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觉醒比什么都重要
张功耀
最近，我从新华网上海1月11日电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正式将中医纳入全民健康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中，以回应社会上对中医中药的质疑与批判。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仇逸说，这样，中医就不是担当西医的“小伙伴”角色，而是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且至今还拥有一颗健全的大脑的人，都能够判断得出来，要让中医和西医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无异于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曾经通过了一个“整顿中医案”。可是，由于我国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决议没有在我国认真的实行。因为朝鲜战争，不但我国的战时财政捉襟见肘，更使我国的国际关系雪上加霜。
众所周知，“老大哥”曾经承揽了我国的全部战后重建。可是，“老大哥”只帮助我们搞了工业和基建，却没有帮助我们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既没有援助我们办医院，也没有援助我们办制药厂，甚至也没有往我国的医科大学派医学教授。前方要打仗，后方有5亿多中国人要防病和治病。在一个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当时的中央政府只好把防病治病的希望寄托在中医身上。于是，从195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大办中医。毛泽东甚至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从那时起，中医的地位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
, 百拇医药
这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反思起来，既荒唐可笑又无可奈何。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逐步地从这些荒唐的历史中觉醒起来了。中医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也退到了“小伙伴”的角色上。可是，这个“小伙伴”从19世纪遭遇中国人民无情的批判和愤怒的废弃呼声以来，至今不自量力。他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弱智儿童，至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不知道医学科学的长足进步。在他遭遇废弃的强烈呼声以来，一直依靠巴结官僚政客苟延残喘。
毫无疑问，不用说现在的中央政府把这个“小伙伴”提升到“与西医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就是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再由中央政府下一个文件重新把中医中药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中医中药也依然改变不了它那“扶不上墙的烂泥巴”的本性。
此外，读者还应该看到，自从中医中药成为国家医疗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后，中医药大学、中药厂、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衍生出了大约1000万人口靠中医中药生存的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医医生、中药厂职工、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员来说，中医问题其实是一个“肚皮问题”。中央政府是肯定要考虑这些人的“肚皮问题”的。在20世纪，中医界曾经两次为了自己的“肚皮问题”晋京请愿，一次是在1913年，一次是在1929年。现在的问题比那时更复杂，中医的“肚皮问题”也比那时更严重，也更敏感。毫无疑问，这正是当前我国政府很感为难之处。我国政府每年为中医中药提供的直接的财政扶持经费就是48亿元，相当于每个在岗的中医生给了16000元。这些经费还不包括通过教育部口径提供给中医药大学的办学经费，通过科技部和卫生部口径提供给中医药科研部门的科研经费，以及通过各级政府口径提供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扶持经费和办公经费。可是，中医中药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为了“花钱买稳定”，中央政府至今不得不继续吞食这个苦果，继续把这个烫手山芋抓在手里。
, 百拇医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政府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中医中药早就在国家医疗体制之外自生自灭了。我国人民的医疗观念也早就得到了更新，我国政府也就不需要背负这个财政包袱，抓这个烫手山芋了。
这一由历史上的错误决策延续下来的现实，使得我们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医中药问题上有多大的作为，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觉醒来做这件事。一旦民众对中医中药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觉醒，中央政府对中医中药的“保护”和“提升中医中药的地位”必然地要丧失其全部实际意义。有了人民的觉醒，即使冒出个疯子来强迫我们每个人每年消耗一斤人参“治未病”，我们的人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反之，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觉醒，就连“狗屎解诸毒”那样的愚昧都不可能克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事实上，中医中药被我们的人民彻底唾弃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已经走在了抛弃中医中药的曙光里!只是还有一部分中国人患了羞光病，至今还不愿意走出黑暗而已!, http://www.100md.com
最近，我从新华网上海1月11日电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正式将中医纳入全民健康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中，以回应社会上对中医中药的质疑与批判。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仇逸说，这样，中医就不是担当西医的“小伙伴”角色，而是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且至今还拥有一颗健全的大脑的人，都能够判断得出来，要让中医和西医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无异于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曾经通过了一个“整顿中医案”。可是，由于我国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决议没有在我国认真的实行。因为朝鲜战争，不但我国的战时财政捉襟见肘，更使我国的国际关系雪上加霜。
众所周知，“老大哥”曾经承揽了我国的全部战后重建。可是，“老大哥”只帮助我们搞了工业和基建，却没有帮助我们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既没有援助我们办医院，也没有援助我们办制药厂，甚至也没有往我国的医科大学派医学教授。前方要打仗，后方有5亿多中国人要防病和治病。在一个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当时的中央政府只好把防病治病的希望寄托在中医身上。于是，从195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大办中医。毛泽东甚至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从那时起，中医的地位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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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反思起来，既荒唐可笑又无可奈何。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逐步地从这些荒唐的历史中觉醒起来了。中医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也退到了“小伙伴”的角色上。可是，这个“小伙伴”从19世纪遭遇中国人民无情的批判和愤怒的废弃呼声以来，至今不自量力。他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弱智儿童，至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不知道医学科学的长足进步。在他遭遇废弃的强烈呼声以来，一直依靠巴结官僚政客苟延残喘。
毫无疑问，不用说现在的中央政府把这个“小伙伴”提升到“与西医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就是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再由中央政府下一个文件重新把中医中药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中医中药也依然改变不了它那“扶不上墙的烂泥巴”的本性。
此外，读者还应该看到，自从中医中药成为国家医疗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后，中医药大学、中药厂、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衍生出了大约1000万人口靠中医中药生存的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医医生、中药厂职工、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员来说，中医问题其实是一个“肚皮问题”。中央政府是肯定要考虑这些人的“肚皮问题”的。在20世纪，中医界曾经两次为了自己的“肚皮问题”晋京请愿，一次是在1913年，一次是在1929年。现在的问题比那时更复杂，中医的“肚皮问题”也比那时更严重，也更敏感。毫无疑问，这正是当前我国政府很感为难之处。我国政府每年为中医中药提供的直接的财政扶持经费就是48亿元，相当于每个在岗的中医生给了16000元。这些经费还不包括通过教育部口径提供给中医药大学的办学经费，通过科技部和卫生部口径提供给中医药科研部门的科研经费，以及通过各级政府口径提供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扶持经费和办公经费。可是，中医中药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为了“花钱买稳定”，中央政府至今不得不继续吞食这个苦果，继续把这个烫手山芋抓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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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政府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中医中药早就在国家医疗体制之外自生自灭了。我国人民的医疗观念也早就得到了更新，我国政府也就不需要背负这个财政包袱，抓这个烫手山芋了。
这一由历史上的错误决策延续下来的现实，使得我们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医中药问题上有多大的作为，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觉醒来做这件事。一旦民众对中医中药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觉醒，中央政府对中医中药的“保护”和“提升中医中药的地位”必然地要丧失其全部实际意义。有了人民的觉醒，即使冒出个疯子来强迫我们每个人每年消耗一斤人参“治未病”，我们的人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反之，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觉醒，就连“狗屎解诸毒”那样的愚昧都不可能克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事实上，中医中药被我们的人民彻底唾弃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已经走在了抛弃中医中药的曙光里!只是还有一部分中国人患了羞光病，至今还不愿意走出黑暗而已!,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