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真的能搞好免疫吗？ ——《三联生活周刊》不知所谓的中医专辑
作者：zwmimi
6月1日，休闲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居然做了个专辑《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来探讨有关医学的严肃问题。本来呢，作为一份闲暇时轻松生活节奏的读物(邹韬奋先生创刊时的定位)，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转载或者介绍一些科普作品，倒是很对味的事情。可如今为了体现它的“鲜明个性”以“评论新热点、新人类、新生活”，竟然开始从评判者的角度进军科学阵地。
专辑的首篇即为该杂志编辑部不署名的点题文章《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以下简称《中文》，然后跟了三篇记者署名的报道：《三名中医的辨证整治观》、《桂枝汤里的春秋》、《禹州药材市场调查》，来作为点题文章观点的佐证。
《中文》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鲜，无非是为没落的中医体系鼓与呼，意图将之置于与现代医学并行不悖的道路上，且可能弥补现代医学乃至科学的不足。虽是老调，但如此大张旗鼓、阵势堂堂的招魂之举却在正规读物上不多见，因此不批不行，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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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观点的铺陈有三：一、中医对传染、感冒的研究很深，而反倒是现代人、现代科学对其认识不足；二、李约瑟作为一个中立的学者，认为中医对西医的建立帮助很大，所以西医实际上是中西方文明的结晶，不应为西方主义话语霸权所蒙蔽；三、西医有严重的负作用，而中医更加尊重环境、尊重生命。这里我来一一辨析。
对于第一，中国古有对“感”、“冒”二字的理解，甚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感冒”一词，不代表中医对传染和免疫有正确的认识及对策。这事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传染的发生，是可以直接观察总结到的，即为“感”，这一点并不神奇，所有的古人可以做到；另一方面，为什么会发生传染，是发展到现代生物学才能真正认识到的，即为病原体的作用，而中医的理解始终为“六淫”、“六邪”或者是“戾气”，这就属于纯粹的望壁虚造了。
正因为中医搞不清楚传染的根源，所以只能进行低层次的处理，比如隔离避免进一步扩大，但在消灭或抵抗病原体方面则效果甚低。时至民国时期，肺结核还是绝症，中医摸索了几千年也没搞定；著名的血吸虫病，也是依靠现代科学弄清楚病原体的来源才得以彻底消灭。这些例子，很清楚的说明中医的“淫、邪、戾”等方法论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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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来看，“感冒”古已有之，只是汉语环境中对这些病症的定义，丝毫不能说明中医有能力、有办法解决感冒问题。更何况，以《中文》的举例，中医对“冒”的定义，基本就不属于感冒主要症状，这进一步证明“感冒”一词仅为文字概念的运用，并不涉及真正的认识和方法体系。
对于第二，首先要说清楚的是，现代医学，不是中医，更不是西医。只有知识体系不完备的人，才会把“西医”这一俗称当作真正的西医。而知识体系不完备，居然敢评判医学问题，真是叫人瞠目结舌。
现代医学，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所以在中国有此俗称，但实际它是在抛弃古代西医的蒙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的基础，是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在中世纪之后才逐渐崛起。它既摆脱宗教的桎梏，也摆脱了传统西医里与中医类似的那些象征性理论，如来自于天地四元素的四体液说。这其中，文艺复兴之后实证科学的建立，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关键根源，而非西方古代医学的历史传承。
, http://www.100md.com 至于李约瑟的演讲，我们还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递进式的理解：一方面，李的资料，只能证明中国古人很早就在进行免疫方面的努力，而种痘即为一个经验式的总结，这类经验在中医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也是大量存在且实际有效的；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并不必然上升为科学，它也没有实证科学那么精确，所以中医才会处于毒副作用不明、疗效不明的尴尬境地，所以中医才不能将类似种痘的方法体系运用到免疫体系的各个层面。
归结起来，实证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方法正确才能保证结果正确，而中医的结果正确却没有带来方法正确，谁也不知道它下一次结果能否正确，自然就没有推而广之的意义。
这个归结，也可以直接回应《中文》的第三个观点。现代医学当然有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在，科学从来就不会宣称自己是神可以包打天下。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科学体系的完善，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是回过头去关注那些始终无法自证、自圆的古代学说。
