用讳言，西医可能有很多错事，但对梁先生这一件，却是没抓的准，是陈西滢先生错了，大家却都相信了。
梁先生是1926年3月做手术，1929年1月辞世，手术后在世近三年，最后是什么病去世，没人提到，而梁先生为什么又住进曾伤害过他的协和医院，这些都需进一步研究。, 百拇医药
中西医之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最近的这次争论大约也有数年。在争论中有几个故事：丁文江因不信中医而死；中医为胡适治好了肾病；西医刘瑞恒(还是有名的协和医院院长)为梁启超割错了腰子。前两件事已有祖述宪教授把它弄明白了。关于后一件似乎还有悬疑，现已事过境迁，理清楚是有困难。但不能“以今拟往”，不能添枝加叶，以下的说法我们先要弄清楚。
“四十年后，1971年……”
这是个很别扭的年代，四十年中梁启超有很多机会可以问，在这个别扭的年代，不知梁思成为什么要在这时问，如果不是问，那个医生又为什么要说？又拉来上海的张雷作证，以做成双证使人相信。没有能指实的证据，说是“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为实习医师讲出”这也是为了造成双证，讲是两个实习医师，但这出现一个问题是，是二人同时讲的还是分别讲的，如是分别讲的，又是怎么样汇集到上海张雷和七十年代协和那位医生那里的，只能用一个“巧”字，真实性就大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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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
这些话都是现代语言，标签语言。刘瑞恒是院长，是谁来指派，是党委书记吗？当时的协和没有几人能做脏器切除手术，作为医生，刘瑞恒是理应来做这个手术，何况他们还有间接或直接的友情。
1928年11月“为了遮人耳目将其(刘瑞恒)调离医院任卫生部副部长”
谁为谁遮人耳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国中之国的协和医院不可能存在调动关系，也不必为其遮人耳目。倒是辞职的说法比较合理。
“值班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位置”
手术时医生用碘消毒皮肤，要有相当范围的一片，刀口要切在当中，不知那里算标志。印证手术部位的程序很多，可能出错的环节也很多，用碘标错位置的说法没有根据。
, 百拇医药
“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
X光片带进手术室主要是为了进一部估量病变，而不是为了分左右。如需依靠X光片分左右，那么做阑尾手术，做疝手术依靠什么？
“直到几十年以后，医学教学在讲X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
为什么要到几十年后，听口气大约是在二十四年之后，如不是现在有人搅起，那时医学界已很少有人知道此事了，又没有说明是外科教学还是放射科教学。
“由于有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病历是病人和医生(医院)所共有，其中包含有病人隐私，医院无权单方面公开，无‘最高机密’之说。并且刘瑞恒有多种手段可以湮灭此事，不必以‘最高机密’归档。
究竟是不是切错了肾？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时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材料，医生、病人和家属，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大家都依据的是《西滢闲话》，我们先看看陈西滢先生是怎么说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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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计就在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了。“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力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发见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尽信医不如无医》陈原《西滢闲话》 224页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教详细的材料，说了三件事，切肾、拔牙、饿饭，三件事缺乏一般的时间的前后联系性，令人难以想象为什么要拔牙，我倒怀疑切、拔牙、饿饭三件事，非一时一事之事，拔牙和切肾并无关联，而是陈西滢先生硬把他联在一起的。有一位是协和的学生陈志潜1929 年毕业，是距事件发生较近的人。他写信给陈西滢，他主要是就陈西滢对科学，对中西医以及对协和的态度谈了些问提题，对切肾的中心问题没有谈，他最后是这样说的“梁任公医治腰病一节事实，我自己不十分明白，所以我说的话是就先生说话动机，态度，功用上设想，并非要与先生，争个‘水落石出’。先生要想分个青红皂白，最好向协和医院办事人直接交涉”见《西滢闲话》，对是否割错腰子，绝口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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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
但有人在这里加了“替协和辩解”话，我不知梁先生为什么要替做错了事的人辩解，这首先有违于科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有人却说为了维护科学，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这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如果是为了维护友情，梁先生有点过分的“费厄泼赖”了吧!我觉得如果为了友情也可以写一篇敷衍的文章，以梁先生文笔完全抒情出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我觉得在这里梁先生的话相当忠肯，决非敷衍之词，他是受手术的本人，如果不是别人别有用心，用歪心思去理解，他本人的话是可信的。在手术之前他对诊查结果“我是逐层逐层(是事物的层次)看的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这是指手术后)“或者‘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只是说肾的病变轻重程度，该不该切，绝没 谈 到“右”错为“左”，“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他前后两句话都是说的右肾，特别是后一句，可以这样理解是：切掉的右肾是有毛病的。切掉没毛病的左肾之说，从何而来呢？我想这完全出于陈西滢先生的臆想，“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这话来的相当突兀，明明梁先生两次说的是右肾，为什么到了陈先生这里就变成了左肾，根据在那里呢？在陈先生的先入之见，认为医生割错了，肾有左右，那就非右即左了，可是并没有这回事，是陈先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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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进一步证明的是梁先生之兄梁仲策(启勋)的《病院笔记》，“经X 光透视见右肾有一黑点，……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一樱桃大的黑点”这是大体所见，不是显微镜检查，“右肾”与“此肾”无人掉换，应是同一肾，肉眼所见与X光结果完全一致，这完全表明了根本不存在刘瑞恒给梁启超割错腰子的问题。
为什么八十年前的旧事今日重提，不过是为了想借此扫西医的门面，固然，陈西滢先生是名人，名人也有不理智的时候，也可能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但我们后人可以用自己的头脑认真思考，不可有先入之见，先入为主那是最害人的，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梁先生的说法，而偏偏不信还加以曲解，却相信陈先生的错误说法。勿用讳言，西医可能有很多错事，但对梁先生这一件，却是没抓的准，是陈西滢先生错了，大家却都相信了。
梁先生是1926年3月做手术，1929年1月辞世，手术后在世近三年，最后是什么病去世，没人提到，而梁先生为什么又住进曾伤害过他的协和医院，这些都需进一步研究。,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