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医学专家的心声
一封信函，仅五百余字，但饱含着一位老医务工作者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关心和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
一段批示，虽寥寥数语，却体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和对医务人员的关怀。
今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69岁的栾文忠教授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栾教授根据自己近年来连续六次参加支边医疗队的感受，谈到边远地区农村仍存在缺医少药问题，当地医院缺乏现代医疗理念和正规医疗流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倡导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精神，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还在信中对污蔑中医“伪科学”的言论进行了驳斥，表达了自己对中医药的坚定信念。
看到信后，温家宝总理很快于11月1日给予批示，并让卫生部派人去看望栾文忠教授。
卫生部领导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分别做了批示。11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带领卫生部办公厅、农卫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望栾文忠教授，转达了温家宝总理的关怀和问候，并对栾教授心系农民疾苦，关心中医药事业发展表示感谢。
, 百拇医药
本报记者日前专此采访了栾文忠教授。
“六·二六”指示精神并不过时，当前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仍应放在农村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记者见到了栾文忠教授。年届七旬的他看上去仍然神采奕奕。谈到写信的缘由，他先给记者讲述了他参加支边医疗队的经历。
从2001年起，他共参加了6次支边医疗队活动，去过内蒙临河、巴彦淖尔、呼伦贝尔及贵州遵义等地，今年刚刚去过乌兰浩特。虽然基层条件艰苦，但栾教授每次都主动请缨。在这些边远地区，他为当地医生讲课培训，不仅教授医疗技术，而且努力改变当地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流程。
在支边医疗的过程中，栾教授发现，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群众缺医少药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农村家庭因患大病而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导致脱贫后又复贫。在乌兰浩特，一位农村脑瘤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在当地医院需花费一万多元，但患者根本无力承担，只能选择放弃治疗。
, 百拇医药
栾教授支边回来，为医院职工作了总结报告。栾教授谈到了自己的疑惑，就是近二三十年很少听人说起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了。当他在发言中提到时，年轻的医务人员竟然都一脸茫然，很多人不知道“六·二六”指示精神。再加上这两年出现的取消中医言论，栾教授觉得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国家重视，于是就给温家宝总理写了这封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其实这句话是他同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记录，是由其身边的保健医生送交卫生部党组的。栾教授说，谈话记录中毛主席对医学教育、科研和医院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些过激，但表达了卫生工作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尤其是“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核心内涵到现在仍不过时，需要提倡。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农村卫生工作搞不好，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就不能说好；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不能提高。
栾教授说，在国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对于常见病还可以，但是大病的保障不够理想。对于大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农民还是负担不起。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多，基数太大，要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需要一个过程。看到温总理能在百忙中给自己的去信作批示，如此重视医疗卫生，他很感动，并表示自己对大力推进农村卫生工作，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很有信心。 (下转二版), 百拇医药(高新军 本报记者)
一段批示，虽寥寥数语，却体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和对医务人员的关怀。
今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69岁的栾文忠教授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栾教授根据自己近年来连续六次参加支边医疗队的感受，谈到边远地区农村仍存在缺医少药问题，当地医院缺乏现代医疗理念和正规医疗流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倡导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精神，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还在信中对污蔑中医“伪科学”的言论进行了驳斥，表达了自己对中医药的坚定信念。
看到信后，温家宝总理很快于11月1日给予批示，并让卫生部派人去看望栾文忠教授。
卫生部领导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分别做了批示。11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带领卫生部办公厅、农卫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望栾文忠教授，转达了温家宝总理的关怀和问候，并对栾教授心系农民疾苦，关心中医药事业发展表示感谢。
, 百拇医药
本报记者日前专此采访了栾文忠教授。
“六·二六”指示精神并不过时，当前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仍应放在农村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记者见到了栾文忠教授。年届七旬的他看上去仍然神采奕奕。谈到写信的缘由，他先给记者讲述了他参加支边医疗队的经历。
从2001年起，他共参加了6次支边医疗队活动，去过内蒙临河、巴彦淖尔、呼伦贝尔及贵州遵义等地，今年刚刚去过乌兰浩特。虽然基层条件艰苦，但栾教授每次都主动请缨。在这些边远地区，他为当地医生讲课培训，不仅教授医疗技术，而且努力改变当地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流程。
在支边医疗的过程中，栾教授发现，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群众缺医少药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农村家庭因患大病而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导致脱贫后又复贫。在乌兰浩特，一位农村脑瘤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在当地医院需花费一万多元，但患者根本无力承担，只能选择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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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教授支边回来，为医院职工作了总结报告。栾教授谈到了自己的疑惑，就是近二三十年很少听人说起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了。当他在发言中提到时，年轻的医务人员竟然都一脸茫然，很多人不知道“六·二六”指示精神。再加上这两年出现的取消中医言论，栾教授觉得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国家重视，于是就给温家宝总理写了这封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其实这句话是他同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记录，是由其身边的保健医生送交卫生部党组的。栾教授说，谈话记录中毛主席对医学教育、科研和医院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些过激，但表达了卫生工作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尤其是“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核心内涵到现在仍不过时，需要提倡。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农村卫生工作搞不好，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就不能说好；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不能提高。
栾教授说，在国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对于常见病还可以，但是大病的保障不够理想。对于大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农民还是负担不起。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多，基数太大，要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需要一个过程。看到温总理能在百忙中给自己的去信作批示，如此重视医疗卫生，他很感动，并表示自己对大力推进农村卫生工作，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很有信心。 (下转二版), 百拇医药(高新军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