同时，传染病在现代的迅速发展，并不能归咎于现代医学，而关键在于传染的途径问题。若甲型H1N1发生在古代，它可能只在墨西哥至多美洲地区传播，不会成为全球性问题，这是范围；而病毒在不同人群、不同动物宿主之间的传播也不会那么迅速从而导致更多的变异，这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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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尊重环境、尊重生命，这又属于既不了解现代西学也不了解中医之论。说现代医学不重视环境不同对疾病的影响所以不尊重生命的个体，那么试问北方的萨斯和南方的萨斯是不是用同样的疫苗解决的？此次甲型H1N1，在北京、广东都有收治且治愈，那么现代医学是怎么不尊重他们的生命个体的？只要病毒相同，当然可以采用同一种方法处理，至于因为气候条件、宿主情况等等发生变异，那么治疗方法自然要变，关键不在于外部条件，而是变异是否发生——这就是现代医学和中医在方法上的分野，也是正误之分的关键。《中文》属于典型的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而妄开尊口。
反倒是专辑中中医言论，给了《中文》一记耳光。在《桂枝汤里的春秋》里那个叫张瑞贤的中医就介绍到“当大规模的流行病到来后，中医的操作模式是先要进行小面积的辨证分型，然后选方试药，选出合适的方药后就会大面积推广，而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进行辨证论治”。且不说中医的这个“小面积辩证分型”是否真的就足够成为药物疗效及副作用的实证，倒是“大面积推广”真就是《中文》所说的不尊重环境、不尊重生命个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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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个月内，各方面的中医已经不看病人只根据远在美洲的病症描述就开出了各自的“猪流感药方”，又有哪个是根据环境、根据生命个体来辩证施治呢？
最后根据《中文》的全部观点做个总结：中医对传染和免疫并不具备有效的高深理论或方法，现代医学的发展也不是什么中西方古文明的结晶而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在尊重环境、尊重生命个体方面现代医学更为保险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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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
◎ 2009-05-27
在自认为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看来，中医体系无法解释H1N1病毒，因为在中医里，似乎没有传染病与病毒的概念。中医面对的是抽象而非实证，比如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疾病产生与治疗，只有西医才是面对视之可见、触之有物的诊断。特别是对病毒的发现，乃现代医学对生命科学及病理学的一大贡献，它已精细到通过微生物学来深入研究疫情与感染，中医学与如此的西医学相比，能量对比那么的悬殊，又如何可能面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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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真冷静下来面对历史，答案可能就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我们从古籍中可以读到，明朝万历进士谢肇淛的笔记《五杂组·人部》中，就已经出现了“传染”一词。这一条记载“闽俗可恨”，说闽人瘟疫一起就请邪神，以香火供奉，“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谢肇淛生于1567年，死于1621年，他祖籍福建，生于浙江钱塘，其生活年代正是瘟疫流行时。1568年，中国境内确实已经有了第一家教会医院，但那是在澳门，西医在内地根本就没有形成传播力。谢肇淛记载中提到的“通圣散”全名“防风通圣散”，其药方在宋以后的医书中都广泛查到，作用便是解毒疏风，调和营卫。
再比如，在明末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十二中，写到京中女子等王生不归，只能与奶妈雇了船下汴京。行到广陵地方，出现了“感冒”一词：“盘缠已尽，那老妈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一病不起。”感冒这个词，感是交感，冒是帽的古字，在中医字意里，“冒”指病者神志不清，也就是“冒昧”。汉末张机的《伤寒论》中就用到了这个冒：“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这里的“家”应该有回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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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最起码可以说，“感冒”其实非外来词，中医对传染的理解与体会，在当时也可能已经深入。而恰是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其实非常肤浅。一种扎根于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医学，曾经由一代代医家发展过，只强调最早的“黄帝内经”，和随后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其实不能简单囊括为中医之全部。
