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运动”的尴尬
作者：张功耀
1929年3月17日，中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集聚上海总商会大厅，拉出两条横幅，“提倡中医以抵抗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抵抗经济侵略”，表达对国民政府通过的“废止中医案”的抗议。然后，他们浩浩荡荡地走向上海街头游行，派出代表上南京中央政府请愿。这就是所谓的“国医运动”。
中医界发动的这场“国医运动”，其结果令“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十分尴尬。
当时，抗议中医的主角是西医生。这些接受了严格科学训练的医生们，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认真吸取中国自古愚昧的历史教训，发誓要唤起民众，走向科学。这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计划。可是，“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却对它扣了一顶“文化侵略”的帽子。这顶帽子在中医1954年走向神坛以后，一直压迫着我国医学科学的进步。这50多年，是这顶大帽子真正起作用的50多年。在1929年的“国医运动”中，这顶大帽子则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
, 百拇医药
面对中医生的无端指责，西医生拿出来反驳的例子是1910年到1911年在满洲爆发的鼠疫。正是西医生在国家存亡之际，用科学方法成功地抗击了鼠疫，取得了令世人惊骇的成就。可见，国产的西医生是国家的栋梁，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走狗。西医的这种国家栋梁作用，在1931年陕西和山西一带的抗疫斗争中，在1935年的克山病调查中，以及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多次得到体现。如果没有西医，尤其是没有国际医疗队的援助，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更惨烈，中国军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的保证也必将毫无疑问地更加困难。
这个口号失败以后，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医生是否真的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及，他们有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发起“国医运动”的中医生，曾打算利用当时国内的“国货运动”来唤起国内人民的同情。
在我国，自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就滋生了一种“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情结。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封建主义的统治。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不过，工业文明毕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一种文明形式。人口多，底子薄，国民素质低下，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依然处在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于是，中国人应该买中国货，以支撑中国脆弱的经济，就成了国民体现爱国心的标志。“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充分利用了这个国民情绪，试图发起对西医西药的抵抗。尽管中国人爱国爱得有些盲目，但是，“爱国”的名份人人都想争取。于是，在医药领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口号，很快便得到了全国总商会，国货维持会，全国药业联合会的响应。这些机构联合起来发出颇具煽动性的呼吁说，如果废止中医，中国的医药市场就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控制，国家的贸易赤字就要飙升，中国的经济就要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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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这个口号就陷入了尴尬。
首先，达官贵人自己就信洋医不信中医。那个时候，看洋医，吃洋药，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全国总商会，国货维持会，全国药业联合会里边的官僚们，一边号召大家把西医西药当“洋货”来抵制，一边又总得要彰显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常选择洋医洋药。官僚们自己不能带头抵制洋货，普通老百姓当然也就对这样的口号将信将疑了。
其次，“中药”并非全是国货。中国人仇视美帝国主义，可是西洋参正好就来自美国；中国人仇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东洋参正好就来自日本；中国境内根本就没有犀牛，可是中国每年却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犀牛角。当时的中国，西医西药的国际贸易并不多。西药的进口额比“中药”还少100多万美元。于是，废医派人士起来质疑：什么是“中药”？难道进口的西洋参、东洋参、高丽参、犀牛角，也是“中药”？进口的“中药”比进口的“西药”还多100多万美元，废止中医怎么会引起更大的国际贸易赤字呢？
最后，所谓的“西药”也未必非得从国外进口。在当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制药厂生产“西药”。这些在国内生产的“西药”，只会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状况，而不会拖国家经济的后腿。“中药”非进口不可，“西药”却可以在国内生产。究竟谁在增加国家财政困难，岂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
于是，人们终于发现，所谓的“国医运动”，其实就是中医生在“爱国”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发动的一场试图掩盖一己的私利的运动，没有别的意义!于是，“国医运动”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尴尬。, 百拇医药
1929年3月17日，中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集聚上海总商会大厅，拉出两条横幅，“提倡中医以抵抗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抵抗经济侵略”，表达对国民政府通过的“废止中医案”的抗议。然后，他们浩浩荡荡地走向上海街头游行，派出代表上南京中央政府请愿。这就是所谓的“国医运动”。
中医界发动的这场“国医运动”，其结果令“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十分尴尬。
当时，抗议中医的主角是西医生。这些接受了严格科学训练的医生们，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认真吸取中国自古愚昧的历史教训，发誓要唤起民众，走向科学。这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计划。可是，“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却对它扣了一顶“文化侵略”的帽子。这顶帽子在中医1954年走向神坛以后，一直压迫着我国医学科学的进步。这50多年，是这顶大帽子真正起作用的50多年。在1929年的“国医运动”中，这顶大帽子则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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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医生的无端指责，西医生拿出来反驳的例子是1910年到1911年在满洲爆发的鼠疫。正是西医生在国家存亡之际，用科学方法成功地抗击了鼠疫，取得了令世人惊骇的成就。可见，国产的西医生是国家的栋梁，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走狗。西医的这种国家栋梁作用，在1931年陕西和山西一带的抗疫斗争中，在1935年的克山病调查中，以及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多次得到体现。如果没有西医，尤其是没有国际医疗队的援助，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更惨烈，中国军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的保证也必将毫无疑问地更加困难。
这个口号失败以后，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医生是否真的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及，他们有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发起“国医运动”的中医生，曾打算利用当时国内的“国货运动”来唤起国内人民的同情。
在我国，自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就滋生了一种“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情结。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封建主义的统治。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不过，工业文明毕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一种文明形式。人口多，底子薄，国民素质低下，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依然处在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于是，中国人应该买中国货，以支撑中国脆弱的经济，就成了国民体现爱国心的标志。“国医运动”的发起人充分利用了这个国民情绪，试图发起对西医西药的抵抗。尽管中国人爱国爱得有些盲目，但是，“爱国”的名份人人都想争取。于是，在医药领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口号，很快便得到了全国总商会，国货维持会，全国药业联合会的响应。这些机构联合起来发出颇具煽动性的呼吁说，如果废止中医，中国的医药市场就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控制，国家的贸易赤字就要飙升，中国的经济就要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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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这个口号就陷入了尴尬。
首先，达官贵人自己就信洋医不信中医。那个时候，看洋医，吃洋药，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全国总商会，国货维持会，全国药业联合会里边的官僚们，一边号召大家把西医西药当“洋货”来抵制，一边又总得要彰显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常选择洋医洋药。官僚们自己不能带头抵制洋货，普通老百姓当然也就对这样的口号将信将疑了。
其次，“中药”并非全是国货。中国人仇视美帝国主义，可是西洋参正好就来自美国；中国人仇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东洋参正好就来自日本；中国境内根本就没有犀牛，可是中国每年却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犀牛角。当时的中国，西医西药的国际贸易并不多。西药的进口额比“中药”还少100多万美元。于是，废医派人士起来质疑：什么是“中药”？难道进口的西洋参、东洋参、高丽参、犀牛角，也是“中药”？进口的“中药”比进口的“西药”还多100多万美元，废止中医怎么会引起更大的国际贸易赤字呢？
最后，所谓的“西药”也未必非得从国外进口。在当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制药厂生产“西药”。这些在国内生产的“西药”，只会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状况，而不会拖国家经济的后腿。“中药”非进口不可，“西药”却可以在国内生产。究竟谁在增加国家财政困难，岂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
于是，人们终于发现，所谓的“国医运动”，其实就是中医生在“爱国”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发动的一场试图掩盖一己的私利的运动，没有别的意义!于是，“国医运动”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尴尬。, 百拇医药