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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必读注
http://www.100md.com 2008年7月14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959期
     读书必读传注,有传注犹有古之师也。有了传注,上下几千年、数百年的语言隔阂便会缩小。本来做传注者,非为易事,甚至耗尽一生,因为“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李义山诗注序》)可见,做传注者,需倾毕生之功力。除此,学者之德亦尤为重要。柯韵伯医林大儒,于此亦有精辟论述,认为“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柯琴《伤寒论注》自序)。“胸中无半点尘者”指不要带任何私心杂念;“目中无半点尘者”指不带任何偏见。由此,两先贤所论,虽谓注疏之难,亦可知读注之价值。既如此,我们何尝不去利用古代“老师”为我们提供阅读的便利,而非要自己处处从头做起呢?所以一些国学大师、训诂专家、著名医家都曾有过反复读注、背注的历史。

    许多传注,不仅给经典疏通了词义、读音、句读、语法、章法、修辞、校勘,而且还保留、引用了许多历史的资料,为后人构建了一个知识的宝库。在非医文献中,被学者称为典范的三大名“注”,即《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及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传注史上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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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古医籍传注亦然,特别要选择大医名“注”,无异于拜一个名师求教。“文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书,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章学诚《校仇通义·汉志方技》)阅读古医家之注,可以章氏“大要”之四者为纲,有选择地阅读书注。

    大医屡倡“一断于经”,自然《内经》则为医者第一要读之经,而《内经》年移代革,传承久远,历代注经者众多。名“注”亦不少,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吴崑、张介宾等均有自己特色的上乘传注,而相对完备的是清人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因其能积前人注释的成果和精华,故能获“已高出前代名医”之赞誉。(见《浙江官医局·增补凡例》)

    “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虽移易无穷,终莫能越其矩度”(王履《张仲景伤寒之法考》)。然“经叔和偏次,已非仲景之书。”(柯琴《伤寒论注》自序)注疏仲景《伤寒论》的人虽然很多,却不能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惟柯韵伯所注《伤寒来苏集》,脍炙人口,在研究、注疏《伤寒论》中能论证精辟,用词典雅,是富于真知灼见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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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方始于仲景,后人触类扩而充之,致“古今方书至为繁夥”,但注方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也。……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也。方书徒设,庸医浅术,视之懵如,乃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幾希矣!”(《医方集解·凡例》)针对于此,有汪昂《医方集解》,选录临床常用方剂七百余首,分二十一门,补其前贤缺陋,是较为完备的解方宝典。

    至于本草,惟李时珍《本草纲目》稿易三次,阅书八百余家,历二十八年而成书,“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凡有攸关,靡不收掇。虽命医书,实赅物理”。(清·顾景星《李时珍传》)以致早在415年之前官至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就以“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至宝”(王世贞《本草纲目》原序)的评价推荐过它。新中国成立后,李时珍又获得“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赞誉(1956年2月郭沫若《李时珍墓碑题词》)。

    以上所述大医名“注”,是从中医学宏观角度推荐的,它途还可以师传为首选,不必拘泥,只要重视,亦有收获。, 百拇医药(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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