李约瑟先生1980年曾在香港大学演讲《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他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认为，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学科之一——免疫学，实际起源于中国为抵御天花蔓延而发明的种痘。他认为，中国的种痘实践最早可推至公元1000年的北宋，而葛洪在约公元320年时就对天花有了叙述。李约瑟引用的资料，不仅有1700年西印度公司的经商者在通信中对中国民间种痘现状的记录，还有1741年张琐的《种痘新书》与1726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殷宏绪关于“菌力减弱法”的报告，正是这种“菌力减弱”提高了种痘的安全性。李约瑟的观点，种痘法其实正是18世纪20年代经地中海沿岸传入的欧洲，但现在的医学史只留下了Edward Jenner发现没有危险的牛痘疫苗的记载。李约瑟由此这样说：“自从18世纪初以来，每一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西方历史学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以东亚为背景的这方面的重要事情，但是，几乎没有一位熟悉中国文献的学者以揭示其真相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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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约瑟的研究，西方科学史的许多篇章大约都需要改写。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不仅被西方主义者排斥，也不被西方主义影响深重的国人所重视。
在甲型H1N1病毒还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恐慌的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封面专题，无意对中医或西医的诊断方法或实际疗效做比较、判断。我们只想从中医提出问题的角度，来引发对现代防疫问题的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环境，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所以尊重环境、保护环境已经成了全球之共识。但在医学问题上，环境与疾病，即使同样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应，所谓对症下药却往往还是严重被疏忽了的——一种新发现病毒所可能造成的感染，似乎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是一样的结果，由此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付出的是比实际需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这里还不论因商业目的而参杂的策划。而且，不细分患者状态，大量过度使用药物的结果，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回顾人类文明史，细观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实都是东西方共同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西医，肯定是东西方医学智慧的综合；汉唐后的中医，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因素。所以，东西方分割，本身是某种话语霸权操纵的结果。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被东、西方主义所双重束缚，是愚蠢的。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应该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何为生命医学、何为生物医学的问题。因为从物出发，不可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不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就无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来救死扶伤。从这个角度，现代医学所面临的众多疑题也许值得我们去面对真实的历史冷静思考，这才是我们的本意。■, 百拇医药
6月1日，休闲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居然做了个专辑《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来探讨有关医学的严肃问题。本来呢，作为一份闲暇时轻松生活节奏的读物(邹韬奋先生创刊时的定位)，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转载或者介绍一些科普作品，倒是很对味的事情。可如今为了体现它的“鲜明个性”以“评论新热点、新人类、新生活”，竟然开始从评判者的角度进军科学阵地。
专辑的首篇即为该杂志编辑部不署名的点题文章《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以下简称《中文》，然后跟了三篇记者署名的报道：《三名中医的辨证整治观》、《桂枝汤里的春秋》、《禹州药材市场调查》，来作为点题文章观点的佐证。
《中文》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鲜，无非是为没落的中医体系鼓与呼，意图将之置于与现代医学并行不悖的道路上，且可能弥补现代医学乃至科学的不足。虽是老调，但如此大张旗鼓、阵势堂堂的招魂之举却在正规读物上不多见，因此不批不行，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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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观点的铺陈有三：一、中医对传染、感冒的研究很深，而反倒是现代人、现代科学对其认识不足；二、李约瑟作为一个中立的学者，认为中医对西医的建立帮助很大，所以西医实际上是中西方文明的结晶，不应为西方主义话语霸权所蒙蔽；三、西医有严重的负作用，而中医更加尊重环境、尊重生命。这里我来一一辨析。
对于第一，中国古有对“感”、“冒”二字的理解，甚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感冒”一词，不代表中医对传染和免疫有正确的认识及对策。这事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传染的发生，是可以直接观察总结到的，即为“感”，这一点并不神奇，所有的古人可以做到；另一方面，为什么会发生传染，是发展到现代生物学才能真正认识到的，即为病原体的作用，而中医的理解始终为“六淫”、“六邪”或者是“戾气”，这就属于纯粹的望壁虚造了。
