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王清任,看中医反科学
作者:王其学
清朝康熙某年间,康熙帝龙体欠安,每日定时寒颤、高烧、大汗,苦不堪言。太医们踊跃上阵,各论病机、各显神通,一剂剂苦口汤药灌进天子的龙胃,然却一概无效。后来,西方传教士刘应和洪若翰,说是康熙帝患的是疟疾病,给予金鸡纳霜(奎宁)施治,嗬!居然很快治好了。从此,康熙皇帝对那些无用的中医就不怎么“感冒了”。他虽然没有下旨取缔宫中太医,但西药的真实疗效,却也震惊了朝廷和国人。岐黄医学、仲景医学,几千年一成不变的祖宗章法,遭到质疑。到了咸丰、道光年间,就隐隐地酝酿着质疑老祖制、反思旧章法、改革中医学的新思考。这个时期的新思考有两个标志性人物。
吴鞠通先生算得第一个。他的《温病条辨》忽然从千年的岐黄之术、“六经横传”的圈子里跳了出来,阐释了病邪从“口鼻而入”,按上、中、下三焦纵传的新理论。“纵传”新理论,成为了1700年以来“祖宗章法”的第一次“发展”。其实,“发展”与“反叛”本来就界限模糊,发展新的,必然就会削弱旧的。在那样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一切言行都要“尊古”的封建社会里,任何“发展”都需要掌握一个不落“反叛”罪名的火候。吴鞠通先生很幸运,他的“三焦纵传”理论,尽管只是死蛇生足、朽木揳钉,对中国医学并无根本变革意义,却因为限定在了祖宗章法的“三焦”“命门”之中,避免了“反叛”嫌疑。于是,《温病条辨》,被列入了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可是,比吴鞠通仅小十岁的王清任先生,和他的科学著作《医林改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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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是中医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中医解剖学家。但是非常可惜,他质疑灵素解剖之谬误和非凡的人体解剖成就,竟被残酷地封杀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医林改错》、解剖学,离经叛道、“毁坏祖制”,构成了对千年中医学的反叛,很自然的遭到了封建社会中医界的无情讨伐和拒绝。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世居玉田县鸭鸿桥。王清任幼时习武,系武科举出身。后来,以捐资方式得到“千总”衔的下级军官身份。他性情耿直,做事光明磊落,在“千总”任职期间,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晚清官场的腐败,常怀不平。又见病疫肆虐,生灵涂炭,遂生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愿望。于是,他改学岐黄医学,以行医为业。
相传,当年的玉田县知县,要把鸦鸿桥收为“官桥官渡”,老百姓过桥渡船都要收费。王清任为了维护当地百姓利益,毅然为民请愿,坚决反对收费,结果得罪了县太爷。县官怀恨在心,唆使未经王清任治好或死亡的病家,借口寻衅去县衙告黑状。迫于压力,王清任只好远离家乡,到外地及北京行医。并在后来于北京开设药铺“知一堂”,渐渐“名噪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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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在二十岁时已精通古代医籍,对《灵枢·素问》和其它医书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深表怀疑,在行医过程中倍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他认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在研究了古代的一些脏腑书籍和脏腑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着不少矛盾和疑点,于是感慨地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从此,他开始了对人体结构的解剖、观察和研究。
