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西医团结的现实基础问题
作者：张功耀
公元7世纪中医遭遇外来医术的挑战以后，中医的愚昧、野蛮、腐败、伪善与无能就逐步暴露出来了。
最早传入中国的医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西医”，而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埃及医、印度医、回回医(阿拉伯医)和杂糅了回回医和希腊医的“大秦医术”，即今历史学家所谓之“拜占庭医术”。值得一提的是，外来医术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中医生们基本上还能够做到“见贤思齐”，也就是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没有今天的中医生那样张牙舞爪，狂妄自大。
西学东渐以降，国风渐开，西方医术与中国传统医术之间更显出了“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吴汝纶语)的天壤差异。许多中医生内心上十分脆弱而自卑，外表上却十分狂妄而自大。他们不但不虚心学习人家先进的医术，反倒把人家先进的医术，如洗胃拯救服毒、剖腹产、针刺治疗白内障(有人以为这种医术属于中医，其实它属于阿拉伯医)、手术割瘤、头颅外科手术治疗无先兆的双目失明等，捏造成“妖术”，吓唬那些少见多怪的中国人。从那以后，中医和西医之间就出现了所谓的“不团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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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最“不团结”，甚至形成“阶级对立”的时候，是在中医被捧上神坛之后。那时的中医，拥有“伟大宝库”和“优秀传统文化”等多种桂冠，西医则毫无依据地沾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嫌疑。就连长沙市湘雅医院门前的街道(现在的湘雅路)，都因此而被改成了“反帝路”。它使每一个进出湘雅医院的医生们每天都遭遇着可被怀疑为“帝国主义走狗”的警示。中医生则虽然无能，只因为他们都是“伟大宝库”中的一员，却一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
远在公元前1800年，《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医生行医进行法律监管了。我国则不然。在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没有医疗法规。直到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启动了医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遗憾的是，这些法规建设刚刚起步就夭折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迫于毛泽东个人专断的政治压力，废除了所有旨在推动中医中药走向法制化和科学化管理的法律和规章。从那以后，中医中药成了只受法律保护不受法律约束的一种存在。199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被莫名其妙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中药又因此而获得了“只要科学招牌，不守科学规范”的尚方宝剑。这两次重大变革，使得本来就飞扬跋扈的中医生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以至于重金属含量超国际标准17万倍也没有任何法律给以监管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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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国人民终于冲破牢笼，打破了长达55年的思想沉寂，义无反顾地掀起了旨在维护自身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反中医斗争。当反中医人士把中医中药揭露得体无完肤之后，那些曾经高高在上、指天笑骂的中医生们，却突然祭起了“加强中西医团结”的杏黄旗，发出了跪地求饶的哀鸣。
“团结”这个概念本属于社会学范畴，通常只是政治家们玩弄的一个口头禅，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君不见那些口口声声讲团结的政客们，从来就没有宽宏大量地相互团结过。一方面，他们相互斗争得最残酷，也最肮脏。另一方面，他们释放的团结烟幕也最多。
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团结都必定是有原则的。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当中就明确表示过反对“无原则的和平”。
无原则的团结是十分有害的。就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说，每当科学与迷信之间“讲团结”的时候，中国特色的所有迷信(如中医和风水)都赢得了科学的遮羞布，而真正的科学却只剩下了一具空空如也的躯壳。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边，每当警察与土匪“讲团结”的时候，那兵匪一家的社会环境更使我们的老百姓不堪其苦。毋庸讳言，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任何无原则的团结都已经和正在导致腐朽而庸俗的作风发生。中西医之间充满庸人气息的“团结”(如中西医结合)，已经并且正在对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中药注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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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有必要说一说1950年11月2日毛泽东发表的一个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思考这个题词，我认为，这个题词所表达的思想原则是正确的。题词中，毛泽东明确强调，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团结是为了共同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毫无疑问，“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应该以文明、科学和进步为基础。否则，这样的“人民卫生工作”势必失去“人民”的蕴意，也不可能是“伟大的”。
