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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哲学 人 中医 名实 ——关于中医的科学定位(5)
http://www.100md.com 2008年11月7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3021期
    五 考据之学的名与实

    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两次高峰的主要特点是:1.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2.前者是研究“物之事”形上属性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后者是研究“物之质”形下特点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3.前一个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一个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4.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

    过去人们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产品时,对其义理、文章的传承,考据之学(包括疏、注、笺、证)至关重要。然而,考据之学不仅仅是文字训诂、版本和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更需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功夫。因为考据的目的既然在于对义理、文章的传承,那么考据的任务首先是忠实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以揭示和阐明其本来的宗旨。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不可疏忽、不容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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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指的是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它的认识;“名”,指的是研究者用语词(概念)对客观实在所做的描写或表述。可见名与实的关系,即语词(概念)对所研究的事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反映。联系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名与实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层次加以解析:1.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2.研究者的思考(或研究);3.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成果;4.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5.形成表述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

    此五个层次中,前三者属于实,后二者属于名。

    庄子曾经说过:“名者实之宾也”。就是说,实为主,名为宾;概念借助语词而形成,所以由语词形成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以及研究者对事实的认识。

    名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它与现在的某些逻辑学思想相似。所以,对历史文献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阐述和解释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时期的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者,才是考据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的胜任者。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产生的中国古籍的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一般人或哲学贫困者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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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康熙时,大兴文字狱。时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甚盛。然而在此期间,重名轻实的考据,即由语词到语词、由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屡见不鲜。重视小学功夫、轻视哲学审思,也就成为乾、嘉王朝以后国学考据中的普遍倾向。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学风而形成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尤其令人尴尬难堪,心痛欲碎。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俞樾(1821-1907)与章太炎(1869-1936)师徒二人。

    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因为曾经参与朝政或者其它政治活动,所以他们的社会影响远较一般人大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中医学者,但是凭借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各有专论。俞樾1879年撰有《废医论》(见《命搂杂纂》),章太炎后来也撰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他们将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成为由近代国学大师敲响中国中医丧钟的代表人物。今天看来,出现这一国学大师贬国学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二,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三,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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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读俞樾与章太炎二人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之前,这里首先就中西医的名、实、方法论,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这也是西方不可能产生中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西医的“方法论”。

    可见,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所以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正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的含义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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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他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捕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以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素问》在“移精变气论”里“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只言片语,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判断。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搬弄《周官》、《黄帝内经·素问》、《史记·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目光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来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反而误认为中医的藏象是“五行比傅”。其实在这里,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的,恰恰正是他自己。这种置研究对象与方法于不顾,违背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显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歪曲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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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二人在国学领域和政治场面上的双重影响,大大地助长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中舍本逐末、弃中从西、名实颠倒、偷换概念,甚至狡言的颓废学风。一百年来,这种学风在学术界有增无减,使中医长期陷于兴衰成败的危机,至今仍然难以自拔。

    基于上述,我们应当看到,中医兴衰成败的危机,实质上是对中医自身的科学体系存与废、兴与退的问题。形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外来的因素固然不少,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内部。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时代因素之外,尤其值得质疑的不是中医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不足,而是当代中医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理论思维基础薄弱。俗话说:“不是中医自身学术不行了,而是中医队伍的学术水平不行了”。这一点是社会上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高度重视而又不容混淆的问题。

    , 百拇医药(李致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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