正因为中医搞不清楚传染的根源，所以只能进行低层次的处理，比如隔离避免进一步扩大，但在消灭或抵抗病原体方面则效果甚低。时至民国时期，肺结核还是绝症，中医摸索了几千年也没搞定；著名的血吸虫病，也是依靠现代科学弄清楚病原体的来源才得以彻底消灭。这些例子，很清楚的说明中医的“淫、邪、戾”等方法论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 百拇医药
回过来看，“感冒”古已有之，只是汉语环境中对这些病症的定义，丝毫不能说明中医有能力、有办法解决感冒问题。更何况，以《中文》的举例，中医对“冒”的定义，基本就不属于感冒主要症状，这进一步证明“感冒”一词仅为文字概念的运用，并不涉及真正的认识和方法体系。
对于第二，首先要说清楚的是，现代医学，不是中医，更不是西医。只有知识体系不完备的人，才会把“西医”这一俗称当作真正的西医。而知识体系不完备，居然敢评判医学问题，真是叫人瞠目结舌。
现代医学，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所以在中国有此俗称，但实际它是在抛弃古代西医的蒙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的基础，是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在中世纪之后才逐渐崛起。它既摆脱宗教的桎梏，也摆脱了传统西医里与中医类似的那些象征性理论，如来自于天地四元素的四体液说。这其中，文艺复兴之后实证科学的建立，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关键根源，而非西方古代医学的历史传承。
, http://www.100md.com 至于李约瑟的演讲，我们还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递进式的理解：一方面，李的资料，只能证明中国古人很早就在进行免疫方面的努力，而种痘即为一个经验式的总结，这类经验在中医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也是大量存在且实际有效的；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并不必然上升为科学，它也没有实证科学那么精确，所以中医才会处于毒副作用不明、疗效不明的尴尬境地，所以中医才不能将类似种痘的方法体系运用到免疫体系的各个层面。
归结起来，实证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方法正确才能保证结果正确，而中医的结果正确却没有带来方法正确，谁也不知道它下一次结果能否正确，自然就没有推而广之的意义。
这个归结，也可以直接回应《中文》的第三个观点。现代医学当然有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在，科学从来就不会宣称自己是神可以包打天下。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科学体系的完善，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是回过头去关注那些始终无法自证、自圆的古代学说。
同时，传染病在现代的迅速发展，并不能归咎于现代医学，而关键在于传染的途径问题。若甲型H1N1发生在古代，它可能只在墨西哥至多美洲地区传播，不会成为全球性问题，这是范围；而病毒在不同人群、不同动物宿主之间的传播也不会那么迅速从而导致更多的变异，这是程度。
, 百拇医药
至于说到尊重环境、尊重生命，这又属于既不了解现代西学也不了解中医之论。说现代医学不重视环境不同对疾病的影响所以不尊重生命的个体，那么试问北方的萨斯和南方的萨斯是不是用同样的疫苗解决的？此次甲型H1N1，在北京、广东都有收治且治愈，那么现代医学是怎么不尊重他们的生命个体的？只要病毒相同，当然可以采用同一种方法处理，至于因为气候条件、宿主情况等等发生变异，那么治疗方法自然要变，关键不在于外部条件，而是变异是否发生——这就是现代医学和中医在方法上的分野，也是正误之分的关键。《中文》属于典型的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而妄开尊口。
反倒是专辑中中医言论，给了《中文》一记耳光。在《桂枝汤里的春秋》里那个叫张瑞贤的中医就介绍到“当大规模的流行病到来后，中医的操作模式是先要进行小面积的辨证分型，然后选方试药，选出合适的方药后就会大面积推广，而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进行辨证论治”。且不说中医的这个“小面积辩证分型”是否真的就足够成为药物疗效及副作用的实证，倒是“大面积推广”真就是《中文》所说的不尊重环境、不尊重生命个体呢。
, 百拇医药
就在一个月内，各方面的中医已经不看病人只根据远在美洲的病症描述就开出了各自的“猪流感药方”，又有哪个是根据环境、根据生命个体来辩证施治呢？
最后根据《中文》的全部观点做个总结：中医对传染和免疫并不具备有效的高深理论或方法，现代医学的发展也不是什么中西方古文明的结晶而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在尊重环境、尊重生命个体方面现代医学更为保险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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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风寒、风热与感冒
◎ 2009-05-27
在自认为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看来，中医体系无法解释H1N1病毒，因为在中医里，似乎没有传染病与病毒的概念。中医面对的是抽象而非实证，比如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疾病产生与治疗，只有西医才是面对视之可见、触之有物的诊断。特别是对病毒的发现，乃现代医学对生命科学及病理学的一大贡献，它已精细到通过微生物学来深入研究疫情与感染，中医学与如此的西医学相比，能量对比那么的悬殊，又如何可能面对呢？
, 百拇医药
但是，如果我们真冷静下来面对历史，答案可能就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我们从古籍中可以读到，明朝万历进士谢肇淛的笔记《五杂组·人部》中，就已经出现了“传染”一词。这一条记载“闽俗可恨”，说闽人瘟疫一起就请邪神，以香火供奉，“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谢肇淛生于1567年，死于1621年，他祖籍福建，生于浙江钱塘，其生活年代正是瘟疫流行时。1568年，中国境内确实已经有了第一家教会医院，但那是在澳门，西医在内地根本就没有形成传播力。谢肇淛记载中提到的“通圣散”全名“防风通圣散”，其药方在宋以后的医书中都广泛查到，作用便是解毒疏风，调和营卫。
