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求本 本于病机
——读《景岳全书》有感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论治篇》称：“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 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则一。”认为世间的疾病病名发繁多、病情复杂病机多变，但究其根本却只有一条———正邪关系是否协调；世间治疗疾病的方法，治则多、治法众、方剂繁。然而也有一大要领———对证下药。
景岳所言之本为病机、正邪
疾病是多变的，表现是复杂的。临证时不管疾病如何千变万化，景岳整体地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正气虚弱、不能抵御或抗拒外邪所致，所以应着重“培本”。他的培本思想主要在于补肾。而补肾之品，熟地为其首选，故后人称其为“张熟地”。就临床治病而言，培本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原则之一。然何者为“本”，历来观点多歧。《内经》有“本于阴阳”、“本于四时”以及先病后病等标本之“本”；补土派李杲等以脾胃为本，主张“补肾不如补土”；张介宾、赵献可等则以肾为本，认为“补脾不如补肾”。说法种种，难衷一是。景岳言培本，就其所论，则当以补肾为主要，以肾为本。根据临床实践和中医典籍研讨，笔者认为，所谓“本”，应本于正邪、本于病机。
, 百拇医药
盖疾病众多，久暂者有之、轻重者有之、缓急者有之。倘若不分病之新久短暂、轻重缓急，一概治其所谓之本，则实难与患者之实际相符。如其人喜食某物，健康无病时，大量食之或某种原因，强为之塞食，多致食塞上脘。《伤寒论》云：“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寒当为塞字误)也，当吐之。”正因为食塞于上脘，不吐则难以速消其滞，不吐则难使气息畅通。只要去其塞滞，则诸疾顿除。当此紧急之时，为求一吐为快而诸症自安。试问此等疾病之“本”当为何？它又与阴阳、四时、脾、肾有何牵涉？细考此类疾病，属于“三因”中“不内外因”之食滞为患，究其本则为食阻气滞。在其他疾病中，不少现得疾患，也同样多有不因“体虚”而染患者。如麻风等烈性传染疾病，以其猛烈致病毒邪，常常不分老幼男女、体质强弱，皆会侵客于众多人群；另如跌打金刃等外伤、蛇虫猛兽咬伤等，其最初发病时，也并不因为体虚才招致伤害。且初始的治疗，也大多无须顾其虚，相反倒是及时应急处理，或速去其毒邪，使“邪去则正安”。为此古人有“一汗而愈”、“一下而愈”之说。即使久病之人、慢性疾患，虚者有之、实者有之、虚实错综者更有之。其治疗又当“各得其所宜”、“三因以制宜”。由此可以认为，只有“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施治才能中的，诊治疾病的总原则，应该是治病求本，本于病机。《内经》之阴阳四时为本说、后世补肾补脾说等，都是病机这个大根本中的细分子目内容。我们也曾提出“本于正邪”观点，其实质也恰是对病机的注脚。因为病机的产生，为正气和邪气相互作用后所导致的结果。有鉴于此，景岳所述之本，理当为病机、为正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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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岳所言之证包括病、症、证
关于“证”，《内经》把其与“病”相提并论。至《伤寒论》始方有“辨××脉证并治”的标题，并有“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等关于“证名”的论述。明清时更有“症”字出现，常把“证”与“症”通用。自高校教材颁行以来，病、证、症三者，方各自赋予固定含义。所谓病人整体的苦痛，称之为病；具体单一的难受或不适症状，则称之为症；相互关联的多个症状组合，被称作证，亦名证候。目前中医界广泛的意见，统一为“证”即“证候”。然稽考上述景岳所言的“对证”，是专指药病相合的“对证下药”而言。鉴于景岳所处年代，证与症尚无明显界定，所以所言之“对证”，不能排除“对症”的含义。从众多明代古籍看，证与症常互为使用。证、症、病三者也未作显而易见的划分。上世纪80年代间，中医及中西结合者展开关于“证”的研究，从证候角度给以新的概念。但这种“证”，却不能与本处所言的“证”等同看待。因为景岳的“证”，大都系指病名，所阐述的都是临床所见的各种疾病，诸如汗证、头痛、鼓胀等。多数病种都明列“论证”与“论治”项目。景岳所言之“对证”，包括病、症、证三项在内，所列各病种中的“论治”章，基本为一病(或一证)而多个方剂。可见其时已包含“辨证”在内。作为研究《内经》著称的一代大师，对病机研究自然深有心得，所著《类经》第十三卷为《疾病类》即明显地把《病机》列于诸病之前，可见其重视程度。结合他在论病时所述“对证”用方的观点，皆从病机这一根本为依据的实际，笔者认为，景岳此处所“对”之“证”，其实质应是“病机”。, http://www.100md.com(孟琳升 包头市杏林中医研究院)
