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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摧毁“中医模式”之后
http://www.100md.com 2008年10月18日 新语丝
     王其学

    千年中医,在古老的中国有着极具民族风情的固定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中医事业的“千年私有化”。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农业国,广大农民都是私有的个体小生产者,拖沓、散漫和浓重的家庭观念,具有普遍性。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医学的事业不可能出现“公有制”。所以,除去皇宫里的“太医院”之外,全都是私人行医、私人开药铺。即使中医的“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也只是为家人治病,不是官办行医;第二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医院。看病则采取出诊和药铺坐堂这两样形式。中国人普遍的就医风俗是“生病快回家”。为什么回家?因为封建的宗法制度,使人们非常害怕死在外头、葬身他乡。纵使秦始皇、嘉庆帝那样的帝王,也因为死在宫廷外头而成为重大憾事。古人在外生了病为什么不去住医院?因为中医只有卖药的药铺,没有医院,中国从来就不时兴有医院;第三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学校,也没有“私塾”。中医学的传承靠的是自己读医书,慢慢“悟”出医理来,或者靠老师带徒弟,进行指教。故曾经有“门外徒”“门里徒”之说。

    中医的这些固定模式,在中国维持了数千年。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受舶来西医的影响,中医们才蠢蠢欲动,想入非非,产生出“办医院”“办学堂”的种种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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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解放后,红色政权的政治家们,没有研究中西医各自的行医模式,也没有听取余云岫、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劝告,在对待中医西医的问题上,用“团结中西医”五个大字“和稀泥”,采取了中西医“捏合”的措施。特别是后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对私有的中医及其诊所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从此,千年来的中医“三大模式”被摧毁。出现了中医的公有制医院和中医院校等新的中医模式。于是,中医在这种新的模式中,被现代科学的西医比较得日益萎缩。由此,“公有制”改造中医的历史,对于千年中医铸成了拔苗助长、为好成歉的后果。

    新中国的经济生活稍有恢复之后,很快就对工业、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主要方向是基本上取消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些零星散落、个体开业的中医、西医,都要“组织起来”;于是,在城市开业的中西医个体诊所和药铺,先后以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样式,“组织起来”,走进了国立综合性医院,或者走进了街道里弄的集体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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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则以县为单位,成立起了以西医为主的“国立试验卫生院”,县以下各乡镇则成立起了三到五名西医组成的国立“卫生所”。“卫生所”之下,则是若干个具有公私合营色彩、属于集体性质的“联合诊所”。联合诊所,就是把旧有的个体中医及其药铺“联合起来”,很像当时的农业合作社;随后,在城市乡村普遍开展的“肃反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中,又对组织起来的中西医,进行了“政治清洗”,对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和具备反革命身份的人物,清洗出了卫生队伍。对一些“一般历史问题”或“右倾”人员,则保留工作,在“内控”的政治环境中,“老老实实”从医看病。

    1958年“大跃进”,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也随着实行了“跃进”。“卫生跃进”,先是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实验,短短几个月,就把药铺吃光了,于是功亏一篑;随后,按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原则,实行了医务人员的大流动,进行体制上的调整。在城市,许多中医走进大医院。在乡村,县一级的“试验卫生院”,改称为县医院。县医院以部队转业的一些西医为领导骨干和主体力量,广泛开设西医的内外妇儿各科,只接纳三两名“地方名中医”设立中医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是“全民所有制”中的国家干部身份;人民公社成立起了卫生院。卫生院是以原来的卫生所人员为领导骨干,从“联诊所”里选拔出几个中医、新培养出一些西医医护人员,组成了“公社卫生院”。于是,公社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就有了“国家的”“集体的”两种不同体制,属于“混编单位”。公社卫生院,既是当地的最高层医疗机构,也是主管地区防疫和妇幼卫生工作的社会卫生部门,同时还具有卫生行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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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合并到卫生院来的老中医们所在的“联诊所”,被升格成卫生院领导下的“卫生所”。这些卫生所,基本上是由中医组成的,但这些中医已经不是纯中医,而是部分的、大部分的抛弃了中医的理法方药,掺进了许多西药和西医的肌肉注射;这些并不纯正的中医,没有列入“全民所有制”,属于“集体人员”;与此同时,政府成立起了传承中医学的中医院校。把一些名老中医请进来做教授,对一些大中专学生进行中医学教育;并且,开始成立起了中医医院。后来,由于中医医院的“生意”萧条,不得不引进西医的先进设备,使用西医的一切手段。于是,这些“中医院”慢慢变成了“西医院”的追随者。

    哦!数千年来的中医模式,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公有制体制打得粉碎。从此,中医不再私营,人人都成了“公职人员”。有的是“国家的”(即全民所有制),有的是“集体的”(即集体所有制)。中医千年的私有制模式被打破;从此,中医不再“坐堂”,走进大医院的中医不再“出诊”。千年的“坐堂”“出诊”模式,被大医院、中医医院的“坐门等医”所取代;从此,中医教育就像西医一样,懵懵懂懂的依托着大专院校的牌子,来学习带有浓重西医色彩的“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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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千篇一律的公有制体制,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其间,“三年困难”时期,随着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施,曾经一度允许恢复“私有诊所”,但时间极短暂,很快被“四清运动”所取缔。可以说,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没有个体中医存在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那时起,中医、西医,都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作人员”。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叫做“国家干部”,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叫做“集体职工”。这些“工作人员”在当时还比较贫困的条件下,其社会地位比起工人农民来,是比较显赫的。特别是其中的中医,作为职业、饭碗、谋生的手段,非常珍惜。同时,在“政治挂帅”“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中医、西医,都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中西医的争论,戛然而止。

    对于新中国来说,医疗卫生实行公有制体制没有错误。但是,公有制改造,在无意之中,对于中医的萎缩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论是中医走进大医院,还是中医走进卫生所,都极大的拉近了和西医的距离。在大批量、近距离的医疗对比中,西医对于中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侵蚀,产生着大浪淘沙的淘汰。于是,中医暗暗的退出医疗阵地,发生质的蜕变。一些中医(不是全部)一天一天的蜕变成“二流西医”,蜕变成“中不中”“西不西”,西医诊断、中西药都用的“卫生工作者”。慢慢形成了邓小平同志戏说过的,“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所以,历史走到现在,真正的中医就见不到了,基本上没有了。中医教育也基本西医化了、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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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事实表明,千年中医的“三大模式”一旦被打破,中医就会发生质的蜕变而走向消亡。可是,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是不能姑息迁就中医“模式”的。社会总不能因为中医具有千年的古老的“三大模式”就不办医院。以西医为主办起来的医院,如果不接纳中医成立中医科,如果不允许中医举办中医院校,就会形成新的“中医漏列案”,使社会的不满意。于是,古老的中医就在其眼热现代化,又守不住“祖宗章法”的长期自我龃龉中,在强势西医文化的对比中,走向式微,走向萎缩,走向衰败,走向消亡了。

    总之,优胜劣汰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中医的消亡是迟早的事,时间的事,速度的事,是否被承认的事,这是不可避免。但是,在中医消亡的过程中,公有制体制的推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医走进公有制体制,就像用酵母粉发面,使西医快速地膨胀,使中医快速萎缩。中医、西医,一个不断膨胀,一个渐渐萎缩,短短几十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从萎缩走向了消亡。,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