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药物催化肿瘤治疗变革
□本报记者 朱国旺
近日，“2009年百泰生物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管忠震教授、秦叔逵教授、石远凯教授等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肿瘤界知名专家齐聚北京，就“肿瘤分子靶向治疗进展”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靶向药物不断涌现
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将肿瘤从分子、受体、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与病因学、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了起来。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的深入了解，针对肿瘤发病的分子机制包括关键基因、调控分子和受体的认识，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血管生成因子受体(VEGF)的单克隆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靶向治疗和基因治疗已经开始应用于临床常见肿瘤的治疗，成为临床肿瘤学最突出的亮点。
据孙燕院士介绍，10多年来，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不断涌现，已有的分子靶向药物也不断增加新的适应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利妥昔单抗治疗淋巴瘤，曲妥珠单抗治疗乳腺癌，伊马替尼和达沙替尼治疗白血病，吉非替尼、厄罗替尼、血管内皮抑素治疗肺癌，尼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治疗头颈部肿瘤和大肠癌，索拉非尼治疗肾癌和肝癌，贝伐单抗治疗肺癌、大肠癌，尼妥珠单抗治疗恶性神经胶质瘤，伊马替尼治疗胃肠间质瘤和阿西替尼治疗甲状腺癌等。这类药物单用大多有一定疗效，还能明显提高化疗或放疗的疗效，已经有多种药物进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所制定的常见肿瘤治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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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肿瘤治疗理念
分子靶向药物无疑是临床肿瘤学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为肿瘤治疗带来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手段，而这种全新的理念又与我国传统的治疗观念有某种程度的巧合。有着中医背景的孙燕院士告诉记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分子靶向治疗和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有‘辨证论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就很容易理解靶向治疗。只是靶向治疗辨的不是寒热虚实，而是基因突变、受体和关键的酶。例如结直肠癌或者非小细胞肺癌，由于受临床因素、有无K-ras突变等因素影响，每个病人都需要个体化治疗，即同病不同治。同时，很多临床研究证实，同一种靶向药物既对于某种肿瘤如头颈部肿瘤有效，又对其他肿瘤如神经胶质瘤和胰腺癌有效，这就是异病同治的范例。”
肿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是将肿瘤完全消灭，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孙燕院士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肿瘤归入慢性可控性疾病的范畴，而不是不治之症。很多靶向药物的出现，有利于将很多肿瘤变为慢性过程，大大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使更多患者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认为，从肿瘤的治疗上看，一方面仍然强调采取综合手段治愈患者；但另一方面，也该接受要与肿瘤长期“和平共处”的现实。“癌症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也应该成为陪伴患者几十年，乃至终生的慢性病。”
, 百拇医药
解放军全军肿瘤中心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秘书长秦叔逵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靶向治疗让我们开始懂得医生不仅是在治病，更是在治人了。这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过去一味强调灭瘤，甚至不惜过度治疗，很少顾及病人感受的时代。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结合个体化特点进行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也许现在，靶向治疗依然不能代替放化疗、手术等传统治疗手段，但其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靶向性，最有针对性地杀灭癌细胞，减少不良反应，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能获得最好的生活质量，并使治疗更加个体化。作为肿瘤科医生，我们应该了解如何才能让靶向治疗尽情地发挥长处，让患者最大限度地获益。”
他还指出，目前对肿瘤靶向治疗的疗效评价系统没有建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治疗效果是不一样的，不能用评价化疗的标准来评价靶向治疗。很多靶向药物其实对肿瘤是一种稳定剂，治疗后肿瘤大小没有变化，有的甚至还变大，但采用PET-CT等方法进行检查可以发现，这些肿瘤内部已出现坏死，形成空洞了，因此不能以肿瘤大小的改变来评价疗效。靶向治疗的疗效评价标准应该综合考虑肿瘤大小、症状、生存受益、毒性作用、经济-效益比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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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需要重视
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人所共知，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却常被忽视。秦叔逵教授说，靶向药物的应用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在这10多年中，对其不良反应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以前认为它没什么不良反应，没有毒副作用，现在慢慢认识到靶向药物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临床发现，很多靶向药物会引起痤疮样的滤泡疹等不良反应。他说，对靶向药物的毒性，只要符合两个条件：是否可以预知和毒性经过处理是否可逆，就不必过于害怕。
人类对抗体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抗体真正成为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有效药物仅10余年的时间，其主要原因是早期的抗体主要是由小鼠产生的“鼠源”抗体，对于人体而言属于异源物质。得益于人类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抗体的“人源化”技术，即将抗体中的绝大部分的鼠源蛋白质成分替换为人类抗体的成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教授说，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其人源化程度密切相关：人源化越高，不良反应越低。随着将来技术的发展，人源化程度的提高，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必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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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适应证用药要遵循原则