再比如，在明末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十二中，写到京中女子等王生不归，只能与奶妈雇了船下汴京。行到广陵地方，出现了“感冒”一词：“盘缠已尽，那老妈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一病不起。”感冒这个词，感是交感，冒是帽的古字，在中医字意里，“冒”指病者神志不清，也就是“冒昧”。汉末张机的《伤寒论》中就用到了这个冒：“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这里的“家”应该有回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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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最起码可以说，“感冒”其实非外来词，中医对传染的理解与体会，在当时也可能已经深入。而恰是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其实非常肤浅。一种扎根于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医学，曾经由一代代医家发展过，只强调最早的“黄帝内经”，和随后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其实不能简单囊括为中医之全部。
李约瑟先生1980年曾在香港大学演讲《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他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认为，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学科之一——免疫学，实际起源于中国为抵御天花蔓延而发明的种痘。他认为，中国的种痘实践最早可推至公元1000年的北宋，而葛洪在约公元320年时就对天花有了叙述。李约瑟引用的资料，不仅有1700年西印度公司的经商者在通信中对中国民间种痘现状的记录，还有1741年张琐的《种痘新书》与1726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殷宏绪关于“菌力减弱法”的报告，正是这种“菌力减弱”提高了种痘的安全性。李约瑟的观点，种痘法其实正是18世纪20年代经地中海沿岸传入的欧洲，但现在的医学史只留下了Edward Jenner发现没有危险的牛痘疫苗的记载。李约瑟由此这样说：“自从18世纪初以来，每一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西方历史学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以东亚为背景的这方面的重要事情，但是，几乎没有一位熟悉中国文献的学者以揭示其真相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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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约瑟的研究，西方科学史的许多篇章大约都需要改写。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不仅被西方主义者排斥，也不被西方主义影响深重的国人所重视。
在甲型H1N1病毒还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恐慌的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封面专题，无意对中医或西医的诊断方法或实际疗效做比较、判断。我们只想从中医提出问题的角度，来引发对现代防疫问题的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环境，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所以尊重环境、保护环境已经成了全球之共识。但在医学问题上，环境与疾病，即使同样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应，所谓对症下药却往往还是严重被疏忽了的——一种新发现病毒所可能造成的感染，似乎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是一样的结果，由此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付出的是比实际需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这里还不论因商业目的而参杂的策划。而且，不细分患者状态，大量过度使用药物的结果，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回顾人类文明史，细观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实都是东西方共同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西医，肯定是东西方医学智慧的综合；汉唐后的中医，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因素。所以，东西方分割，本身是某种话语霸权操纵的结果。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被东、西方主义所双重束缚，是愚蠢的。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应该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何为生命医学、何为生物医学的问题。因为从物出发，不可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不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就无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来救死扶伤。从这个角度，现代医学所面临的众多疑题也许值得我们去面对真实的历史冷静思考，这才是我们的本意。■,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