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工子弟小学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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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机会释放，孩子们就显示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力量
北京高碑店乡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金 燕摄
逛菜市场的时候，经常看见菜摊旁地上脏兮兮的孩子在玩泥巴，我常想，这些孩子会上学吗，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虽近在咫尺，但彼此却像处在两个世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北京高碑店乡一所民工子弟小学的教师——拿着每月六百元的工资，天天与这些孩子朝夕相处，于是，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
没心没肺的快乐
不管是谁，一走进校园，就会被沸腾校园中孩子们“没心没肺”的欢乐所感染。
同在北京这片天空下，公立小学大多已实现了多媒体教学，而民工子弟学校却依然是破旧的桌椅和凹凸不平的水泥黑板。校舍还算齐整，小小的操场内却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中国摄影报》捐助来了一百副乒乓球拍，可是全校只有两台残破不堪的水泥球台。这两个破球台是全校学生下课时争夺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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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争到球台的孩子们，则把旗杆下的低矮水泥台当成球台，“球网”就是几块捡来的废旧砖头。宽阔的场地、丰足的体育设施是孩子们的最大渴望。一个叫汪承洁的学生在《20年后的学校》这样写道：“下课了，你可以随便玩乒乓球篮球足球等等。如果下雨了，学校定会出现一个大篷子为我们挡雨，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玩了。如果玩的器材和台桌不够的话，地面就会开开，你可以从梯子下去玩和上面一样的器材和台桌。”
走在校园里，你可以发现很多孩子们原创的集体游戏，比如毽子球和胶条球。毽子球就是十几个女孩子分成两组，各自拿着一本十六开的课本当球拍，像打羽毛球一样来回打一个毽子。他们队形错落有致，有前锋有后卫，有分工协作，有自己的比赛规则。而胶条球则是把废纸团成一团儿，拳头大小，然后用胶条缠住，就成了自己发明的小足球了。满操场追逐着踢来踢去，也不亦乐乎。
社会上捐助的羽毛球拍，每个班级仅有一两付，是孩子们羡慕的奢侈品。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桩为争夺球拍而发生的打架。观察后我发现，孩子们已自觉形成了自己的游戏规则——比赛，输的一方下去，下一个上来。等候的同学，都自觉排好了长队，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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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天就能得到本了”
当班主任的第一天，放学后，我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发现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地上都洒了水。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班级，而粗心的我忘了安排值日生!他们对集体事务的主动担当让我惊讶而且感动。
一天中午，我走进教室，看见全班个子最小的罗刚在扫地，无意问了一句：“今天是你值日吗？”他抬起头来回答：“不是”。我饶有兴趣地问：“那你怎么扫地啊？”他有点羞涩地说：“还有最后一天就能得到本了。”
原来，学校里有个规定，连续四周得到卫生流动红旗的班级，奖励每位学生一个价值3角的作文本。孩子们在没有任何督促的情况下，已连续三周得到红旗了。这是第四周的最后一天，小罗刚为了全班都能得到作文本，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事情。
他们的快乐，常让人忽视了他们的物质匮乏。我为学校募捐了一些文具和玩具。把娃娃分发给低年级学生后，发现桌子上只剩下一个小绒毛狗，于是顺手拿到我所在的六年级班上。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十二三岁的大孩子竟然纷纷举手要这个玩具。无法均衡，于是只好以纪律最好为由给了班里最内向的一个孩子。其他的孩子满眼渴望地说：“老师，我能摸摸它吗？”我说可以。结果一大堆男生跑下座位去抚摸那个巴掌大的玩具狗。手势中那种温柔，让我突然意识到，很多孩子可能长到这么大也不曾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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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钟小杰是我的学生中最调皮捣蛋的一个，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最后几名。我曾为他的顽劣头疼不堪，但当我读到下面这篇作文时，心却一疼再疼，眼泪忍不住一涌再涌。
作文的题目是《我妈妈很爱吃我炒的土豆丝》。
我妈妈很喜欢吃土豆丝，我每天放学回家，把作业写完了，我就上菜市场买菜。我回家给妈妈做饭。炒土豆丝，做西红柿鸡蛋汤，这些菜都熟了，电饭煲里的饭也熟了。我就叫妈妈吃饭。妈妈走了。我妈妈是上夜班的。我吃了饭，洗澡睡觉。我妈妈(凌晨)3点钟下班，3点半就到家了。我的闹钟3点20叫我起床。我在门口等妈妈。我和妈妈睡到6点。我起来做饭。饭菜都做熟了。我走了。下午放学，碗里没有土豆了。我跟妈妈说：“土豆你都吃了？”妈妈说：“是啊。”这证明妈妈很爱吃我炒的土豆丝!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民工小学，像钟小杰这样不及成年就早早分担家务的孩子并非个例，绝大部分孩子都要帮家里做家务。六年级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基本上都已承担全家人的早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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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程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她每个周末都主动包揽全家的洗衣工作。付兰坤聪明内向，他周日要帮父母在市场卖水果。孙彩云每天要带着弟弟上学并且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朱国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骑车送姐姐去坐公交车上班……对他们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常态，而在这些担当中，显示的是与年龄不相符的懂事和坚韧。
二十年以后的……
民工小学的师资力量虽然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但学生却一样聪颖。一旦有机会释放，他们就显示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力量。
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作文，题为《二十年以后的……》。龙丛萍的题目是《二十年以后的猪》，想象人类被猪统治，而作为使者的她通过努力终于使得猪与人和平共处。宋子豪想象穿越时空，与二十年后的自己通电话。说到环境，韦贺龙说“二十年后的地球变成了一个臭蛋，地球上的人都穿着防紫外线照射服，都拿着防酸雨的伞。”乐观的孙彩云则畅想：“二十年后的人，手上都有一枚戒指，这枚戒指能让大脑不做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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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惊讶于他们的想象力之余，更为他们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品性感到欣喜。王亮想做个大老板，但他不会为富不仁，因为他写到：“有了钱我要捐给山区。”赵燚想当一名“每月可以赚3000元高薪的医生”，她说“能为别人减轻负担，能给别人一个幸福的家庭，也等于给自己幸福。”何季红想当一名小学校长，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免除穷孩子的学费了。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叫杜文生的孩子写的《二十年后的中国》。他说二十年后他要当一个农民，因为那时人们都有钱了，都不种田了，城里人也就没有吃的了。所以“我要种田，往城市送玉米、花生……”
看似懵懂的小小脑袋，竟然在思考金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了!这是思想的种子，虽然还埋在土里，但是迟早会破土发芽的。我担心的只是将来。
北京市现有150多所民办的外来人口子弟学校，承载着十几万民工孩子的初级教育。由于条件艰苦，教师队伍不稳定，再加上孩子父母的流动性，这些民工小学是否会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倒闭或被取缔了，这些孩子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如果社会的不公平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后陆续展现在眼前，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无忧无虑吗？一切都是未知数。,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