如前面孙燕院士所说，靶向治疗的适应证在不断拓展。在临床上，很多抗肿瘤靶向药物的使用并不完全按照现在规定的适应证给药，即超适应证用药。秦叔逵教授一方面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抗肿瘤药物超适应证使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化疗也是一样，比如紫杉醇的适应证并不包括胃癌，但在实际临床中将其用于胃癌的治疗非常普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任何适应证都是从非适应证发展而来的，这里面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但是他更加强调，对超适应证用药应该严格管理，确保安全有效。我国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可以参考美国FDA对超适应证用药的4点要求，即常规治疗无效、有一定的试验依据、病人知情同意、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批。
我国研发工作步入跃升期
单克隆抗体是针对特异抗原产生的特异纯化抗体，它具有高度专一性，能够特异性针对肿瘤细胞进行靶向治疗，从分子水平逆转肿瘤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因而有“生物导弹”之称。该类药物具有靶向性强、特异性高和毒副作用低等特点，并能增强放、化疗的治疗效果，代表着肿瘤治疗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据石远凯教授介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靶向药物市场主要被进口药物所垄断，2008年，我国第一个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功能性单抗药物尼妥珠单抗获准上市，首次打破了国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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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远凯教授说，尼妥珠单抗是以EGFR为靶点的单抗药物，也是我国第一个治疗恶性肿瘤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临床证明，它用于头颈部鳞癌、神经胶质瘤、结直肠癌、胰腺癌、食管癌等多种上皮源性肿瘤的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孙燕院士说，今年3月底，NCCN中国版会议将在京召开，它有望进入头颈部肿瘤治疗指南。
孙燕院士在谈到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时说，尽管该药尚需要有进一步的循证医学证据，但这是我们在靶向治疗方面向世界做出的贡献，我们应该对其倍加保护。秦叔逵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作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民族感情是很强烈的，迫切希望我们国家有好的肿瘤治疗药物。”他说，我国靶向药物的发展水平基本和国外同步，在人源化等方面的很多先进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将来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聪明的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必定会大有所为。, 百拇医药
近日，“2009年百泰生物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管忠震教授、秦叔逵教授、石远凯教授等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肿瘤界知名专家齐聚北京，就“肿瘤分子靶向治疗进展”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靶向药物不断涌现
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将肿瘤从分子、受体、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与病因学、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了起来。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的深入了解，针对肿瘤发病的分子机制包括关键基因、调控分子和受体的认识，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血管生成因子受体(VEGF)的单克隆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靶向治疗和基因治疗已经开始应用于临床常见肿瘤的治疗，成为临床肿瘤学最突出的亮点。
据孙燕院士介绍，10多年来，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不断涌现，已有的分子靶向药物也不断增加新的适应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利妥昔单抗治疗淋巴瘤，曲妥珠单抗治疗乳腺癌，伊马替尼和达沙替尼治疗白血病，吉非替尼、厄罗替尼、血管内皮抑素治疗肺癌，尼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治疗头颈部肿瘤和大肠癌，索拉非尼治疗肾癌和肝癌，贝伐单抗治疗肺癌、大肠癌，尼妥珠单抗治疗恶性神经胶质瘤，伊马替尼治疗胃肠间质瘤和阿西替尼治疗甲状腺癌等。这类药物单用大多有一定疗效，还能明显提高化疗或放疗的疗效，已经有多种药物进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所制定的常见肿瘤治疗规范。
, http://www.100md.com
改变肿瘤治疗理念
分子靶向药物无疑是临床肿瘤学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为肿瘤治疗带来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手段，而这种全新的理念又与我国传统的治疗观念有某种程度的巧合。有着中医背景的孙燕院士告诉记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分子靶向治疗和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有‘辨证论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就很容易理解靶向治疗。只是靶向治疗辨的不是寒热虚实，而是基因突变、受体和关键的酶。例如结直肠癌或者非小细胞肺癌，由于受临床因素、有无K-ras突变等因素影响，每个病人都需要个体化治疗，即同病不同治。同时，很多临床研究证实，同一种靶向药物既对于某种肿瘤如头颈部肿瘤有效，又对其他肿瘤如神经胶质瘤和胰腺癌有效，这就是异病同治的范例。”