景岳所言之本为病机、正邪
疾病是多变的，表现是复杂的。临证时不管疾病如何千变万化，景岳整体地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正气虚弱、不能抵御或抗拒外邪所致，所以应着重“培本”。他的培本思想主要在于补肾。而补肾之品，熟地为其首选，故后人称其为“张熟地”。就临床治病而言，培本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原则之一。然何者为“本”，历来观点多歧。《内经》有“本于阴阳”、“本于四时”以及先病后病等标本之“本”；补土派李杲等以脾胃为本，主张“补肾不如补土”；张介宾、赵献可等则以肾为本，认为“补脾不如补肾”。说法种种，难衷一是。景岳言培本，就其所论，则当以补肾为主要，以肾为本。根据临床实践和中医典籍研讨，笔者认为，所谓“本”，应本于正邪、本于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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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疾病众多，久暂者有之、轻重者有之、缓急者有之。倘若不分病之新久短暂、轻重缓急，一概治其所谓之本，则实难与患者之实际相符。如其人喜食某物，健康无病时，大量食之或某种原因，强为之塞食，多致食塞上脘。《伤寒论》云：“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寒当为塞字误)也，当吐之。”正因为食塞于上脘，不吐则难以速消其滞，不吐则难使气息畅通。只要去其塞滞，则诸疾顿除。当此紧急之时，为求一吐为快而诸症自安。试问此等疾病之“本”当为何？它又与阴阳、四时、脾、肾有何牵涉？细考此类疾病，属于“三因”中“不内外因”之食滞为患，究其本则为食阻气滞。在其他疾病中，不少现得疾患，也同样多有不因“体虚”而染患者。如麻风等烈性传染疾病，以其猛烈致病毒邪，常常不分老幼男女、体质强弱，皆会侵客于众多人群；另如跌打金刃等外伤、蛇虫猛兽咬伤等，其最初发病时，也并不因为体虚才招致伤害。且初始的治疗，也大多无须顾其虚，相反倒是及时应急处理，或速去其毒邪，使“邪去则正安”。为此古人有“一汗而愈”、“一下而愈”之说。即使久病之人、慢性疾患，虚者有之、实者有之、虚实错综者更有之。其治疗又当“各得其所宜”、“三因以制宜”。由此可以认为，只有“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施治才能中的，诊治疾病的总原则，应该是治病求本，本于病机。《内经》之阴阳四时为本说、后世补肾补脾说等，都是病机这个大根本中的细分子目内容。我们也曾提出“本于正邪”观点，其实质也恰是对病机的注脚。因为病机的产生，为正气和邪气相互作用后所导致的结果。有鉴于此，景岳所述之本，理当为病机、为正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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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岳所言之证包括病、症、证
关于“证”，《内经》把其与“病”相提并论。至《伤寒论》始方有“辨××脉证并治”的标题，并有“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等关于“证名”的论述。明清时更有“症”字出现，常把“证”与“症”通用。自高校教材颁行以来，病、证、症三者，方各自赋予固定含义。所谓病人整体的苦痛，称之为病；具体单一的难受或不适症状，则称之为症；相互关联的多个症状组合，被称作证，亦名证候。目前中医界广泛的意见，统一为“证”即“证候”。然稽考上述景岳所言的“对证”，是专指药病相合的“对证下药”而言。鉴于景岳所处年代，证与症尚无明显界定，所以所言之“对证”，不能排除“对症”的含义。从众多明代古籍看，证与症常互为使用。证、症、病三者也未作显而易见的划分。上世纪80年代间，中医及中西结合者展开关于“证”的研究，从证候角度给以新的概念。但这种“证”，却不能与本处所言的“证”等同看待。因为景岳的“证”，大都系指病名，所阐述的都是临床所见的各种疾病，诸如汗证、头痛、鼓胀等。多数病种都明列“论证”与“论治”项目。景岳所言之“对证”，包括病、症、证三项在内，所列各病种中的“论治”章，基本为一病(或一证)而多个方剂。可见其时已包含“辨证”在内。作为研究《内经》著称的一代大师，对病机研究自然深有心得，所著《类经》第十三卷为《疾病类》即明显地把《病机》列于诸病之前，可见其重视程度。结合他在论病时所述“对证”用方的观点，皆从病机这一根本为依据的实际，笔者认为，景岳此处所“对”之“证”，其实质应是“病机”。, http://www.100md.com(孟琳升 包头市杏林中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