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兼备与平和
“假兼备以幸中，借平和以藏拙”，笔者最初读到此名言时，觉得此句一针见血，堪称警医之句。虽是针砭时医中那些对病情茫然，用药只好“广罗原野，偶冀获一”，或轻淡塞责等医风，然今时医沿袭此风者仍有之。观现今的中医处方、大方、平和之方比比皆是。假如此句后再加一句，则是“借药众以牟利”了。后从裘沛然老先生《壶天散墨》论“幸中，藏拙”一文中得知，《清史稿》叶香岩传里，记载了叶氏斥责时医处方用药之恶习“近时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平和以藏拙。”然据裘老先生查证，此二句话并非出于叶氏，而是姚江名儒黄宗义替张景岳作传时所载，具体言出于谁就不清楚了。裘老先生认为“兼备”与“和平”并无过错，是中医论治之一有效法则。叶氏所斥当为“假”和“拙”，是贬胸无成竹而以药敷衍塞责之庸医的。而以当今的眼光去看“假兼备以幸中，借平和以藏拙”，则可谓是别出机杼而取其之用。特别是从疾病变化、医疗体制和社会因素等诸方面与时俱进分析，则可以赋予“兼备”与“平和”以新的内涵，以拓宽临证辨治之思路。
兼备与平和并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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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出诊时经常能看到病人带来的他医处方，方中药物多者可达几十味，大多益气养阴，理气化湿类平和之药，医不好亦医不死。有一次出诊，遇多年汗证之病人，辨为营卫失和，处方以桂枝汤原方，病人拿着处方，满脸疑云，似乎是觉得我在应付了事。因其服汤药甚多，觉得此方过于平淡简单。经反复解释，总算去取药服用。好在病人药后症缓，否则笔者真可能要负骂名了。客观看待如今之大方、平和之方的现象，其背后包含了学术、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假”和“拙”之风不可长，但对其合理的因素还应汲取，有扬有弃。分析其因，一者，当今之人所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及其他对身体损害的因素之多，均已远非古人所比。精神压力、心理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疾病发生后其病机的变化发展要比古人复杂得多，诊治用药不得已要多法兼备，也是很自然的；二者，现代中西医药并用的特点，使中医需要面对许多复杂棘手的病变。如肾病治疗中并用激素等等，而且中医疗法独立应用过程中出现的病情加重或死亡，即使与中医用药无关，也可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三者，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们对一些峻猛疗法和药物已难承受，如吐法等。加之医患关系的复杂变化，一旦疗法无效或不佳，病人动辄可能诉诸法律。即使能够应用也要反复动员病人，并对其可能的后果交待清楚，获得病人的充分理解和配合方可使用。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医者用药“以平为期”；四者，保健养生观的演变，使人们崇尚用药清淡平和，或不药以赖人生生之气康复等等。都使“兼备”与“和平”有了比古人不同或更多的人文和学术内涵，也要求中医学人对其予以更深入的研究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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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地兼备与平和
多法兼备，杂合以治 《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其意有二：一是病机错综复杂，以致临证多证相挟，以单法单方无法兼顾，就需要两法甚至三法、多法兼治之，今罹之病与古人之病已大有不同。相对而言，可能要比古人所见复杂，这一点从当今疾病谱的变化见其一斑。在实际的临床中，一人多病同兼的情况极为普遍，临证必须要多法多方兼而用之，亦为思辨圆通之举。二是对一种病证的多法应用。一人一病，比如有些慢性病证，看似单一，但其病情胶着顽固，深不易解，此时就需要针药并施，或辅以按摩、食疗食养、运动等多种疗法，综合调治。尤其是当单一疗法其效不良时，多环节、全方位的综合治疗就有其特殊作用。景岳所谓：“杂合五方之治而随机应变，则各得其宜矣。”即为此意。
平和中见真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方》中论述到：“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投疾，殃滥亦然。”可见孙氏对药物利害的感受之深。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揭示了中医治病重维护正气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然既谈治病，就难免动方用药，中国兵法中自古就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如治病以食治之而愈者当然为上。但病至于药，如不得已“交兵”，亦以“四两拨千斤”为最佳战法。就如医病用药，于平和之中见真功，而不是为“藏拙”而选平和之品，但是入此境界谈何容易，决非一知半解所能为之。“借平和”之用药非为“藏拙”和避事，而是平淡之中见真功。, http://www.100md.com(吴深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兼备与平和并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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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出诊时经常能看到病人带来的他医处方，方中药物多者可达几十味，大多益气养阴，理气化湿类平和之药，医不好亦医不死。有一次出诊，遇多年汗证之病人，辨为营卫失和，处方以桂枝汤原方，病人拿着处方，满脸疑云，似乎是觉得我在应付了事。因其服汤药甚多，觉得此方过于平淡简单。经反复解释，总算去取药服用。好在病人药后症缓，否则笔者真可能要负骂名了。客观看待如今之大方、平和之方的现象，其背后包含了学术、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假”和“拙”之风不可长，但对其合理的因素还应汲取，有扬有弃。分析其因，一者，当今之人所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及其他对身体损害的因素之多，均已远非古人所比。精神压力、心理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疾病发生后其病机的变化发展要比古人复杂得多，诊治用药不得已要多法兼备，也是很自然的；二者，现代中西医药并用的特点，使中医需要面对许多复杂棘手的病变。如肾病治疗中并用激素等等，而且中医疗法独立应用过程中出现的病情加重或死亡，即使与中医用药无关，也可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三者，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们对一些峻猛疗法和药物已难承受，如吐法等。加之医患关系的复杂变化，一旦疗法无效或不佳，病人动辄可能诉诸法律。即使能够应用也要反复动员病人，并对其可能的后果交待清楚，获得病人的充分理解和配合方可使用。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医者用药“以平为期”；四者，保健养生观的演变，使人们崇尚用药清淡平和，或不药以赖人生生之气康复等等。都使“兼备”与“和平”有了比古人不同或更多的人文和学术内涵，也要求中医学人对其予以更深入的研究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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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兼备，杂合以治 《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其意有二：一是病机错综复杂，以致临证多证相挟，以单法单方无法兼顾，就需要两法甚至三法、多法兼治之，今罹之病与古人之病已大有不同。相对而言，可能要比古人所见复杂，这一点从当今疾病谱的变化见其一斑。在实际的临床中，一人多病同兼的情况极为普遍，临证必须要多法多方兼而用之，亦为思辨圆通之举。二是对一种病证的多法应用。一人一病，比如有些慢性病证，看似单一，但其病情胶着顽固，深不易解，此时就需要针药并施，或辅以按摩、食疗食养、运动等多种疗法，综合调治。尤其是当单一疗法其效不良时，多环节、全方位的综合治疗就有其特殊作用。景岳所谓：“杂合五方之治而随机应变，则各得其宜矣。”即为此意。
平和中见真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方》中论述到：“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投疾，殃滥亦然。”可见孙氏对药物利害的感受之深。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揭示了中医治病重维护正气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然既谈治病，就难免动方用药，中国兵法中自古就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如治病以食治之而愈者当然为上。但病至于药，如不得已“交兵”，亦以“四两拨千斤”为最佳战法。就如医病用药，于平和之中见真功，而不是为“藏拙”而选平和之品，但是入此境界谈何容易，决非一知半解所能为之。“借平和”之用药非为“藏拙”和避事，而是平淡之中见真功。, http://www.100md.com(吴深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