王清任30岁时,在河北滦州稻地镇行医,时值瘟疫大流行,小儿尸抛甚多,儿尸在荒郊遭恶狗撕咬、内脏暴露,王清任便利用早晨时间察看儿尸脏腑血脉。后对未掩埋的300多例儿童尸体,逐一进行解剖和观察。有时亲自动手,有时找人帮忙解剖亲眼观之,或则得闻于屠夫之口。他在奉天和北京时,曾三次去刑场偷偷观察刑尸及其内脏,以了解人体的脏腑结构。在没有尸体供解剖研究时,他就解剖家畜。于是,王清任挣断了封建社会缠绕在灵魂上的重重束缚,打破了中医不解剖人体、仅凭想象坐而论道、杜撰病机的陈规陋习,填补了中医解剖学的千年空白,成为中医学解剖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解剖人体并做动物解剖实验的伟大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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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在人体解剖中发现,遵循了数千年的《灵枢·素问》中的人体脏腑之说,存在严重谬误,许多医书对脏腑功能的解释都不正确,于是酿成了病理不明、药力不效的千古大憾,故必须改正。王清任将42年来的实地解剖所见,绘制成了大量的人体脏腑草图。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刻版刊行了《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王清任中医解剖学的辉煌成就,震惊了来华洋人,震惊之余,英国人德员曾把该书上卷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刊登在1893年和1894年英国的《博医会报》上。
王清任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尽管存在许多缺点和遗漏,但它是中国中医学中唯一的科学著作。可是,到了如今,中医界都在努力争得“科学”头衔。为了维护中医的脸面,拒绝用科学的现代医学解释中医,甚至故意混淆科学理念,杜撰出“科学多模式”,把中医说成是“东方科学”,自吹自擂,夜郎自大,把中医的玄秘“吹”出国门,“吹”向太空。所以,如果一定要在多如草木的中医典籍中寻找“科学”的话,王清任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将会是唯一的。只可惜,王清任的科学著作,并没有被中医界当“科学”接纳,而是遭到了无理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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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写道:“古人曰:既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以良医易而良相难。余曰:不然。”王清任认为,古人说的“做一个好的医生容易,做一个好的宰相很难”的话,肯定是错误的。他说,“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其所以无全人者,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好的宰相,世代都有,可是明了人体脏腑的医生,却是一个都没有的。做一个医生,在不了解人体脏腑的情况下,只知尊古,不做新究,“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病本既失,纵有绣虎雕龙之笔,裁云补月之能,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他觉得,一个不了解人体脏腑的医生,纵有天大的本事,都是盲动。王清任的这些论述,真的是说破了千年玄机、揭露了千古伪医,就像把天上通了一个窟窿,也像犯下了罪孽,于是,科学,成为了不能被时局接纳的反叛。
王清任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儒学至上”的时代。医学,只是儒学学子们功名无望、穷困落魄之后,用以糊口、成名的“候补手段”。读书人受得十年寒窗苦,目的全在于求取功名、媚君做官、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可是,一旦功名不就,官场落魄,穷得没有饭吃了,只得退而求其次,混个“良医”来养家糊口、立威扬名,这就是所谓“儒医”。王清任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以“儒医”为主流医学的时代。这样的“儒医”,只知道遵从古圣贤之言,不会有半点创新。他们咬文嚼字,穷摆酸款,坐而论道,辨症论治,以阴阳五行推理玄想,以《灵素伤寒》之规,“用药如用兵”,开方布阵、挺胸摆谱而已。所谓“有赃官脏吏,没有脏大夫”的俗话,就是这个时期的流行语。于是,大夫只要尊古行医,即使治不好病,把人治死了,也是“人有祸福、命有天定”,岂是医生之责乎?那时的儒医,经过反复咀嚼古圣贤的陈语旧句,假如能念出几句常人寡闻的腐词朽语,就可被人加以颂扬而牌匾悬庭、名声显赫,成为一方名医或医学大师。读书人的那一肚子学问,最终派上了行医看病的用场。在晚清时期的读书人中,曾经传扬着这样一首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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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得书多胜大秋, 不用耕种自来收。 东家酿酒东家醉, 西家炖肉自来投。
如此中医,如此儒医,有哪一个肯去死尸堆里查看人体的脏腑究竟呢?在那个时代,除了王清任,别的没有了!
