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2)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 百拇医药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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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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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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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来的书，良莠不齐，错乱相杂的情况，可见一斑。所以，校书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要分类，要鉴别，要取舍。有的要重新编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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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列的，都是现成的书，真的校对起来，和重编也差不多，好在是有原始资料，只是当时，这些书虽不诡秘，由于传抄者多，写错的、乱用简笔字的、脱漏的、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今本《战国策》里，还是有重复，可见，再仔细，差错还是难免。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一直校到刘向去世，还没校完，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总领校书，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了。完成校书，在什么时候？没记。估计应在新莽年间。刘歆编了《七略》，就是全部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分七个大类。
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待续), 百拇医药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 百拇医药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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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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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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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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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待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