但是，这个崇高而圣洁的人道主义目标被中医卫道士掏空了全部科学内涵。我国一些至今还在拿“最高指示”说话的中医卫道士们，其实是“两个凡是”在医学领域的突出代表。只不过中医卫道士倡导的“两个凡是”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凡是”形似而神非而已。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凡是”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中医卫道士推行的“两个凡是”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为了他们的私利，中医卫道士对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做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釜底抽薪工作。他们完全漠视“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当中应该包含的文明、科学和进步这样的内涵，却无耻地用“努力发掘伟大宝库”“西医学习中医”来偷梁换柱。这一偷梁换柱行为使得我国50多年以来的“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在许多方面都严重违背科学，违背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经常表现出一些荒诞不经和丑态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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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着“中医和西医一起吃皇粮”的政策。表面上，这个政策是为了让中医和西医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讲团结。可是，中西医之间存在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西医讲科学，讲实验证据和逻辑证据。中医则依据“医者意也”的反动哲学解释疾病，臆断病因，施展医术。由于中医和西医之间不存在讲团结的基础，所以，尽管中央政府把中西医放在了相同的起跑线上“一起吃皇粮”，却没有促进二者的团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把科学的东西和不科学的东西放在一起“吃皇粮”，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却诱导并助长了我国医学科学领域的虚假和浮躁，尤其是搞乱了人们的医疗观念。其危害之深远，至今无法估量。
最近，我国政府围绕着中医中药问题作出了两个表述。一个表述是“坚持中西医并重”；另一个表述是“大力扶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其实，这两个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已经表述了“中西医并重”，就不应该再有并重之外的“大力扶持”。一方有大力扶持，另一方没有大力扶持，怎么可以说得上“并重”呢？
从50年代的“解放中医”到作出这两个表述，我国的中医政策实际上是把中医中药作为至高无上的神供起来。作出这两个表述以后，我国未来中医政策倾向于把原来的“供起来”改为“养起来”。从来自以为是的中医居然需要中央政府“供起来”或者“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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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坚持中西医并重”与“大力扶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互相矛盾，我强烈建议取消“大力扶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这个表述，保留“坚持中西医并重”这个原则。
不言而喻，“中西医并重”不是见人一份地吃大锅饭，而是要在中西医之间重建科学、文明、进步的标准，重建共同的市场经济原则，重建人人平等的法律和法规体系，重建确保公平的分配关系。总之，“中西医并重”应该是基于严格的科学和法制的并重。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也必须是基于文明、科学、进步现实基础之上的团结，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拿，我拿，大家都拿”和“中西医结合最好拿”的无政府主义。对于那些不讲文明、不守科学规范、蔑视社会进步、中西医相互勾结起来“要钱不要命”的一团和气、共同腐朽、相互庸俗、一起堕落的“团结”，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权利起来打倒它!,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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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传入中国的医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西医”，而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埃及医、印度医、回回医(阿拉伯医)和杂糅了回回医和希腊医的“大秦医术”，即今历史学家所谓之“拜占庭医术”。值得一提的是，外来医术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中医生们基本上还能够做到“见贤思齐”，也就是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没有今天的中医生那样张牙舞爪，狂妄自大。
西学东渐以降，国风渐开，西方医术与中国传统医术之间更显出了“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吴汝纶语)的天壤差异。许多中医生内心上十分脆弱而自卑，外表上却十分狂妄而自大。他们不但不虚心学习人家先进的医术，反倒把人家先进的医术，如洗胃拯救服毒、剖腹产、针刺治疗白内障(有人以为这种医术属于中医，其实它属于阿拉伯医)、手术割瘤、头颅外科手术治疗无先兆的双目失明等，捏造成“妖术”，吓唬那些少见多怪的中国人。从那以后，中医和西医之间就出现了所谓的“不团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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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最“不团结”，甚至形成“阶级对立”的时候，是在中医被捧上神坛之后。那时的中医，拥有“伟大宝库”和“优秀传统文化”等多种桂冠，西医则毫无依据地沾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嫌疑。就连长沙市湘雅医院门前的街道(现在的湘雅路)，都因此而被改成了“反帝路”。它使每一个进出湘雅医院的医生们每天都遭遇着可被怀疑为“帝国主义走狗”的警示。中医生则虽然无能，只因为他们都是“伟大宝库”中的一员，却一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
远在公元前1800年，《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医生行医进行法律监管了。我国则不然。在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没有医疗法规。直到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启动了医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遗憾的是，这些法规建设刚刚起步就夭折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迫于毛泽东个人专断的政治压力，废除了所有旨在推动中医中药走向法制化和科学化管理的法律和规章。从那以后，中医中药成了只受法律保护不受法律约束的一种存在。199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被莫名其妙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中药又因此而获得了“只要科学招牌，不守科学规范”的尚方宝剑。这两次重大变革，使得本来就飞扬跋扈的中医生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以至于重金属含量超国际标准17万倍也没有任何法律给以监管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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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国人民终于冲破牢笼，打破了长达55年的思想沉寂，义无反顾地掀起了旨在维护自身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反中医斗争。当反中医人士把中医中药揭露得体无完肤之后，那些曾经高高在上、指天笑骂的中医生们，却突然祭起了“加强中西医团结”的杏黄旗，发出了跪地求饶的哀鸣。