王清任先生的《医林改错》,虽然在中医活血化淤方面,无意中符合了时医的嗜好,并被后人广泛运用。但是,该著作的主体内容却是要推翻古制、否定玄说、尊重科学、标新立异的。我们想,王清任先生在解剖中肯定没有发现“六经”“奇经八脉”和任何经络,肯定没有发现作为“风”“寒”“暑”“湿”以及“上火”之类的任何病邪病因,而是发现了古医籍藏象之说中大量的矛盾和谬误。比如“心主神明”“肝居左侧”“命门无定处”“三焦无形态”“脾动”等等。他对这些千古谬误,表示了中肯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地“改错”,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人体生理解剖新概念,比如“脑主记忆”等等。
《医林改错》作为中医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问世之后,本应该起到推动中国医学飞速发展的作用,也应该引起一场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刻的文化运动,从而使中医学摆脱“岐黄”桎梏,铲除“儒医”恶习,可是,没有。《医林改错》的出版发行,迎来的是中医学界的一片恐怖、惊讶和唏嘘!众多所谓“名医”对《医林改错》和王清任本人进行了猛烈攻击,说什么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人”。所谓“《医林改错》”,是“越改越错”,是“可怕的流毒”;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冲不破传统伦理束缚,把毁伤(解剖)他人身体,视为“极其不仁”。有的漫骂王清任解剖、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王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还有人怀疑他的解剖学是“拿经典做靶子”,企图“驾圣人而上”,王清任是什么“哗众取宠出风头”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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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清任的人体解剖学和《医林改错》,在当时,没有起到“改良中医学”的作用,而是被强大的反科学狂飙所诋毁,遭到浩浩荡荡的、封建主义护卫大军的猛烈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无耻中医甚嚣尘上的封建复古主义盛行,科学的《医林改错》被苍苍茫茫的历史云烟所掩埋。中国医学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科学家王清任先生,也就在《医林改错》出版的第二年(公元1831年),在抑郁怏怏中,与世长辞——一颗遭到不公正评价的中医科学巨星,在愚昧的东方永远陨落。
按说,科学的巨星,陨落在以“大辫子”为标志的清朝,也可以算得正常,真理遭到拒绝,在闭关锁国的年月,可以视为自然。可是来到现在,一些现代“中医人”,还在批判中医科学家王清任先生,正常吗?自然吗?当然不正常!当然不自然!难以想象的是,时至今日,“中医”已经走向了基本消亡,所谓的“中医”,他们一个个“中医不通,西医不精”,天天都在做着“西医治病,中医收功”的买卖。即便这样,他们对于伟大的中医解剖学家王清任先生,仍然是不屑一顾,大都只炫耀“四大经典”,不提起《医林改错》。大都只崇尚神仙般的扁鹊华佗,不学习中医科学家王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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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中医”怎样评价《医林改错》呢?大部分“中医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中医学说的脏腑……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这就是“现代中医”反对《医林改错》的赖皮理论。有的居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是什么“吃家饭,管野事”。说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更有人说:“王清任是在不自觉间,偏离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中医轨道,靠近了西方医学的研究道路。”
这些歪理邪说,比起《医林改错》来,真够赖皮!真够无赖!所以我们要称现代中医为赖医!
通过研究、讨论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我们清楚的知道了:清朝的中医是反科学的,现代的所谓“中医”更是反科学的。
正如王清任先生所说,“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现在已经加入了WTO的中国,拥有视力5.0的现代医学,还要那反对科学、视力为0的“盲子中医”何用?!, 百拇医药
清朝康熙某年间,康熙帝龙体欠安,每日定时寒颤、高烧、大汗,苦不堪言。太医们踊跃上阵,各论病机、各显神通,一剂剂苦口汤药灌进天子的龙胃,然却一概无效。后来,西方传教士刘应和洪若翰,说是康熙帝患的是疟疾病,给予金鸡纳霜(奎宁)施治,嗬!居然很快治好了。从此,康熙皇帝对那些无用的中医就不怎么“感冒了”。他虽然没有下旨取缔宫中太医,但西药的真实疗效,却也震惊了朝廷和国人。岐黄医学、仲景医学,几千年一成不变的祖宗章法,遭到质疑。到了咸丰、道光年间,就隐隐地酝酿着质疑老祖制、反思旧章法、改革中医学的新思考。这个时期的新思考有两个标志性人物。