肿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是将肿瘤完全消灭，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孙燕院士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肿瘤归入慢性可控性疾病的范畴，而不是不治之症。很多靶向药物的出现，有利于将很多肿瘤变为慢性过程，大大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使更多患者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认为，从肿瘤的治疗上看，一方面仍然强调采取综合手段治愈患者；但另一方面，也该接受要与肿瘤长期“和平共处”的现实。“癌症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也应该成为陪伴患者几十年，乃至终生的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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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全军肿瘤中心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秘书长秦叔逵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靶向治疗让我们开始懂得医生不仅是在治病，更是在治人了。这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过去一味强调灭瘤，甚至不惜过度治疗，很少顾及病人感受的时代。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结合个体化特点进行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也许现在，靶向治疗依然不能代替放化疗、手术等传统治疗手段，但其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靶向性，最有针对性地杀灭癌细胞，减少不良反应，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能获得最好的生活质量，并使治疗更加个体化。作为肿瘤科医生，我们应该了解如何才能让靶向治疗尽情地发挥长处，让患者最大限度地获益。”
他还指出，目前对肿瘤靶向治疗的疗效评价系统没有建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治疗效果是不一样的，不能用评价化疗的标准来评价靶向治疗。很多靶向药物其实对肿瘤是一种稳定剂，治疗后肿瘤大小没有变化，有的甚至还变大，但采用PET-CT等方法进行检查可以发现，这些肿瘤内部已出现坏死，形成空洞了，因此不能以肿瘤大小的改变来评价疗效。靶向治疗的疗效评价标准应该综合考虑肿瘤大小、症状、生存受益、毒性作用、经济-效益比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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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需要重视
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人所共知，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却常被忽视。秦叔逵教授说，靶向药物的应用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在这10多年中，对其不良反应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以前认为它没什么不良反应，没有毒副作用，现在慢慢认识到靶向药物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临床发现，很多靶向药物会引起痤疮样的滤泡疹等不良反应。他说，对靶向药物的毒性，只要符合两个条件：是否可以预知和毒性经过处理是否可逆，就不必过于害怕。
人类对抗体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抗体真正成为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有效药物仅10余年的时间，其主要原因是早期的抗体主要是由小鼠产生的“鼠源”抗体，对于人体而言属于异源物质。得益于人类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抗体的“人源化”技术，即将抗体中的绝大部分的鼠源蛋白质成分替换为人类抗体的成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教授说，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其人源化程度密切相关：人源化越高，不良反应越低。随着将来技术的发展，人源化程度的提高，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必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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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适应证用药要遵循原则
如前面孙燕院士所说，靶向治疗的适应证在不断拓展。在临床上，很多抗肿瘤靶向药物的使用并不完全按照现在规定的适应证给药，即超适应证用药。秦叔逵教授一方面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抗肿瘤药物超适应证使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化疗也是一样，比如紫杉醇的适应证并不包括胃癌，但在实际临床中将其用于胃癌的治疗非常普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任何适应证都是从非适应证发展而来的，这里面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但是他更加强调，对超适应证用药应该严格管理，确保安全有效。我国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可以参考美国FDA对超适应证用药的4点要求，即常规治疗无效、有一定的试验依据、病人知情同意、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批。
我国研发工作步入跃升期
单克隆抗体是针对特异抗原产生的特异纯化抗体，它具有高度专一性，能够特异性针对肿瘤细胞进行靶向治疗，从分子水平逆转肿瘤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因而有“生物导弹”之称。该类药物具有靶向性强、特异性高和毒副作用低等特点，并能增强放、化疗的治疗效果，代表着肿瘤治疗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据石远凯教授介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靶向药物市场主要被进口药物所垄断，2008年，我国第一个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功能性单抗药物尼妥珠单抗获准上市，首次打破了国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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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远凯教授说，尼妥珠单抗是以EGFR为靶点的单抗药物，也是我国第一个治疗恶性肿瘤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临床证明，它用于头颈部鳞癌、神经胶质瘤、结直肠癌、胰腺癌、食管癌等多种上皮源性肿瘤的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孙燕院士说，今年3月底，NCCN中国版会议将在京召开，它有望进入头颈部肿瘤治疗指南。
孙燕院士在谈到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时说，尽管该药尚需要有进一步的循证医学证据，但这是我们在靶向治疗方面向世界做出的贡献，我们应该对其倍加保护。秦叔逵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作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民族感情是很强烈的，迫切希望我们国家有好的肿瘤治疗药物。”他说，我国靶向药物的发展水平基本和国外同步，在人源化等方面的很多先进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将来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聪明的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必定会大有所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