“团结”这个概念本属于社会学范畴，通常只是政治家们玩弄的一个口头禅，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君不见那些口口声声讲团结的政客们，从来就没有宽宏大量地相互团结过。一方面，他们相互斗争得最残酷，也最肮脏。另一方面，他们释放的团结烟幕也最多。
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团结都必定是有原则的。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当中就明确表示过反对“无原则的和平”。
无原则的团结是十分有害的。就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说，每当科学与迷信之间“讲团结”的时候，中国特色的所有迷信(如中医和风水)都赢得了科学的遮羞布，而真正的科学却只剩下了一具空空如也的躯壳。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边，每当警察与土匪“讲团结”的时候，那兵匪一家的社会环境更使我们的老百姓不堪其苦。毋庸讳言，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任何无原则的团结都已经和正在导致腐朽而庸俗的作风发生。中西医之间充满庸人气息的“团结”(如中西医结合)，已经并且正在对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中药注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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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思考这个题词，我认为，这个题词所表达的思想原则是正确的。题词中，毛泽东明确强调，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团结是为了共同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毫无疑问，“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应该以文明、科学和进步为基础。否则，这样的“人民卫生工作”势必失去“人民”的蕴意，也不可能是“伟大的”。
但是，这个崇高而圣洁的人道主义目标被中医卫道士掏空了全部科学内涵。我国一些至今还在拿“最高指示”说话的中医卫道士们，其实是“两个凡是”在医学领域的突出代表。只不过中医卫道士倡导的“两个凡是”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凡是”形似而神非而已。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凡是”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中医卫道士推行的“两个凡是”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为了他们的私利，中医卫道士对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做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釜底抽薪工作。他们完全漠视“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当中应该包含的文明、科学和进步这样的内涵，却无耻地用“努力发掘伟大宝库”“西医学习中医”来偷梁换柱。这一偷梁换柱行为使得我国50多年以来的“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在许多方面都严重违背科学，违背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经常表现出一些荒诞不经和丑态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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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着“中医和西医一起吃皇粮”的政策。表面上，这个政策是为了让中医和西医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讲团结。可是，中西医之间存在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西医讲科学，讲实验证据和逻辑证据。中医则依据“医者意也”的反动哲学解释疾病，臆断病因，施展医术。由于中医和西医之间不存在讲团结的基础，所以，尽管中央政府把中西医放在了相同的起跑线上“一起吃皇粮”，却没有促进二者的团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把科学的东西和不科学的东西放在一起“吃皇粮”，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却诱导并助长了我国医学科学领域的虚假和浮躁，尤其是搞乱了人们的医疗观念。其危害之深远，至今无法估量。
最近，我国政府围绕着中医中药问题作出了两个表述。一个表述是“坚持中西医并重”；另一个表述是“大力扶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其实，这两个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已经表述了“中西医并重”，就不应该再有并重之外的“大力扶持”。一方有大力扶持，另一方没有大力扶持，怎么可以说得上“并重”呢？
从50年代的“解放中医”到作出这两个表述，我国的中医政策实际上是把中医中药作为至高无上的神供起来。作出这两个表述以后，我国未来中医政策倾向于把原来的“供起来”改为“养起来”。从来自以为是的中医居然需要中央政府“供起来”或者“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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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西医并重”不是见人一份地吃大锅饭，而是要在中西医之间重建科学、文明、进步的标准，重建共同的市场经济原则，重建人人平等的法律和法规体系，重建确保公平的分配关系。总之，“中西医并重”应该是基于严格的科学和法制的并重。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也必须是基于文明、科学、进步现实基础之上的团结，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拿，我拿，大家都拿”和“中西医结合最好拿”的无政府主义。对于那些不讲文明、不守科学规范、蔑视社会进步、中西医相互勾结起来“要钱不要命”的一团和气、共同腐朽、相互庸俗、一起堕落的“团结”，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权利起来打倒它!,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