吴鞠通先生算得第一个。他的《温病条辨》忽然从千年的岐黄之术、“六经横传”的圈子里跳了出来,阐释了病邪从“口鼻而入”,按上、中、下三焦纵传的新理论。“纵传”新理论,成为了1700年以来“祖宗章法”的第一次“发展”。其实,“发展”与“反叛”本来就界限模糊,发展新的,必然就会削弱旧的。在那样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一切言行都要“尊古”的封建社会里,任何“发展”都需要掌握一个不落“反叛”罪名的火候。吴鞠通先生很幸运,他的“三焦纵传”理论,尽管只是死蛇生足、朽木揳钉,对中国医学并无根本变革意义,却因为限定在了祖宗章法的“三焦”“命门”之中,避免了“反叛”嫌疑。于是,《温病条辨》,被列入了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可是,比吴鞠通仅小十岁的王清任先生,和他的科学著作《医林改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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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是中医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中医解剖学家。但是非常可惜,他质疑灵素解剖之谬误和非凡的人体解剖成就,竟被残酷地封杀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医林改错》、解剖学,离经叛道、“毁坏祖制”,构成了对千年中医学的反叛,很自然的遭到了封建社会中医界的无情讨伐和拒绝。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世居玉田县鸭鸿桥。王清任幼时习武,系武科举出身。后来,以捐资方式得到“千总”衔的下级军官身份。他性情耿直,做事光明磊落,在“千总”任职期间,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晚清官场的腐败,常怀不平。又见病疫肆虐,生灵涂炭,遂生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愿望。于是,他改学岐黄医学,以行医为业。
相传,当年的玉田县知县,要把鸦鸿桥收为“官桥官渡”,老百姓过桥渡船都要收费。王清任为了维护当地百姓利益,毅然为民请愿,坚决反对收费,结果得罪了县太爷。县官怀恨在心,唆使未经王清任治好或死亡的病家,借口寻衅去县衙告黑状。迫于压力,王清任只好远离家乡,到外地及北京行医。并在后来于北京开设药铺“知一堂”,渐渐“名噪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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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30岁时,在河北滦州稻地镇行医,时值瘟疫大流行,小儿尸抛甚多,儿尸在荒郊遭恶狗撕咬、内脏暴露,王清任便利用早晨时间察看儿尸脏腑血脉。后对未掩埋的300多例儿童尸体,逐一进行解剖和观察。有时亲自动手,有时找人帮忙解剖亲眼观之,或则得闻于屠夫之口。他在奉天和北京时,曾三次去刑场偷偷观察刑尸及其内脏,以了解人体的脏腑结构。在没有尸体供解剖研究时,他就解剖家畜。于是,王清任挣断了封建社会缠绕在灵魂上的重重束缚,打破了中医不解剖人体、仅凭想象坐而论道、杜撰病机的陈规陋习,填补了中医解剖学的千年空白,成为中医学解剖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解剖人体并做动物解剖实验的伟大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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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在人体解剖中发现,遵循了数千年的《灵枢·素问》中的人体脏腑之说,存在严重谬误,许多医书对脏腑功能的解释都不正确,于是酿成了病理不明、药力不效的千古大憾,故必须改正。王清任将42年来的实地解剖所见,绘制成了大量的人体脏腑草图。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刻版刊行了《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王清任中医解剖学的辉煌成就,震惊了来华洋人,震惊之余,英国人德员曾把该书上卷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刊登在1893年和1894年英国的《博医会报》上。
王清任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尽管存在许多缺点和遗漏,但它是中国中医学中唯一的科学著作。可是,到了如今,中医界都在努力争得“科学”头衔。为了维护中医的脸面,拒绝用科学的现代医学解释中医,甚至故意混淆科学理念,杜撰出“科学多模式”,把中医说成是“东方科学”,自吹自擂,夜郎自大,把中医的玄秘“吹”出国门,“吹”向太空。所以,如果一定要在多如草木的中医典籍中寻找“科学”的话,王清任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将会是唯一的。只可惜,王清任的科学著作,并没有被中医界当“科学”接纳,而是遭到了无理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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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写道:“古人曰:既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以良医易而良相难。