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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神奇疗效使我“弃文从医”
http://www.100md.com 2008年2月22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881期
     我本是文科毕业生,但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却毅然改行学了中医,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是什么原因使我“弃文从医”的呢?

    这还得打头说起。我家是河北省丰润县人。1954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我没见过祖父,但常听父亲说起一件事,那就是大约在1936年祖父得了噎膈病(即食道癌),当时祖父因进食困难已瘦得皮包骨,父亲请来了唐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诊脉后,沉思良久,开了3味药,起身就走了。没想到祖父喝了药豁然而愈,临到逝世前都没有再犯这个病。父亲只记得药方中有熟地半斤,其他两味就记不得了。父亲总是感叹,这中医太神了!后来父亲得了胃痛的毛病,找过当时在唐山行医的岳美中,吃了3服药就好了,父亲常饶有兴趣地说起岳美中的音容笑貌,致使我后来当了中医每读岳美中的著作时,常有一种格外亲近之感。

    1955年,我母亲得了一种怪病,那就是平日里好好的突然间浑身抽动,涕泪交流,呻吟不已,个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大约一两个月犯一次病。当时我年仅12岁,每当母亲犯病时我都惊恐万状,心灵中的那种痛苦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急得到处找大夫给母亲看病,吃了不少西药也没有一点效果。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回河北老家找到我的一个远房姨夫,他是当时冀东一带的乡间名医,小时候我就听了不少他治病的神奇故事。这位姨夫诊完脉后,说我母亲的病是“肝风内搅”,母亲说服了他开的药后果然口中“吐风“,(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大量嗳气吧!),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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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儿,那就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所载的甲状腺癌转移的患者王淑臣,她是我小学同学张延宗的母亲,从小我就记得她脖子上长了个状若馒头大的疙瘩。没想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再见到她时,粗脖子居然变成了细脖子。一问才知道她是服了灵石县城中医李可的药后才好了的。张延宗还神秘地告诉我,她喝的药里还有蝎子、蜈蚣,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蝎子、蜈蚣怎么能治好这个病呢?

    以上是我在青少年时期朦胧中感受到的中医的神奇,但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我自己要当中医。1963年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64年我还真的开出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张中医处方。那年我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下乡到山西长子县南樟公西旺村,在吃“派饭”时遇到一家有一个4岁小儿,满脸长了脓疱疮,以两腮处最多,脓水淋漓,只露出两个眼睛,情极可悯。家人说这孩子自生下来就得了这个病,服了无数消炎药也不顶事。年纪不算大的父母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说来凑巧,当时我无意中看到《山西农民报》上刊载的一则验方,所治病症与这个小儿颇相似,说这个病叫“胎毒”,我当即就抄了这个验方给他家送去。没想到过了三四天,这位父亲带着孩子来了,一进门就说:“吃了你的药,孩子的病更重了!”我一看,这个小儿的脸比以前烂得更厉害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甭提多懊悔了,我又不是大夫,管得哪家子闲事!农民是朴实的,这位父亲没有再说什么,领着孩子默默地走了。正在我六神无主之时,猛然看见那张报纸还放在桌子上,我下意识地拿起报纸,再看那则验方,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发现这则验方后边还附有一行小字,说此方是以毒攻毒,服后病情会加重,继续服就会痊愈。这一下我大喜过望,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冲出门去一路小跑到那农民家,对那小儿的父亲说:“不要怕,这是把毒攻出来了,继续吃药就会好的!”大约过了十几天吧,这位农民又领着儿子来了,这次一进门就让这小儿给我跪下,说要认我为干爹。我一看这孩子脸上光光的,终于露出了漂亮的小脸蛋。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只是后来有一天似乎觉得应该把这张报纸保存起来,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张报纸,至今我还觉得遗憾!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则验方里也有蝎子、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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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在一次次感受中医神奇的疗效中开始走近中医。但是,真正让我下决心“弃文从医”,那是1972年的事了。当时我在山西洪洞县雄火公社西永一村下乡,一天吃“派饭”到了一名退休老中医家,他叫李松如,年逾八旬,留着长长的胡须,一副典型的老中医模样,正手持放大镜聚精会神地读书。我好奇地问:“老人家读的是什么书啊?”他笑了笑,说是《伤寒论》。并且深情地告诉我,这是他读了一辈子、用了一辈子,一辈子也读不完、用不完的书。一本薄薄的《伤寒论》,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这好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于是,一下午我入了迷一样地在他家里听他“谈医论道”。我第一次知道古之有志之士“不为将相、即为良医”,我终于明白了学习中医并不难,只有八个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就是在这间农村小屋里,我这个鲁迅的崇拜者却下决心与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弃文从医。我像小学生一样开始背汤头、练针灸,成天往老中医家跑去质疑问难。村里人知道这位老中医收了个“工作队员”当徒弟,也就开始找我看病了。第一次“出诊”是到一个中年农民家,他患的是痔疮肿痛出血,炕上、被褥上沾有许多鲜血,他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乡亲们面面相觑,没有钱到城里看病!我诊完脉后开了归尾三钱、升麻五钱、酒军三钱、蜂蜜二两,病人服了两剂即愈,总共花了不到4毛钱。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连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也来找我看病,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看病,又是扎针、又是开药,忙得不亦乐乎。我成了农民眼里的“香饽饽”,他们争着抢着让我到他们家吃“派饭”……直到1978年我终于经全省统考录用为中医师,从此结束了我的“无照行医”状态,开始了我的名正言顺的行医生涯。

    当然,我改行学了中医,最受益的还是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我自己45岁时患腰椎间盘突出,服中药而愈,迄今未犯;妻子患严重的颈椎病,服中药骨刺竟消失;父亲72岁时患大面积心肌梗死,我以三七、西洋参研粉与服,寿至88岁;母亲在75岁时患半夜哮喘,为肝肾欲脱之候,我以张锡纯方120克山萸肉给母亲煎服而愈;岳母曾一次两处骨折,用中药内服、外洗,皆短期内消除肿痛而愈合;亲家母曾因严重心肌梗死住院,我以大剂益气养血活血药使其安,免去了心脏搭桥的高额费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国外的亲戚回国,每次见面第一件事是先让我号脉,走时必大包小包装满中药才放心。妻子常感叹:“咱家人如果没有中医,真是不可想象!”家族里高官有之、大款有之、教授有之、工人有之,却一致公认我是这个家的“功臣”,其实,我的职称不过是中医里最低的。, http://www.100md.com(郭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