余曰:不然。”王清任认为,古人说的“做一个好的医生容易,做一个好的宰相很难”的话,肯定是错误的。他说,“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其所以无全人者,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好的宰相,世代都有,可是明了人体脏腑的医生,却是一个都没有的。做一个医生,在不了解人体脏腑的情况下,只知尊古,不做新究,“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病本既失,纵有绣虎雕龙之笔,裁云补月之能,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他觉得,一个不了解人体脏腑的医生,纵有天大的本事,都是盲动。王清任的这些论述,真的是说破了千年玄机、揭露了千古伪医,就像把天上通了一个窟窿,也像犯下了罪孽,于是,科学,成为了不能被时局接纳的反叛。
王清任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儒学至上”的时代。医学,只是儒学学子们功名无望、穷困落魄之后,用以糊口、成名的“候补手段”。读书人受得十年寒窗苦,目的全在于求取功名、媚君做官、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可是,一旦功名不就,官场落魄,穷得没有饭吃了,只得退而求其次,混个“良医”来养家糊口、立威扬名,这就是所谓“儒医”。王清任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以“儒医”为主流医学的时代。这样的“儒医”,只知道遵从古圣贤之言,不会有半点创新。他们咬文嚼字,穷摆酸款,坐而论道,辨症论治,以阴阳五行推理玄想,以《灵素伤寒》之规,“用药如用兵”,开方布阵、挺胸摆谱而已。所谓“有赃官脏吏,没有脏大夫”的俗话,就是这个时期的流行语。于是,大夫只要尊古行医,即使治不好病,把人治死了,也是“人有祸福、命有天定”,岂是医生之责乎?那时的儒医,经过反复咀嚼古圣贤的陈语旧句,假如能念出几句常人寡闻的腐词朽语,就可被人加以颂扬而牌匾悬庭、名声显赫,成为一方名医或医学大师。读书人的那一肚子学问,最终派上了行医看病的用场。在晚清时期的读书人中,曾经传扬着这样一首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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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中医,如此儒医,有哪一个肯去死尸堆里查看人体的脏腑究竟呢?在那个时代,除了王清任,别的没有了!
王清任先生的《医林改错》,虽然在中医活血化淤方面,无意中符合了时医的嗜好,并被后人广泛运用。但是,该著作的主体内容却是要推翻古制、否定玄说、尊重科学、标新立异的。我们想,王清任先生在解剖中肯定没有发现“六经”“奇经八脉”和任何经络,肯定没有发现作为“风”“寒”“暑”“湿”以及“上火”之类的任何病邪病因,而是发现了古医籍藏象之说中大量的矛盾和谬误。比如“心主神明”“肝居左侧”“命门无定处”“三焦无形态”“脾动”等等。他对这些千古谬误,表示了中肯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地“改错”,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人体生理解剖新概念,比如“脑主记忆”等等。
《医林改错》作为中医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问世之后,本应该起到推动中国医学飞速发展的作用,也应该引起一场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刻的文化运动,从而使中医学摆脱“岐黄”桎梏,铲除“儒医”恶习,可是,没有。《医林改错》的出版发行,迎来的是中医学界的一片恐怖、惊讶和唏嘘!众多所谓“名医”对《医林改错》和王清任本人进行了猛烈攻击,说什么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人”。所谓“《医林改错》”,是“越改越错”,是“可怕的流毒”;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冲不破传统伦理束缚,把毁伤(解剖)他人身体,视为“极其不仁”。有的漫骂王清任解剖、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王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还有人怀疑他的解剖学是“拿经典做靶子”,企图“驾圣人而上”,王清任是什么“哗众取宠出风头”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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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歪理邪说,比起《医林改错》来,真够赖皮!真够无赖!所以我们要称现代中医为赖医!
通过研究、讨论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我们清楚的知道了:清朝的中医是反科学的,现代的所谓“中医”更是反科学的。
正如王清任先生所说,“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现在已经加入了WTO的中国,拥有视力5.0的现代医学,还要那反对科学、视力为0的“盲子中医”何用?!,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